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的研发路径探析

摘要：“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是“讲好中国职教故事”的重要载体。目前，大多数汉语文化类教材和职业技能类教材难以满足文化传播的需求，且时代性和数字化程度不足，难以成为“中国职教故事”的载体和支撑。为解决这一问题，从“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的特殊性角度出发进行教材定位，明确该类教材的开发依据和开发原则；从现实性和时代性角度出发分析该类教材的研发路径，包括构建理念、确立目标体系、设计内容、打造话语体系和开发配套资源等。

关键词：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讲好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6-0041-06

作者简介：孙雨桐（1990—），女，博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教育与职业教育国际化融合研究、“汉语+职业教育”研究。

项目基金：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度国际中文教育创新项目“‘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研发与教学资源建设”（项目编号：21YH039CX5）

一、“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研发的必要性

（一）“讲好中国职教故事”需要中文文化类教材的开发

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是现实的选择。职教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造中国职教话语体系、打造中国职教留学品牌、塑造中国职教国际形象的关键。“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是讲述中国职教故事的重要载体，有助于促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强话语权、深认可力和高美誉度的生成，有助于中国职教国际化发展，实现中国职教“走出去”的目标。

以往的汉语文化类教材，以客观的介绍性内容为主，缺乏故事性。这类教材难以引发情感共鸣，更难以形成中国职教故事的话语场域。故事才是最适合人类心智的信息形式，也是终极“信息技术”，故事化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力的形式[1]。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的开发需要采用“故事视角”，提升教材内容的故事性，以潜移默化的张力打造全球共属意义空间，协同遏制霸权、规避风险、消弭壁垒、诉诸理性、谋求共识，实现互信、认同、共情与互鉴[2]。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当前，我国面临着“中国故事很精彩，中国话语很贫乏”的尴尬现实。汉语文化类教材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但以往的教材并没有着力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话语体系。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在内容上以中国职教故事为蓝本，在语言运用上以打造中国职教话语系统为目标，为中国职教文化与精神在全球的传播提供语义域及话语范畴系统。

（二）“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亟待开发

一方面，“中文+职业技能”专门用途教材短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和“一带一路”建设在沿线各国的深入发展，单纯的通用汉语教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2018年以来，“中文+职业技能”教学项目得到广泛开展，但目前具有针对性的专用型教材匮乏[3]，尤其缺少专门性的文化类教材。通用型文化教材难以满足“汉语+职业技能”学习者的汉语学习需求，文化教学内容也难以凸显专业特色。因此，专门用途文化教材的开发问题亟待解决。“中文+”针对性教材的匮乏，也限制了“中文+”项目的发展。

另一方面，“汉语+职业技能”专门用途教材的配套产品开发不足。目前，大部分教材仍然停留在单一的纸质形式，教材的配套教学资源建构不足，没有提供一体化的教学解决方案，缺乏立体性。教材急需从单一的语言范本转变为立体的教学资源，实现“课本”向“资源”的转变[4]。

（三）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中文文化类教材的开发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行的汉语教材在语言文化方面、语言资源及网络服务平台方面、教材针对性方面，都与这些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需求相距甚远[5]。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亟需“中文+职业技能”类文化教材提供语言、文化方面的保障。此外，“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是培养国际职业人才的重要资源与载体，是构筑有效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彰显着国家的语言能力与传播能力[6]。因此，该类教材在服务“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等战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的研发，有助于培养兼具汉语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有助于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有助于以语言交流为纽带，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构建多元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为汉语国际教育和职教国际化提供基石和保障，提高汉语教学对于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实现跨学科知识整合，推动汉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使得孔子学院模式与鲁班工坊模式融合，有利于打造凸显中国职业教育优势、弘扬中国工匠精神的“中文+职业技能”留学品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塑造更加鲜明立体的角色，打造具有更高辨识度的“中国教育模式”。

二、“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的定位

文化教材服务于文化教学，具有独立性[7]及独特性。文化教材不同于语言类教材和中国概况教材。语言类教材以汉语要素类知识为主要内容，融入文化类因素，文化教学并不是其核心教学目标。中国概况类教材以通识类知识为主要内容，目的是让留学生系统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教材不会聚焦于某一文化领域。文化教材则是以某个文化领域为核心，主要教学目标是使留学生深入掌握该领域的文化知识。因此，将“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定位为以中国职业技术文化类内容为核心，融入汉语要素以及中华文化要素的文化教材，通过文化元素与中国故事的选择、呈现与阐释，传播中国职业技术精神文化，塑造中国职教文化品牌。

目前，文化类教材普遍存在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文化的认知度不高；第二，缺乏跨文化意识；第三，低估了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第四，不了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8]。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需要定位于挖掘“中文+职业技能”文化内涵、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正确认识学习者认知水平、充分考虑学习者需求。

就文化内涵来说，“中文+职业技能”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精神文化、科技理念、产业文化、职业素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中国工匠精神、对中国职教品牌的认可、“知华友华爱华”态度情感、全球素养等。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的基础和指导，中华精神文化是精神内核，产业文化是特性所在[9]，“知华友华爱华”态度情感是核心目标。

就跨文化交际问题来说，“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者为适用对象，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可能存在的跨文化交际障碍问题，充分尊重其文化的理念、观念，重视接受者的文化主体意识，增加国别特性，强调多元化与包容性，同时树立中国价值观，传播中国职教理念，构建核心内涵体系，在立足国际的同时，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

就学习者认知水平与需求来说，“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以中国职业技术文化为主要内容，具有一定的内容深度及语言难度。因此，该文化教材要求学习者具有高级汉语水平，以及一定的职业技术专业知识。

此外，“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需要注重学习者需求因素。一方面，教材编写要考虑学习者群体共同的需求，即要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者了解中国技术、中国职教文化的需求。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既要展现中国技术的最新发展，展示中国职教精神风貌，又要体现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职业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彰显中国职教的国际视野，以及中国的大国风范；另一方面，“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需要考虑学习者个体因素。因此，教材需要提供与留学生专业背景、职业规划、生活背景密切相关的内容，尤其需要与留学生在汉语课堂以及职业技术课堂所学习到的知识相呼应，以技术学习促进文化渗透，以文化教育引导技能提升。

三、“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研发的依据及原则

（一）教材研发的依据

教材开发需要紧扣各种标准，做到有据可循。“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涉及汉语（包括中华文化）和职业技术两个方面的内容。汉语类内容主要依据《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10]《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11]及《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12]；职业技术类内容主要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二十条）、《关于组织开展“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等。

（二）教材研发的原则

1.时效性与针对性原则

目前，诸多文化类教材内容和形式过时，研发动态性不足，缺少实时修订，编写理念缺乏新意，结构陈旧，内容和形式都很过时。这种教材时效性不足，难以体现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语言现实，无法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学习需求，无法全面展现现代中国的精神风貌与社会生活。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要具有时效性原则，紧跟时代潮流，展现现代中国的精神风貌与职教风貌，体现新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经贸、职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新关系。

文化类教材普遍存在适用对象定位模糊的问题[13]，既缺少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域化、国别化特色，又缺少针对职业技术专业的针对性，缺少职教特色，难以让学生深入感受中国工匠精神以及中国职教的文化内涵。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需要获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学习者较为全面的信息，提高学习者的针对性，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符合实际、现实可行的教材后，还要根据教材的使用反馈及时进行修订和升级。

2.立体化与资源化原则

目前，大部分文化类教材仍然停留在单一的纸质形式，电子教材、网络教辅等数字化服务不足，配套资源建构不足，无法满足数字化时代的学习需求。文化类教材急需从单一的文本转变为立体的教学资源，实现“课本”向“资源”的转变，为教师提供一个一体化的教学解决方案[14]。

教材的立体化包括内容立体化、形式立体化和服务立体化[15]。内容上，“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以文化课本为主干，包括教辅材料（读本、教师手册、练习册等）、学习材料（词汇手册、专业汉语手册等）、数字化素材（素材库、大纲、词汇表等）。形式上，要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纸质、电子等形式。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还应探索新形态教材，如新型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融媒体数字教材等。服务上向师生提供“一体化教学方案”，通过设立相关网站、组织研讨活动、搭建教材用户交流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的完整的服务体系[16-17]。

3.多模态性与情感性原则

“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的开发要以多重感官系统为导向，基于多模态性原则研发立体化教材[18]。在纸质和数字化材料中综合运用语言模态和图像模态，在多媒体资源库的建设中运用视频模态、音频模态，在学习软件和测试软件中运用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和触觉模态。

“中文+职业技能”是汉语国际教育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融合性项目，以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情感为重要目标。因此，“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的开发必须坚持情感性原则，培养学习者对中华文化、中国职教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对汉语学习以及职业技能培养的兴趣，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民的深切感情。

四、“中文+职业技能”文化类教材的研发路径

（一）理念构建

1.讲好中国职教故事，弘扬中国制造精神

“中文+职业技能”文化教材是讲好中国职教故事的重要载体。中国职教故事以“大叙事—中叙事—小叙事”多元叙事格局[19]，从国家地区层面、学科行业层面以及个人生活层面出发，讲述从宏观到微观的中国职教故事。一方面，在宏观上，培养留学生对于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中国职教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从微观上，通过生活相关话题，从人性情感角度引发留学生情感共鸣，达到深层次的文化融入，使得留学生在意识和情感两个层面上认同并热爱中国以及中国职教事业，成为中国制造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者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