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教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与优化策略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新形势对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新要求。以国际议程设置机制为理论基础，对中国职教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部分议题缺乏公共性，尚未形成多层次传播矩阵，而且长期性共识成果较为缺乏。为了提升传播效果，应该在议题设计上兼顾中国特色和受众需求，构建立体式传播联盟，并努力达成更多的长期性共识成果。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文化；国际传播；国际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6-0035-06

作者简介：陈晨（1997—），女，硕士，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及教育法；施依宏（1997—），女，硕士，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与文化。

一、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传播与国际议程设置机制

（一）国际传播视角下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内涵

目前已经有学者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大部分学者遵循顾明远提出的文化分析一般框架，即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三方面对职业教育文化进行描述和分析[1]。肖凤翔首次从对外传播视角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提出国际化语境下中国职教故事的概念，认为职教故事是职业教育文化的表达形式与传播载体的集合物[2]。

根据学界对职业教育文化的界定，职业教育文化包括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理念文化包括职业教育的观念、精神、使命和范式[3]；制度文化包括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安排和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物质文化包括文化的物质形态、物质载体，如办学场地、设施设备。

（二）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需求

一是配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止到2022年7月，中国已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4]。“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新形势对职业教育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新要求。《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职业教育要“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要求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职教文化输出能够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营造共识、畅通道路。同时，中国职教文化传播也有利于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需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该国认知的结合，良好的国家形象意味着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文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以合作交流、对话沟通的姿态向别国提供职业教育领域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塑造中国“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较量逐步让位于文化与文明的软实力较量[5]。相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经济政治地位而言，中华文化目前在全球的影响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6]。职业教育文化属于文化的细分领域，推广中国的职教成果，为世界职业教育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理论，能够增进了解、生发认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中国职业教育文化能够在交流碰撞中自我完善。在文化传播进程中，基于各国经济社会背景差异，必然出现不同国家职教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个过程不仅是发扬中国职教文化的过程，也是吸收他国优秀职教经验、完善本国职教话语体系的过程。另一方面，职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职教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从全球视野审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并进一步筛选、提炼、形成中国职教特色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筛选凝练具有本土特色、受众接受度高的职教文化，并根据传播效果进行调整，最终形成职业教育品牌。

（三）中国职教文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机制

本文选择国际议程设置机制作为理论框架。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一种传播学理论，核心内容是大众传播所突出报道的议题会成为受众重点关注的对象[7]，这种理论后被政治学吸收，形成了国际议程设置理论。国内学者韦宗友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初步分析框架。他认为，国际议程设置是相关主体将其关注或重视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获得优先关注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了议题设计、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寻找“切入点”、最终进入议程四个阶段[8]。

在第一阶段，议题设计包括议题选择与界定，需要选择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议题，或者设法将某一项议题界定为具有公共属性的议题。所谓议题的“公共产品”属性，是指议题既与主体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阶段主要是拓展议题的利益相关方，将潜在支持者或盟友最大化。这种利益动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比如将一个地方性议题界定为具有体系重要性或政治伦理重要性的议题。第三阶段的关键是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此时，国际传媒主要为议题进入国际议程提供必要的舆论压力或环境，而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会议是正式设置国际议程的途径。要根据议题的内容选择或创造“切入点”作为发声平台，从而设置新的国际议程。第四阶段的关键是营造声势，通过国家与专家、团体、国际传媒等之间的广泛结盟，形成立体式联盟网络，最终推动一项议题被列入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议程。

国际议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将一项议题设置为国际议程，进而使得该议程在国际上获得优先关注。这与职教文化对外传播的需求相吻合。在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职教文化传播的国际议程设置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议题设计，包括议题选择和议题界定。在文化传播领域，一项议题想要具备“公共产品”属性，不仅要输出本国文化，更需要考虑到传播对象的历史和社会需求。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在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支撑性作用，同时，其与产业的高结合度使其具备了强通用性。这就使得职业教育这一议题天然带有“公共产品”属性，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第二阶段是议题切入。这一阶段需要根据议题的内容选择或创造“切入点”作为发声平台，综合利用各种平台的优势，从而设置新的国际议程。国际传媒与政府机构、科研机构、民间团体、舆论领袖等广泛结盟，为议题进入国际议程提供必要的舆论压力或环境，使议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会议，是正式设置国际议程的途径，通过这种具有官方性质的平台发声，能够使议程得到有关方面的认真对待。比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部门举办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圆桌会议就为德国在国际上传播自身教育话语提供了便利[9]。

第三阶段是达成共识和议程进入。某项职业教育议题被列入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的议程，并且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的相关机构针对该议题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作成果，如开展实质性合作项目，签订共识性文件，共研职业教育规则、标准等，则说明成功设置了国际议程。

二、中国职教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可从议题内容、切入点和共识成果三个维度研究中国职教文化的传播现状。

（一）议题内容

1.非正式平台

本文将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会议作为设置国际议程的正式平台。除正式平台外，国际传媒、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属于设置国际议程的非正式平台。在针对非正式平台的调研中，选择Google作为搜索引擎，通过设置关键词“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TVET in China”，收集了2021年9月4日至2022年9月3日之间共570条新闻报道，剔除无关主题、同类报道等不符合样本标准的信息后，最终筛选出56条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报道。

报道所涉议题可以分为六类，按照占比大小依次排序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占41%）、职业教育政策（占23%）、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占18%）、职业教育功能（占9%）、职业教育重要会议及赛事（占7%）、职业教育某一专业发展情况（占2%）。可见，中国职业教育对外传播的议题具有多元性，涉及职业教育的各个方面。由中国承办的重要会议赛事，如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道等议题，虽然占比较小，但也已经引起国际媒体的报道和关注。

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职教领域的法律政策、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是最主要的传播议题。对这些议题所涉及的内容进行细化分析，发现在国际合作议题下，报道内容主要涉及中巴合作、中非合作和中马合作，其中以中巴合作为议题的报道数量最多且均为正面报道，体现了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职教合作的同时，也塑造了积极主动、乐于助人的国家形象。在职教政策议题下，报道内容主要包括对某项具体制度安排（如新职教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见、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等）以及对职业教育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的描述。80%报道属于篇幅在1000字以下的中短篇报道，以简单介绍政策的内容和影响为主，仅有少数报道对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政策解决力进行了深度解读。在发展现状主题下，议题主要包括职业教育近年发展情况、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转型、职业教育质量等。

2.正式平台

对于国际组织而言，议题内容需要结合其成立宗旨、性质定位及所开展的项目内容进行分析。对于国际会议而言，议题内容往往与会议主题有较高关联度。根据上述方法对各类平台的议题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正式平台以职教合作、信息交流、成果分享为主要议题，除主要议题外，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的民生功能、职业院校发展、国际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这几项议题已经引起正式平台的关注。

（二）切入点

1.非正式平台

针对报道的消息来源进行分析，绝大部分报道属于媒体自发稿，专家、机构供稿占比不到1/5，可见非正式平台中，相较于专家和科研机构，国际媒体在职教文化的传播和舆论环境营造上发挥着主要作用。报道倾向能够体现国际媒体关于中国职业教育这一主题的价值判断和态度立场，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职业教育总体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2.正式平台

目前，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传播的正式平台主要有以下三类：

（1）国际多边合作框架下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这类组织依托现存的国际合作框架，旨在解决世界职业教育或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共性问题，提供了进行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的切入点。一是联合国。职业院校为申请主体，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或同意设立的职教中心或专业教席，如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计划亚非研究与培训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教席，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设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教中心在华联系中心等。二是上合组织。上合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明确提出要“优化职业教育培训”，并举行了以促进上合国家职教主体开展职教领域交流合作为主题的上合组织青年职业教育研讨会，成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产教联盟，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职业培训、贸易促进、科技创新等工作。三是亚太经合组织。开展亚太经合组织职业技术教育需求与供给研讨会，围绕政策前沿、院校实践、解决职业教育供需不平衡的经验分享等主题开展研讨。四是金砖国家。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上提出的倡议，成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打造金砖国家间职业教育信息互通、经验共享和项目合作的多边平台。五是“一带一路”。自2018年开始主办“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成立“一带一路”职教联盟，在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等方面打造职业教育共同体，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东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我国与东盟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形成了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成果。依托交流周平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成立，打造了升级版的中国-东盟双多边职业教育合作平台。面向非洲地区，启动“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合作成立“中非职教合作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