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的困境及破解

摘要：妇女职业教育独特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取向符合乡村振兴各领域的发展需求，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逻辑与现实选择。妇女职业教育具有人才培养、谋生养家、服务社会的价值功能。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开展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存在一些困境：妇女及家庭的不良境况限制妇女发展空间;妇女职业教育制度不完善影响培训质量;妇女职业教育环境不乐观削弱培训效果。面向未来，应改善妇女家庭境遇，为妇女投身职业培训提供前提条件;健全妇女职业教育制度，为妇女参与职业培训提供制度保障;改善妇女职业教育环境，为妇女参加职业培训营造良好氛围。

关键词：乡村振兴;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6-0031-06

作者简介：姚馨（1996—），女，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原理;李浪（1994—），男，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心理学;刘飞（1996—），女，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一般项目“怒江州独龙族妇女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JSJJ21-B04）

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其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二[1]，是我国民族工作任务最繁重的省份之一。广义上，云南属于西南边陲，全省皆可称为边境省份;狭义上，全省包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在内的边境州市共8个，是大部分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边境民族地区集“边疆、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山区、贫困、民族”为一体，占地多为高山峡谷，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前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贫困发生率极高。尽管当前已摆脱绝对贫困，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教育作为“拔穷根”的治本之策，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妇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极其紧密，通过开展妇女职业教育能够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妇女增技赋能，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从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为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人才保障。

一、价值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的特殊意义

乡村振兴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和社会全员参与。妇女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一）妇女职业教育之人才培养价值

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在乡村振兴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以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为教育对象，对其开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留得住、能带动、用得上”的扎根乡土的妇女技术技能人才，与乡村振兴所需“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有素质”的实干型人才不谋而合[3]。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妇女生存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发育程度较低的社会环境之中，其发展曾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与救济，形成严重的“等要靠”思想。通过开展妇女职业教育，一是引领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从“过度依赖”走向“自立自强”，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自为、自觉、自强;二是促进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的精神振奋与能力培养，促成妇女获得生产生活所必备的知识技能;三是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厚积薄发”积累人力资本，为当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人才动力。

（二）妇女职业教育之谋生养家价值

教育与生存的关系始终是值得不断追寻的议题[4]。妇女职业教育是提升就业数量、质量的关键手段，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通过开展妇女职业教育能够促使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形成社会发展所需的职业素质与能力，顺利获得就业机会与岗位，从而拓宽家庭增收渠道，提升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为自身及家庭成员积累更多经济资本，以此发挥妇女职业教育的“谋生养家”价值。一方面，妇女职业教育的“谋生”价值体现为：妇女在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形成独特的谋生技能与本领，并拥有相应的社会职业，以此保障自身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妇女职业教育的“养家”价值体现为：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能够顺利实现就业，解决家庭生计难题，进而阻断家庭内部贫困代际传递。

（三）妇女职业教育之服务社会价值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5]。伴随着社会分工愈发明确，妇女逐渐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由“家庭”走向“社群”。通过开展妇女职业教育，一是有助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树立将所学运用于社会、造福于人群的社会服务意识，养成吃苦耐劳之品格，为社会发展做出有益贡献;二是有助于充分发挥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队伍的群体优势，形成发展合力，提升组织化程度以助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三是有助于增进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提高妇女的劳动价值，为当地产业注入人才动力。故而，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通过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逐步成为化解“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主体。

二、困境审视：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的现实困境

受疫情防控、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因素制约，难以实现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全面调研，故遴选怒江州作为本文样本研究区域。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全州4个县（市），其中有3个县为边境县（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市），是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重要代表。怒江州妇女职业教育开展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职业教育的实施状况，于是，课题组成员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多次对怒江州妇女职业教育的开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妇女本人及其家庭、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环境成为制约怒江州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要因素。

（一）妇女及家庭的不良境况限制妇女发展空间

1.妇女教育指数低下，束缚妇女发展

怒江州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教育事业推进有一定困难。怒江州妇女联合会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当前全州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文盲率较高。截至2018年，全州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41年，青壮年妇女（15～50岁）的文盲率高，达3.04%。鉴于州内妇女在教育中处于不利地位以及较少的受教育机会，导致州内妇女的文化教育指数偏低，阻碍了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限制了妇女的生产范围与就业空间，导致州内妇女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发展内生力严重不足，最终只能依赖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的各种扶持。

2.妇女传统观念固化，发展意识薄弱

怒江州妇女处于较封闭的地理单元，外界信息输入不畅，与外界交流甚少。久而久之，州内妇女逐渐变得故步自封，思想观念日益固化，发展意识逐渐弱化。当地村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以物易物的经济生态中，原始平均主义的道德观和互惠互利的交换观致使州内妇女不愿参与市场竞争，不愿融入商品经济。其中，贡山县独龙族妇女均表示，在农业和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希望通过互惠互利交换完成，对于共同成立合作社开展规模化经营没有诉求。当她们在经营农家乐的过程中材料短缺时，她们会选择临时向邻里借用，不愿通过经济租赁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

3.妇女生活压力较大，无心参与培训

怒江州妇女多重的角色担当与繁重的社会使命，造成妇女群体常常在忙碌与压力中生产生活，自我发展的权利与机会被剥夺，无暇顾及自我提升，甚至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致使妇女陷入心理压力倍增、安全感缺失及负面情绪疏导乏力等境地[6]。州内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妇女只能守着丈夫孩子与山地田园，无心无力投身于职业教育培训。如75%以上的当地妇女表示丈夫选择外出务工，将繁重的教育子女责任、赡养老人义务及农业生产负担抛给自己。即使个别妇女与丈夫共同经营农家乐、宾馆，但主要职责和工作负担仍落在妇女身上。长期繁重的家庭负担和生活压力必然挤压妇女的发展空间，导致妇女无心、无愿、无力参与职业教育培训。

（二）妇女职业教育制度不完善，影响培训质量

1.课程体系缺乏创新，制约培训成效

职业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是实施妇女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决定培训后妇女就业创业方向。怒江州多数妇女表示，当前职业教育培训方案缺乏针对性与适切性，课程内容缺少分层分类设计，心理疏导等特色课程也较为匮乏。在职业教育培训方案上，培训目标模糊化，与妇女实际需求不匹配;培训内容同质化，民族特色尚未凸显;培训方式单一化，妇女参训积极性差;培训考核形式化，培训问题难以改进;培训师资缺乏标准化，培训质量无法保障;培训过程设计随意化，培训监管成为难题。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培训内容尚未完全根植于怒江州本地，与当地特色产业之间契合度不高。在特色课程安排上，当前妇女较少有机会参与民族手工艺品培训;妇女承担着繁重的家庭负担与艰巨的乡村建设任务，但尚未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课程。

2.支持体系普遍缺位，缺少有力支撑

职业教育支持体系对于提高妇女综合素质、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专门针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妇女而制定的职业教育培训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妇女在参训过程中缺乏法律层面的有效保护，妇女难以享受到政府的利好政策。特别是当妇女因家庭负担较重而对职业技能培训有心无力时，专门针对老人、儿童的社会保障机制缺失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妇女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匮乏且整合力度不足。怒江州特殊的生态样貌、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不仅对当地社会事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对妇女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极大挑战。

3.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缺乏有效保障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确保妇女职业教育培训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首先，妇女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不足。以往开展妇女职业教育主要由云南省妇联协同人社部门自上而下逐层逐级推进实施[7]，针对当地妇女开展“接地气”的职业教育培训实属不易。贡山县某村干部表示：政府给予的活动经费有限，难以将其投在妇女职业教育培训上。其次，妇女职业教育培训组织机构单一。大部分妇女职业教育培训由县妇联与政府部门组织，由企业、民间组织牵头的培训较少。再次，妇女职业教育培训联动机制不健全。州内妇女职业教育培训部门间各自为政，缺乏通力合作，导致妇女职业教育培训效率低下。最后，妇女职业教育培训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评价方式仅限于颁发结业证书，侧重总结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价。

（三）妇女职业教育环境不乐观，削弱培训效果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怒江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全州基础设施薄弱、特色产业单一、群众素质不高，严重限制全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妇女职业教育推进。一是全州基础设施薄弱。基础设施制约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影响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主要因素[8]。怒江州海拔较高，地理位置偏僻，村民居住分散，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间相距甚远，完善公路铁路、通讯设备、生活设施等基础设施成为难题。二是特色产业单一。受气候环境影响，农业上以绿色香料、特色果蔬、优质杂粮等种植业及独龙牛、高黎贡山猪、中华蜂等特色禽畜养殖业为主。工业上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限制等原因，当地工业发展极为落后，缺乏雄厚的工业基础。服务业上依靠得天独厚的怒江资源发展旅游业，但受到人力、财力、物力的制约尚未产生规模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是群众素质不高。怒江州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资本存量小，难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参与培训氛围不佳

首先，妇女参训动机不强。多数妇女是被安排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参训意愿弱，易产生旁观者心态与行为。其次，培训内容针对性与实效性不强。全州妇女整体文化素质差异大，前期生活经验与发展潜力不一，若将其放在一个班次易导致分层教学难以贯彻落实，甚至可能产生尴尬场面。再次，培训设施及场地简陋。村里现有场地有限、设备不齐全、缺乏有效监管，难以保证培训真正做到入脑入心。最后，缺少培训就业指导环节。多数妇女通过培训获得了一定的职业知识技能，但缺乏适当的就业指导，致使妇女群体无法获得就业契机与创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