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时代需求、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

作者简介：杨莹（1981—），博士，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吴伟伟（1978—），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

基金项目：深圳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创新驱动视阈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及对策”（编号：dwzz21005）；2022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面向数字经济的广东省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机制研究”（编号：2022GXJK586）

摘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职业岗位和人才知识技能结构的变革，对培养学生数字技术技能、数字应用技能、数字意识技能等数字素养产生了时代需求。以服务社会产业发展为核心职能的高职院校，肩负着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字素养培育重任，但却面临着“政校企社”协同育人不足、产教融合不深不实，数字技术与高职教育融合深度不够的现实困境。基于时代需求和现实困境，高职院校可通过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数字素养教育生态，践行“适需服务”的产教融合，以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推动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过程创新变革等路径，实现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素养；高职教育；教育生态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05-0061-09

当今社会发展已经全面步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并促使劳动力市场不断向以数字技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职业领域拓展。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显示，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4.49亿。数字技能成为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必备技能，数字素养也成为数字化社会公民生存的基本能力。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也指出，要“加强数字技能培训，普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学生数字素养是全民数字素养普及的基础，学生数字素养的提升将对未来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产生深远的影响，培育学生的数字素养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选择。

以服务社会产业发展为核心职能的高职院校，肩负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重任。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不仅需要具备跨界性、整体性、衔接性和长程性的特征，还需要融入数字化思维的主体性、协同性、创造性和构想性等特性 [1]。这要求高职院校从开放、系统、协同和动态的视角对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进行全面审视，发现并突破现实中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挖掘有效路径更好地满足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时代需求。本文在约拉姆·阿尔卡莱（Eshet-Alkalai's）和范拉尔（Van Laar）等人提出的数字素养概念基础上，以数字经济时代对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时代需求为出发点，分析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进而明确其实现路径，以期对切实增强高职教育的数字经济适应性和推进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2]。

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时代需求

数字素养是数字化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中使用数字技术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数字素养要求高职学生既要具备使用数字资源工具的能力，又要能够实施进入数字社会学习系统或实践系统的数字应用行为，同时具备数字身份的认知和情感技能[3]。数字经济对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技术能力、实践能力、意识能力多层次、多维度的需求，进一步要求高职院校从技术、认知和社会文化的融合视角重新审视适应时代需求的学生数字素养需求框架，建立起数字素养构成要素到教育目标体系的映射，为高职院校培育学生的综合数字素养提供指向。

（一）数字技术技能需求

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各行各业将数字技术纳入运营的步伐加大。华星光电在高度数字化的生产线上，导入了国内面板业缺陷判别的首例人工智能项目——ADC项目（Auto Defect Classification，自动缺陷分类），在质检流程的图片检测环节缩减了50%的人力。这一发展趋势对学生熟练掌握数字收集、数据分析和处理等工具的技术素养产生了广泛需求，对培育学生数字技术技能提出了要求。

数字技术技能属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技术层级，是学生了解、理解、获取和利用数字技术及数字资源的“技术—程序型”能力。数字技术技能包括操作技能和信息技能，是数字素养培育的初阶目标。数字技术技能要求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和操作通用数字软件和设备，以及熟练获取、分析和应用信息和数据的能力。数字技术技能培育能让高职学生在复杂的数字环境中及时获取数字资源，进而在数字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二）数字应用技能需求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内，数字技术的引入将淘汰2 600万个文书、记录保存等行政工作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金融科技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供给将增长35%。可见，数字技术对工作岗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机交互的数字环境、扁平化的组织管理方式及团队合作的分工方式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并推动着岗位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变革。数字经济要求学生在掌握特定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形成数字应用技能。

数字应用技能属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实践层级，是学生将数字资源整合成相关有效知识或是构建新知识，借助数字资源和技术与他人协作并建设性解决问题和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数字应用技能包含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沟通、协作、创新、批判和解决问题等数字素质，是数字素养培育的中阶目标。数字应用技能要求培养学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特定工作内容所具备的分享合作意愿、对信息质量的批判性态度和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字应用技能培育能够使得高职学生具备数字思维能力，提出数字化解决方案并创造性解决问题，提升高职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中的实践效果。

（三）数字意识技能需求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迭代速度的加快导致高职学生需要在具备通识性及跨领域性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生活和工作需求的变化借助数字技术明确自身发展目标、持续学习并适应环境变化。这对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识别专业和个人领域学习机会的信息管理责任意识，持续学习并获得能力提升的自我指导和终身学习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生数字意识技能的培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

数字意识技能属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意识层级，是数字环境下学生基于特定的目标规划，自觉、积极地参与数字化学习，并能够正确理解、评估和使用数字资源的态度和意识。数字意识技能包含责任意识、文化意识、灵活性、自我指导和终身学习等数字素质，是数字素养培育的高阶目标。数字意识技能要求培养学生数字技能应用的思维和积极适应数字社会的认知。数字意识技能培育能够使高职学生在获得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基础上，保持主体性自觉，形成独立意识，并进一步提升意识追求能力。

二、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

高职学生的数字素养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对学生数字技术技能、数字应用技能、数字意识技能的培育要求，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协作推进。然而，现实中“政校企社”协同育人不足、产教合而不融及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缺乏深度耦合等问题，制约着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有效培育。

（一）协同育人不足，学生终身发展的数字素养培育生态构建不完善

兼容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实现高度统一的价值理性是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最终目标，这必然会涉及数字技术本身及与其联结的多元育人主体之间的融合[4]。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体系中还没有充分重视社会参与，多元育人主体间也缺乏紧密的联结互动，导致各育人主体功能发挥的受限，成为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可持续发展的掣肘。

1.社会参与未被充分重视，影响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完整性

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具有阶段性和终身性的特点，需要对教学目标、实践目标和发展目标进行整体设计，并实现学生在高职院校、企业、社会的接续培养，完成整个人才培养链的价值传递、增值和最大化。因此，高职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高职院校、企业和政府的参与，还需要发挥社会的独特作用[5]。目前，社会对高职院校培养的数字人才的岗位适应性、综合素质能力的评价和反馈未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高职院校教育数字化改革质量、政府制度设计，以及政策有效性、校企合作情况的评估和监督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影响了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监督、评价、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的形成，制约了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不利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质量的提升。

2.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的协作不足，制约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学生的数字素养培育愈加依靠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目前，高职学生的数字素养培育主要依赖高职院校的课堂教育。在此过程中，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的责权利没有协调充分，政府参与学生数字素养培养的回报不明确，高职院校的社会支持不足，社会从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养中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未充分展现。这导致高职数字素养培育主体间的合作存在隔阂，积极性不高，内在动力不足，而且育人主体角色错位、缺位，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时常发生。总体来看，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格局尚未形成，无法形成协同耦合的培育合力，不利于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教合而不融，学生数字应用技能培育的资源与场景缺失

数字技术的渗透产生了新产业发展、就业形势和个人发展需求的动态变化，推动教育沿着满足需求的路向发展，需求驱动的教育范式成为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目前，高职院校和企业各自利益的保障不足，双方利益诉求不匹配，产教融合只是停留在实习实训的合作层面上，企业深入参与数字人才培养的行动力、持久力均不足，工作岗位的数字实践内容尚未有效转化到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中，专业理论教学缺乏丰富的数字实践素材作支撑[6]。产教合而不融、校企合作不深不实成为制约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另一关键。

1.企业动力不足，学生岗位实践能力培育的企业素材不充分

囿于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利益兼顾不够、信息不对称、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企业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一是师生对“产业+数字技术”的理解不深刻，对数字时代岗位职业能力的变化和要求的把握不足，将数字职业实际需求融入数字技能教学内容的转化不足，导致对学生岗位实践能力培育的支撑不足；二是企业实践案例没有充分转化为教学内容，面向实训教学的数字应用技能培育的教学资源不足，限制了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对接，不能有效支撑学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企业实际工作处理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育。

2.校企人才培养长效合作机制缺失，阻碍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应用能力培育

数字时代岗位的快速更迭，需要校企形成长效稳固的合作关系推动教育链和产业链的紧密对接。目前，校企合作的利益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制约了校企合作的深度、持续度和有效度。一是校企合作“校热企冷”，导致“理实融合”的教学资源、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跟不上就业岗位的变迁，制约了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数字技能、数字素养的培育。二是校企合作模式多停留在“偶发性的单点次合作模式”上，合作具有自发式、偶然性、单一性和持续性不足的问题。如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多是以接收实习生来解决短期劳动力需求缺口问题，尚未形成全面持续的合作模式，不利于对学生数字素养的接续培养。

（三）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缺乏深度耦合，学生数字化专业技能培育乏力

数字技术所导致的海量信息和知识链的快速扩充，为高职学生提供了无边界的学习场，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赋能就成为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形成的基础[7]。然而，现阶段数字技术与高职教育教学仅是简单叠加，没有实现深度嵌入和耦合，成为制约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瓶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