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乱易整，不武”训诂新议

摘要：在不同版本教材的注释和学人观点中，“以乱易整，不武”的训诂一直存在争议。可以明确的是，“以乱易整”指“用混乱相攻取代和谐一致”，“武”指一种“武德”。通过“因境求义”的训诂方法，能够得出文本中的“武德”侧重于“尚功”的内涵。用政治功利主义的观点审视，与“武德”的“尚功”属性相应的释义为“军事行动应服务于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功利需求”。

关键词：以乱易整，不武；武德；训诂

《烛之武退秦师》是《左传》中的经典篇目，一直是教材的热门选篇，被收入在统编版必修下册教材第一单元，从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学习任务群。其中“以乱易整，不武”的训诂问题一直被一线教师和一众学人反复讨论，尚留有较大的争议空间。真正想读通本句，不仅需要调动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储备，还要结合时代历史文化的外部语境与原生文本的内部语境加以通盘考察。

一、不同版本教材注释及学人观点述评

已有教材注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乱”“整”“武”的训诂及其释义的组合关系上，兹将各版教材的代表性注释摘录如下。

用混乱相攻取代和谐一致，这是不符合武德的。武，指使用武力时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统编版必修下册教材第一单元）

以混乱代替联合一致，这是不勇武的。（统编版必修下册教材教师教学用书）

用散乱代替整齐，这是不符合武德的。乱，指打完仗后军队散乱。易，替代。武，指使用武力时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不武，不符合武德。（人教版必修一教材第一单元）

以乱易整：以分裂混乱代替联合；易：改变、代替。武：当时关于战争的道德规范，即所谓“武德”。（北师大版必修二教材第二单元）

用混乱相攻取代联合一致，是不勇武的。（苏教版必修三教材第四单元）

“乱”和“整”两两相对训解，分别有军队行伍“散乱”与“整齐”的相对、秦晋联军内部“混乱相攻”与“联合一致”的相对两组解释。第一组解释的依据见于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一”，将“乱”和“整”训解为“没有秩序”和“有秩序”的对立概念，引申到军事层面，就可以指军队的散整之别。第二组解释可归源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注解：“秦晋和整，而还相攻，更为乱也。”“武”或训解为“勇武”，或训解为“武德”，内涵指“使用武力时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当时关于战争的道德规范”。前者见于《王力古汉语字典》中的一条义项“勇武，勇猛”，后者见于另一条义项“与军事、战争有关的事，亦指有关战争的一种道德”，在王力《古代汉语》中进一步解释为：“这里的‘武’和上文的‘仁’，都是上古时的抽象的道德观念。”至于释义的组合也相对复杂。综观教材注释与学人观点，尚有以下问题须待阐明。

第一，“乱”和“整”的训诂是推勘“武”内涵的重要参照，“散乱”与“整齐”是两者用作军事活动概念时的常用义，联军内部的“混乱相攻”与“和谐一致”当为本篇实际使用的语境义。李俊《“以乱易整，不武”重释》一文采用“因境求义”的训诂方法，整理出“乱”和“整”在《左传》中的辞例，指出它们在《左传》的一般语境下分别指称军队阵型的散与整；在本篇的语境中，“乱”则特指“打仗后军队的散乱”，即晋国报复秦国可能造成的相互攻伐的混乱局面。方法科学，有说服力，可以采信。

第二，本篇的“武”是与“仁”“智”并列的道德观念，指一种“武德”。但“武德”的内涵十分复杂，不应按照今天的理解，将其简单地解释为战争中的道义准则，也不应该在不加辨析的情况下，将其与《左传》或其他先秦典籍中出现的“武”的训诂进行机械对应。如何伟《从（左传）看“以乱易整，不武”的背后》将其与《左传·襄公三年》的“师众以顺为武”对应，罗琼《“以乱易整”，为何就“不武”了》将其与《尚书》孔安国传的“武定祸乱”对应，都对其他语境下随文产生的词的使用义进行了直接移用，无法契合本篇的特定语境，不符合“义训有别”的训诂原理。

第三，想弄清“以乱易整”违背的到底是何种“武德”，还需要回归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解析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来得出合理推论。秦国既然背盟在先，晋国在“师出有名”的情况下攻伐秦国，为何会违背道义？针对这一矛盾，刘志珍《何谓“以乱易整，不武”》将“武德”的内涵定性为盟国之间不相进攻的国际道义准则，看似最能实现逻辑自洽。然而春秋时的盟约只是对同盟国行为的软约束，一方若有损害对方利益的背盟行为，另一方便可不再遵守盟约，并且不会受到道义谴责。李俊《“以乱易整，不武”重释》跳出了“道义”的思维窠臼，将“武”解释为“春秋时期一种新的功利性的军事性原则，即用兵作战、克敌制胜的军事准则”，既然逞一时复仇之快对取得全局胜利无益，便没必要发动盟国内战，这明显更符合晋国的实际战略考量。

总之，“以乱易整”的解释既已明确，问题的重点就落在了对“武”的释义“武德”的明确解读上。这里需要进一步用到“因境求义”的训诂方法，先从先秦历史文化的宏观语境出发，得出该时期“武德”常见的几种基本内涵，再进入原书的文本语境，通过分析比较同类材料，找到其中最符合原篇语义的选项。

二、用“因境求义”的训诂方法推阐“武德”的内涵

从历史文化的大语境看，当时的“武德”至少有“尚功”“尚礼”“尚义”三种内涵。“武德”思想的演化过程可简述如下：上古殷商时代崇尚战胜攻取，形成了“尚功”内涵层；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兴起，军事活动受“军礼”的约束，兼具维护封建秩序的合目的性和执行过程的合规范性，形成了“尚礼”内涵层；由西周进入东周，与礼乐文明共生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到军事伦理之中，形成了“尚义”内涵层。这些意义层累造成，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先秦人们关于“武德”的共识。

回归到《左传》的原生语境，该书作为反映春秋战国之际军事思想的重要材料，其“武德”观念糅合了“尚功”“尚礼”“尚义”的价值内涵。论者在探讨《烛之武退秦师》中“武”的含义时，多摘取《左传》中其他有关“武德”的思想史料作为佐证，这里选取最为典型的三则材料重加分析厘定，以资比照。

《左传·襄公十年》“胜之不武”体现了“武德”的“尚义”内涵。晋大夫荀偃、士匄请求讨伐倡阳城，知罃反对说：“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这样的小城就算打下来了，也会得到一个以大欺小的骂名，可见大国不能因实力强大而随便欺负弱小，凸显出使用武力时所考量的道义因素。

《左传·襄公三年》“师众以顺为武”体现了“武德”的“尚礼”内涵。晋悼公之弟杨干的车驾扰乱了军队行列，大臣魏绛依法处死了驾车的仆人。面对晋悼公的责难，魏绛上书自白：“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得到了悼公的理解支持。尊重军礼，才能保障军队的效率，帮助军队更好地实现作战目的。

《左传·宣公十二年》“武有七德”主要体现了“武德”的“尚功”内涵，又包含了“尚义”的因素，展现出“武德”思想发展过渡期的兼容性特质。楚庄王在邲之战获胜后，拒绝将晋军的尸首堆成“京观”，来彰显楚国的武功，发表了著名的“武有七德”言论：“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庄王反复强调战争所应实现的政治效能，其解说“武”字字形时说的“止戈为武”，意为“停止干戈”，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以战止战。“七德”的内容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禁暴”“戢兵”，是指用武力解决混乱因素，防止暴力事件再度发生；第二层“保大”“定功”，是指破除晋国的外部威胁，实现国家大局稳定；第三层“安民”“和众”“丰财”，是指在阵营内部团结诸侯，安抚百姓，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三层之间环环相扣，无不指向了用战争实现本国利益的功利性目的，“尚功”的意味十分显著。不过庄王口中的“禁暴”“戢兵”都带有明显的反暴力思想倾向，试图为残酷的战争行为寻找到合理的道德依据，这些努力又无不反映出那个时代“尚义”思想的觉醒。

综合比较来看，前两则材料都和《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武德”内涵无关，只有“武有七德”与之相近。无论是庄王止“京观”，还是文公禁击秦，都主要考量了“尚功”的“武德”价值。既然立“京观”只是为了炫耀武力，袭秦军只是为了报一箭之仇，都对两国安邦定霸的战略目的毫无助益，那么就应该立刻放弃这类愚蠢短视的冲动行径。两种行动决策都是“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彰显出了两位霸主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强大的战略定力。至于庄王的反暴力、文公的重同盟，都只是覆盖在其深层战略目的之上的道义表象，所以就算他们真有“尚义”的考量在其中，也只是居于“尚功”的从属地位。

三、政治功利主义视角下“武德”的释义

明确了《烛之武退秦师》中“武德”的“尚功”属性之后，还要给出与此属性相对的准确释义。将视野进一步缩小到本篇的文本语境来看，“武”和与之并列的两个道德意识形态“仁”“智”一样，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政治功利主义的观点强调行动的合目的性，而军事行动正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那么本篇中“武德”的释义可以明确为：“军事行动应服务于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功利需求”。

“仁”“智”“武”都是晋文公否定战争选项时，用来为自己正名的价值判断，它们并不是普通的道德律令，其背后存在着更加深刻的政治功利考量。如果当前的政治目的并不支持国家投入力量到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之中，决策者就应当考虑到放弃。晋国身为霸主国，最大的政治目的就是安邦定霸，在晋文公看来，此时与秦国发生一场战争，无论如何都与这一目的相悖，所以早已决定隐忍退兵，“不仁”“不智”“不武”都不过是权衡利弊后提供的借口和理由。现结合现实的历史情境进行详细分析。

第一，袭击秦国是“因人之力而敝之”的忘恩负义行径，被定性为“不仁”，会为实现霸业带来负面的舆论影响，与安邦定霸的政治目的不相符。早在晋文公复国之前，晋惠公父子曾辜负秦国恩情，晋国信誉早已负债累累。虽然霸者只是“以力假仁”，但若无好的声誉，也无法号召天下诸侯归服。所以晋文公不能重现背德之举，要对扶持自己上位的秦穆公留有最后的温情体面，以德报怨，曲不在我，也可以为晋国赢得良好的舆论。

第二，袭击秦国是“失其所与”的错误选择，被定性为“不智”，会使立足未稳的晋国陷入险境，与安邦定霸的政治目的相抵牾。晋国虽然已在秦国的帮助下，通过城濮之战、践土会盟，将霸业推向了顶峰。不过此时晋文公执政不过六载，霸业根基不深，且强敌楚国并未大伤元气，一直虎视南疆，如果再在西陲树敌，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暂时与秦国保持表面和气，具有战略必要性。

第三，袭击秦国会造成“以乱易整”的混乱局面，被定性为“不武”，会增加晋国实现宏观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与安邦定霸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秦国在退兵时，不可能不做出防备突袭的风险预案，晋国的袭击并没有万全的把握。如果不能一击必胜，此后可能会进入与秦国对抗的相持阶段，彻底打乱晋国的战略节奏，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选择包羞忍耻，而非立刻以牙还牙，对当时的晋国而言，是明智之举。

如果将时间的尺度放长，透视晋国行动背后的历史因果逻辑，上述解读可以得到更好的验证。文公去世后，继任者襄公立刻抓住秦国劳师袭远的战略失误，在崤之战中伏击重创了秦军，堵塞了秦国东出中原的通道。文公当年的隐忍不发，都在为后来襄公的倾力出击张本，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始终服务于晋国安邦定霸的政治目的，充分彰显了“武德”的“尚功”内涵。

综上言之，“以乱易整，不武”应部分遵循统编版教材的书下注释，解释为“用混乱相攻取代和谐一致，这是不符合武德的”。这里的“武德”主要表现为“尚功”的政治功利属性，而非“尚义”的道义法则，对应的具体释义是“军事行动应服务于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功利需求”。用秦晋之间的混乱相攻取代联军内部的和谐一致，从长期看来不利于晋国实现安邦定霸的政治目的，所以不合乎“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