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在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职业教育赋予新的使命。农村职业教育要强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精英，助推乡村有效治理。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阐述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农村职业教育是后扶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有效渠道，提出打造“职成社”立交桥式教育体系。要精准定位其教育功能，补齐农村人力资本短板，基于贫困治理目标，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扶贫效能。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后扶贫时代;农村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6-0042-05

作者简介：易远宏（1977—），男，博士，广州开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李贵妃（1985—），女，广州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基金项目：2020年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耦合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项目编号：202012565）

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效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人才，要培养一支具有乡土情怀和创业精神的乡村精英队伍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适应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引领农民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有序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渠道。

一、乡村振兴战略赋予农村职业教育新的使命

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具有一致性，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有机衔接。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层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坚持融合发展理念，推动要素有序流动;以农业农村为主体，突出发展优先顺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精准扶贫策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强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注重培育乡村精英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后扶贫时代，农村职业教育作为面向农村地区的专门性职业教育，肩负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乡村精英、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使命。

第一，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对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供给侧全面改革的要求。首先，要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进行整体规划，打通城乡教育要素自由流动通道，消除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同时要发挥城乡推拉效应，鼓励人力资本流入农村，充分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和思维。其次，职业教育要迎合城乡经济融合发展要求，提升教育服务职能和教育资源集约化利用效能，打造构建县乡（镇）村三个层次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的优越性，每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具有不同的培训教育侧重点;同时又要兼顾整体规划，体现整体性服务功能。既要协同城乡发展的融合性，也要坚持农村差异发展的特色，发挥各自优势特点。农村职业教育要利用“三农”人才培育的主场优势，基于乡村特色，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育基地。

第二，农村职业教育要加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群体呈现以分散贫困为主、以相对贫困为主、扶贫边际效应递减、教育贫困是其根源等特征。在后扶贫时代，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致贫、返贫的影响因素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而是教育贫困导致的人力资本短缺。舒尔茨指出，改造传统农业要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而关键在于新型农民。现代农业也要求经营主体必须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知识，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渠道，要不断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结合农村劳动力结构现状，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将留守农民和返乡创业农民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尤其是加强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

第三，农村职业教育要强化乡村精英培育。乡村精英是具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三维资本”的乡村发展带头人、领路人和管理者。但目前乡村精英的流出与流入呈现不平衡状态，转移途径由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转变，而且主要是青壮年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导致乡村精英群体储备不足。新时代乡村精英的培育对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对不同类型乡村精英培育的需求，各类职业院校要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拓展培育内容和形式，全面提升其涉农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全面发挥乡村精英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和重塑具有集体认同感的村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农村就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形成;助力后扶贫时代的精准扶贫，带领贫困群体就业增收，减少外援依赖，提高扶贫效能;助推乡土文化价值体系重塑和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引导农民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实现“乡风文明”。

第四，农村职业教育要与乡村治理相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目标，迫切需要农村职业教育培养造就一批具有现代农业技术、管理能力和乡村情怀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加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乡村精英，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作用，提高乡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普遍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者相融合，不仅可以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培育乡村精英，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特殊角色作用，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生活，重塑集体认同的村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1]。农村职业教育要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提高乡村自治能力，形成“法治”轨道上具有“自治”能力和“德治”素养的治理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完美契合。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以培育更多的乡村精英和现代乡贤等乡村有效治理的新生力量，规避乡村治理面临的主体缺失、参与度低、发展乏力、共识削弱等问题，助推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现代化。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困境

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农村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不仅承担基本的教育功能，同时还肩负着新技术传播、创新功能和优秀乡村文化的重建、传承功能，新时代的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特殊的职责和使命，对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提高农民就业和创业能力具有最直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农村职业教育相对于城市职业教育弱势明显，存在诸如办学目标不明确、生源质量不高、教育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制约因素。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剖析其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宏观层面：政策和经济环境制约

著名职业教育专家福斯特提出，经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旦缺失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支持，将大大制约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配套的农村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仍不完善，法律制度层面供给不足，作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农村职业教育的时代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扶持政策，但总体呈现碎片化状态，政策扶持侧重于生产技能的提升，而忽视了管理能力、法律意识、乡风文明等能力的培养。同时，从政策落实推动效果来看，缺乏完善的政策引导，更多的停留在宣传层面，缺乏规范性程序。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长期依赖于国家政策推动，但由于法理地位缺失，相关利益主体的权、责、利不明，导致政策执行具有多变性和随意性，执行效果不佳。2019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要求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但整个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并不多。

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农村人均教育投入经费也远低于城市，县级职校和乡镇农校生均设备值不及城市学校一半。农村人口过度转移就业加剧了农村人口“空心化”，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严峻，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后劲不足。

（二）中观层面：职校功能定位模糊，职业教育体系存在短板

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模糊，农村职校发展软硬件设施严重不足，职业教育学校师资队伍力量薄弱，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不足，难以满足职业教育的基本需求，专业和课程设置滞后，亟需调整。目前，农村职业教育有“普教化”发展趋势，相当一部分农村职校放弃就业为导向，而将升学教育作为发展方向，服务“三农”的定位不清晰，更多地呈现“离农”倾向;农村职业教育侧重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对“双师型”教师要求较高，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专业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师资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强，实践性不足，难以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职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往往忽视与本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涉农专业，而开设所谓的适应市场需求的“热门”专业，最终导致培养的人才在城市就业缺乏竞争力，又无法满足农村实用人才需求。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作用在于向农村地区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全方位、实用性的教育服务，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短板明显，具体表现在：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问题加剧，导致由县、乡、村三级职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构成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遭到破坏;教育类型间转换机制不灵活，农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替代关系，即农村学生只能以放弃普通教育为代价来接受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侧重于职前培养而忽视了职后培训，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短板”明显。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只面向农村适龄人口提供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而为农业人口转移提供的培训服务难与职业农民培养制度形成有效整合和衔接;同时农村非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滞后，作用有限。

（三）微观层面：生源不足，质量堪忧

农村家庭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为“次等教育”，认为职业教育最高只能到达大专学历级别，上升空间狭窄。农村学生只能在农村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间“二选一”，但普通教育依然是其第一选择，从而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生源有限，质量堪忧。家长们认为，接受农村职业教育不仅要承担经济成本，还需要承担时间机会成本以及未来不确定的就业风险等，因此农户对职业教育的偏见较深，无法激发农民对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三、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策建议

职业教育具有社会性、教育性等属性，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是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有效渠道。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高度吻合，一是基于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致力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乡村精英，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现代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二是基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统筹城乡发展，树立服务现代“三农”新理念，服务乡村社区治理，传承乡村文化精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形成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后扶贫时代的精准扶贫及贫困治理，对农村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不断创新融合发展，准确把握价值理念和功能定位，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等目标的实现。

（一）建构职业教育城乡共同体，打造“职成社”立交桥式教育体系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共同体”的概念，是指通过某种积极关系而形成的群体，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组合。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第一，要对城乡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角色、作用、功能定位有清晰的认识。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因此，要打破以往以城市为主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主阵地优势，建立城乡统一发展的共同体。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在农村职业教育中的运用和尝试[2]。第二，要激发城乡职业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展示各自优势，强化合作交流，构建城乡互促的良性循环，二者融合形成命运共同体。第三，要不断促进城乡教育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加强资源共享、协同合作和课程资源建设，鼓励城市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和教学设施向乡村流动、共享，缓解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矛盾。第四，要植根于乡村土壤，体现县域特色，构建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多层级性和全覆盖性的支持体系，即环境支持、培训支持、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法律支持等五个体系。第五，构建“三教融合、城乡一体、梯级辐射”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整合职业教育内部各主体及资源要素，将城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有效融合起来，打造立交桥式教育体系，形成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乡镇成人学校为基地、村级社区教育培训机构为补充的三级培训教育网络。同时，要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双元、协同育人”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构建由政府部门、涉农企业、职业学校、社会组织构成的“四位一体”的产教融合组织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