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构建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摘要：为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的双重提升，高职院校开始了跨专业组织构建的组织革新探索。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构建是高职院校响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关切，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发展，提升高职院校创新能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由于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存在的产教融合不深、科教融汇不畅及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不完善等问题，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面临一定的困境。为此，高职院校需要精准目标定位，协同产教研多元主体，形成稳定的跨专业合作机制;优化内部治理，化解条块化制度束缚，营造良性的跨专业文化氛围;个人成长赋能，提升教师跨学科教研能力，促成跨专业合作成果落地。

关键词：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10-0059-06

随着学科交叉和产业技术融合的加快，生产方式的协作性、关联性和交互性愈发明显，高职院校面临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的双重挑战。为此，以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为使命的高职院校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等方式，开始了跨专业组织构建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示范性的成效。然而，作为高职院校一种创新的组织形式，跨专业组织发展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只有通过理性的审视和全面的分析，方能探明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的问题症结及着力之处，才能为推动跨专业组织走深、走实提供策略方案，从而确保高职院校整体育人效能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双向提升与高质量发展。

一、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构建的逻辑理路

当今世界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及知识图景发生的深刻变化，必然促使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的高职院校采取“有意识”的行动：立足于自身优势专业，通过协调和整合学校内外各种人才、信息、资源、技术等要素，跨界、跨专业构建一个优势互补、集约化的知识创新组织，即跨专业组织[1]。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建设是高职院校响应社会发展新需求，跨越学科边界整合资源，推动知识的横向流动与纵向深化，提升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和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一）价值逻辑：响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关切的需要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开展，各国科技竞争越发激烈。为加快国家创新发展，推动我国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组织国内高校先后实施了“十二五”“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开展了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行动”等一批重大行动，极大提升了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及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成效，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依然突出，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此，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强化有组织科研，更好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不只是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有组织科研。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品质生活的需要。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是强化有组织科研的内在要求。高职院校构建跨专业组织就是响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重要关切，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部署和战略举措。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行动方案要求对社会需求和研究目标做出精准预测与诊断，在此基础上将自上而下的议程设定和方向指引与自下而上的自由探索有效结合，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创新。

（二）理论逻辑：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发展的需要

当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跳跃式发展伴随人类面临的复杂科技与经济社会问题，强烈冲击了大学的学科制度结构和传统的知识生产程序。政府实验室、企业、咨询公司等机构陆续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大学的知识垄断地位被逐步消解。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据此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理论。该理论将大学以特定学科为基础，以学科领域内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归纳为“模式1”，当知识生产开始走出“象牙塔”，知识创新逐渐从大学蔓延出来，在资本的拥簇下，知识生产模式就会从传统的“模式1”向一种新的被定义为“模式2”的方向转变[2]。与模式1相比，模式2中知识是以具体应用问题的解决为导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诸多应用科学分化构成新的知识生产情境，由此催生了知识生产主体和知识场域的发展变化：知识生产主体由来自不同领域、达成共识的跨学科研究团队组成，成员构成更加多元，组织结构形式更为灵活。进入21世纪，为进一步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等人在迈克尔·吉本斯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模式3以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或自下而上的创业赋权方式，将政府、高校、企业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纳入创新共同体，并组建出一个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构成、以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为支撑的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3]。可以说，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内在的知识生产诉求和外在利益主体交互影响耦合的结果。一方面，从知识生产的内在诉求看，无论在何种知识生产模式中，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大学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高职院校（包括职业本科院校）是以知识生产的应用研究为主旨，在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发挥主阵地的作用。另一方面，知识生产的外在相关利益主体也提出新的诉求。具体来看，随着技术进步，政府对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与知识创新有着迫切需求，社会对具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企业对技术型知识的争夺成为维持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的关键，由此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功能必须加快向科研与社会服务领域拓展，其知识生产不再约束在同质知识体系内，而是呈现跨界、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的异质特点。

（三）实践逻辑：提升高职院校创新能力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努力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既是教育国际化和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高职教育提升办学能力、聚焦内涵发展、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的战略举措。

一方面，随着技术快速进步及职业院校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不断完善高职院校技术研发能力，服务中小企业技术集成和工艺改进成为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职能。而构建跨专业组织等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是架起技术信息交流与技术知识生产的桥梁。通过联结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以共享机制与专业技术团队为核心，搭建产学研创多组织合作创新网络，推动高职院校教研团队的专业化发展并促进特定领域技术技能知识积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必须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聚焦中小企业生产流程中技术集成与工艺改进所面临的技术难题，积极搭建工程研究中心等跨专业组织平台，开展引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与技术转化等立地式研发活动，从而成为生产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黏合剂和催化剂，促进其技术技能积累能力的加速形成。

另一方面，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向纵深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深刻改变着工作世界样貌。技术变革必然导致工作性质的变化，从而对各类人才具备的知识与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模式逐渐向工作过程去分工化、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及服务与生产一体化转变[4]。技术创新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及产业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均要求高职院校充分发挥跨专业组织创新平台优势，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积极将研发过程转化为新型教学模式，把研发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使服务过程产生的新知识、新技术应用于专业课堂教学，以科技研发反哺教学，推动职业院校基本能力建设和专业发展，以跨专业组织创新平台建设带动高职院校技术技能积累能力提升，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优质技术创新服务供给，增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以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构建的现实困境

跨专业组织已是高职院校推动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高职院校在推动跨专业组织建设方面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从宏观方面来讲，这些问题是社会大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从职业教育角度判断，这些问题与职业教育领域一直存在的产教融合不够深入、科教融汇不够畅通及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不完善等问题有莫大的关系。

（一）产教融合不深导致的跨专业组织服务社会功能难以发挥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高职院校要能响应产业升级要求，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必须着力推动产教融合深度实践。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开展有效的跨界合作和高质量发展的可能。

第一，产教融合不深导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跨专业组织难以准确聚焦社会实际需求中的“真问题”开展研究。从跨专业组织的主要功能定位出发，跨专业组织可为行业企业提供技术升级、流程改造方面的定制化方案和服务。由于缺乏有效的产教对接机制，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在设立研究方向和确定项目主题时，往往难以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实际问题，无法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研究议程。部分学校盲目追求与知名企业、大型企业的合作，而忽视一些与高职院校有强烈合作意愿的中小企业，导致校企双方的合作需求不对等。在此情形下，即便已经展开合作，企业对高职院校的支持也是更多地停留在名义上或短期项目合作层面，很少深度参与到真实科研项目、课程开发或实训平台建设中。这就限制了跨专业组织获取真实生产数据、案例及最新技术动态的机会，也就无法围绕产业“真问题”展开系统性、实战化的研究，难以触及企业技术升级中真正的痛点和难点，导致服务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服务效果不尽如人意。

第二，产教融合不深入还表现在校企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合力。跨专业组织的社会服务项目往往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多方资源的协同配合。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长效的合作机制和利益共享模式，校企合作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深度融合。一方面，高职院校内部不同专业之间存在壁垒，没有建立有效的跨学科整合机制，专业教师甚少有意愿踏出自己的学科“边界”，也就难以形成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特别对于公办学校而言，由于组织内部绩效工资制度等问题的约束，参与校企合作的教师很难从中获得经济回报[5];另一方面，企业出于成本控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加上对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疑虑，对于深度参与教育过程持谨慎态度，不愿开放核心技术和真实项目，这进一步加剧了合作的浅层化[6]。从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的经费来源也可以说明，即其资助主要集中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源对科技投入的积极性不高。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社会服务项目的实施效率和效果自然受到影响。

第三，产教融合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跨专业组织社会服务功能的持续发挥。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是确保社会服务项目连续性、有效性的基础。当前，许多产教融合项目呈现“一次性合作”或“项目制合作”的特点，缺乏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这种短期行为模式使得校企双方难以建立基于信任和共赢的长期伙伴关系，一旦项目结束，合作往往随之终止，难以积累经验、优化模式、深化合作。此外，政策支持的不确定性、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也是影响稳定合作的重要因素，缺乏对深度产教融合的持续激励和保障，使得双方缺乏深化合作的动力。

（二）科教融汇不畅引致的跨专业组织育人效能难以提升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科教融汇就是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将科学研究、科学技术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行系统性融合，促进教育链与创新链对接，实现科教协同创新，促进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然而，当前职业教育推进科教融汇仍存在诸多困难，对高职院校跨专业组织发展形成较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