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技能演进形态与职业教育应对

摘要：数字化技术改变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催生了依托平台经济的零工就业群体。在智能数字化技术对工作任务形成补充与替代的影响下，零工劳动市场愈发显现职业岗位极化的发展趋势，重塑着劳动者的技能结构需求，继而对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提a出新的要求。为应对这一新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需在培养目标、专业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调整优化。

关键词：零工经济；技能结构；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9-0009-06

近年来，电商、外卖、打车等互联网平台相继出现，对社会生活产生颠覆性影响，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伴随互联网平台业务的快速拓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由此引发按需经济、共享经济等诸多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并且催生了一系列周期短、灵活性高的弹性工作，形成“零工”这一就业新形态。华南理工大学零工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数字化零工就业质量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零工经济就业人员突破2亿，其中依赖互联网平台工作的零工人群超过8 000万。”[1]“零工经济”从业群体的不断壮大必将推动新一轮的劳动力市场变革，继而重塑企业管理者对人才的价值考量，折射出个体劳动者新的就业需求与职业能力倾向。因此，从技能型社会建设出发，完善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输出为价值旨归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更新零工群体的知识结构与专业素养，帮助其实现整体技能供给质量的提升以及特殊性行业技能的积累理应成为“零工就业”时代的重要研究方向。而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鲜有基于职业教育视角多元化零工技能形成的培养机制与路径的系统性研究，故如何发挥职业教育面向零工时代就业支持作用的相关研究亟需加强。因此，本文通过梳理零工就业的劳动性质与就业趋势，分析零工劳动市场对就业者的技能结构需求，从而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应对措施。

一、 零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零工经济”作为生产过程数字化变革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只有将其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予以研究，才能从理论上认识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以及新旧生产关系更替的依据。

（一）零工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数字化生产技术

伴随“互联网+”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数字化软硬件及其组成的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已成为各行业、各领域普遍使用的劳动工具，而“零工”的兴起也是数字化劳动资料对产业链研发和生产过程进行重塑继而催生大量商机的结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催生大量的电子类平台企业，如淘宝、阿里巴巴、1号店等；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时空限制得以突破，集聚供求信息、客户资料等数据资源的平台企业也得以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外在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零工经济平台已有不少，例如国内的滴滴出行、美团、饿了么，国外的Uber、Lyft、Postmates、Etsy等。这些平台皆需利用“互联网+”的网络服务所提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云工具，进行功能结构各异的市场重组、工作安排、业务变化等，并在“协作消费”“个性化定制”等新兴生产方式下不断创造和获取价值。此外，数字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还促使劳动力资源的匹配速度和有效性得以提高。借助平台服务，劳动力供需双方能够以最少的时间和成本进行快速匹配，达成及时有效的用工协议，实现劳动力的临时性按需匹配[2]，使得劳动者可以在线接单、灵活工作，既摆脱了传统的依赖固定雇主的全职就业模式，也不需要像传统的模式一样去注册公司并承担创业相应的成本与风险，这是零工从业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3]。

（二）零工劳动的社会性质：数字化分工体系

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技术作为生产的物质基础，在推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演进过程中，必然也会影响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商品交易环节数据资源的垄断使得个体劳动者不得不依附于数字平台并融入其分工体系中实现价值连接，这也意味着数字化平台在社会分工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显现，社会分工领域被拓展至物理—网络的双重空间，即社会分工主体不仅作为物理世界的生物存在，同时也作为网络世界的“数字源”存在，成为相互赋能的“数字链条”节点，每个节点都是独立平等且相互依存的存在个体，遵循公平协作、互利共赢的基本价值准则[4]。因此，传统的劳资雇佣模式已转变为基于个体自身价值基础的合作模式，劳动者获利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而不是资本的意志。诚然，在劳动关系动态化、弹性化的转变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的高技术、高素质劳动者可以通过不断的优化匹配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取得个人成功。然而，基础性的低端零工从业者通常会以牺牲自身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安全保障为代价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其背后的原因有学者称之为“数字泰勒主义”[5]，即在全方位、无死角的数字化分工精准计算下，劳动者的各项行为都可以成为数据采集点，基于对数据进行提炼、分析与优化形成新的算法模式，不断加强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规训与控制，而本身不具有人力资本提升空间的劳动者并没有能力与之对抗，只能被迫卷入此种约束与监督，在越买越多、越跑越快、在线时间越来越长的“数字流水线”上不断消解自身生产与休闲的边界，将自身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让渡给平台资本用于生产剩余价值。

二、零工劳动市场的技能结构与演进方向

如上所述，数字化时代的“零工”发展源于技术进步。通过变革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改变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市场所呈现的职业结构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

（一）补充与替代：技能结构的需求变迁

美国经济学者大卫·奥特尔（David H. Autor）、法兰克·列维（Frank Levy）、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J. Murnane）研究证实技术进步会对不同类型的工作任务产生补充与替代两种效应[6]：在执行需要灵活性、创造力、问题解决和复杂沟通的非常规任务方面，技术资本补充劳动力；在执行可以通过遵循明确规则来完成的常规认知和手工任务方面，技术资本替代劳动力；而技术进步对于从事非常规体力劳动（如门卫、个人护理、助理等）的工人的影响潜力是有限的，因为此类工作涉及人际关系、环境适应、沟通交流等人类特有的技能。

1.工作任务升级：彰显高级认知技能的重要性

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应用融合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变革是一种技能偏向型科技增长[7]，主要依赖拥有“批判性思维”“决策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自我反思调整”等高阶认知技能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仅仅是有关事实性知识习得、再现、记忆、重复等较低层次的认知能力极容易被数字化智能设备所替代。因而，于零工市场而言，数字化投入与生产—消费过程的深度融合，不断催化传统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向个性化定制生产转变。如何更好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增强产品设计及其性能的独特性成为生产与供给的目标方向[8]，由此在增加工作内容复杂性、提高工作任务社会化程度的基础上重塑了人力资本的角色需求：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高技术人才能更多地从数字化技术催生的零工劳动市场中获取红利，比如咨询业、创意设计、艺术创作、编码分析等。

2.工作任务替代：突出非认知性技能的优势

“中间阶层”所从事的职业虽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但这些工作通常不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自主创造能力，而只需执行程式化的操作流程[9]。相较于人工智能的运行速度和精确性，这部分工作中劳动者作为人的优势无法发挥。因此，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主要发生在处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常规工作任务中，继而导致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增加。在技术变革下，一部分并未拥有应对复杂劳动、驾驭智能设备等高端技能的中间阶层劳动者只能被迫选择从事技术难以复制的工作领域，即低技能端的非常规性零工工作（餐饮服务、个人护理、家政保洁）。虽然这类工作看似简单，但往往需要劳动者基于自身的常识经验、情感态度、价值需求等隐性知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被服务对象进行语言表达、灵活沟通、有效交流等互动，而这一系列非程序化的思维逻辑是智能机器无法理解与涉及的领域。因而，劳动者的非认知性技能，即在与人交往和参与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技能，如合作意识、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及社交能力等不能完全通过教育测度的人格特征[10]，在数字化技术催生的零工劳动市场中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岗位极化：职业形态的演进方向

技术进步效应减少了对常规性工作任务的劳动力需求。劳动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发现，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出现职业极化现象，即中等技能劳动者的职业份额不断下降，而高等技能劳动者和低等技能劳动者的职业份额不断上升，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职业呈现U型分化趋势[11]。此种劳动力市场极化现象也在零工经济的职业结构中得以体现，在全球制造业退潮与服务业兴起的宏观背景下，涉及日常生活服务的驾乘、快递、外卖、保洁等劳动密集型领域吸纳了一批又一批从常规性工作岗位上被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形成“零工就业”的巨大蓄水池，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零工市场劳动力的内部分化趋势，即基础性零工从业者表现出鲜明的“去技能化”特征[12]，只能进入低端服务行业从事各种分散且缺乏长期保障的非正式工作；而高技能零工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价值则在数字化分工体系下愈发得到劳动力市场青睐，其自身也可以不断强化议价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相较于正规就业，零工就业具有临时性、项目性的特点，当某一项目完成，双方的劳动关系即告终结。因此，零工就业更为看重匹配的速率和质量，也必须进行高频次匹配，才能保证零工就业人员获得持续的收入。史蒂文·瓦拉斯（Steven Vallas）和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B.Schor）依据零工工作的技能与复杂性以及空间范围，将零工工作分为四类：低技能、本地性；高技能、本地性；低技能、全球性；高技能、全球性。参见图1。低技能零工就业更多受益于匹配速度，接单的数量与完成的速度直接成为衡量其收入的主要指标；而高技能零工就业更多受益于匹配质量，在匹配中不断优化的技能组合是其获取利益的途径，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自身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空间。因此，零工劳动市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造成阶层矛盾与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三、 职业教育的应对策略

零工经济发展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就业趋势，重塑了从业者的工作任务和技能需求。在此背景下，必须变革传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劳动市场就业格局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调整培养目标、专业结构、课程体系与教学方式，强调学生非程序性认知技能、非认知性技能等综合素质的培育，以更好适应未来中等技能水平需求空心化的就业格局。

（一）明晰就业分化趋势，保证培养目标的灵活均衡

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质量的职业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所在，而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首先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是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人才培养具有方向性、指导性的作用，职业教育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皆需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来进行。然而，从现状来看，有关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规定与执行已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贯将人才培养定位成“高技能人才”，但“高技能人才”的定义、标准、评价等方面一直模糊不清，使得大多数职业院校偏重于培养“工具人”，仅仅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道德情感、价值态度等职业素养的提升[14]。在数字化平台催生的零工经济形态下，是否拥有高级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性通用技能成为衡量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标准，职业教育也应根据零工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进一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鉴于零工就业内部存在的分化趋势，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技能人才的重要供给主体，一方面需在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高度复合型、创新性技术技能的培养标准，实现人才培养层次、规格的整体上移，以适应高端零工类型就业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需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语言表达、人际交流等非常规性、可迁移性工作能力的培育，为具有很大可能性从事基础性零工职业的学生奠定未来职业晋升所需的核心素养。零工经济市场中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标准促使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朝着灵活均衡的趋势发展，不同层级的职业院校必须依据自身的培养规格与层次制定符合零工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内部就业结构的未来变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