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视角看“母亲”形象

摘 要：《回忆我的母亲》的文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双重叙事视角下形成了叙事顺序与现实顺序有意味的差异。解读本文中“母亲”形象是阅读教学的重点，教师可以运用叙事学理论来探讨“母亲”形象的历时嬗变情况。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家庭场域中“农耕母亲”的“劳动”本色，社会场域中“革命母亲”的“反抗”底色，国家场域中“历史母亲”的“创造”亮色。

关键词：初中语文；《回忆我的母亲》；叙事学；母亲形象；文本解读

课文《回忆我的母亲》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安排在新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该单元以“人生之舟”为主题，揭示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彰显着理想的光辉和人格的力量。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文，有对革命先辈崇高精神的庄严颂扬，有对革命母亲嘉德懿行的至诚礼赞，有对革命壮志的激昂宣告，充分对标了“感悟革命领袖、革命英雄、模范人物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1］的课程内容。这些能给学生带来革命文化的熏陶和革命精神的洗礼。

解读本文中“母亲”形象是一个重点，教师一般会通过十几件事例来分析“母亲”勤劳、仁慈等品格。这种单向度分析，往往会使“母亲”形象扁平化，红色经典人物的丰富意蕴、革命文化题材文本的独特价值会有所遮蔽，学生也较难理解毛泽东同志所撰挽联“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的深刻内涵。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叙事学理论来探讨“母亲”的形象。

《回忆我的母亲》文本特征之一就是在双重叙事视角下形成了叙事顺序与现实顺序有意味的差异。本文的一重视角是经验者视角，立足具身体验的过去，提供了私人书写的、情感沉浸的个体记忆；另一重视角是叙述者的，立足写作的当下，侧重于展示公共表达的（1944年4月5日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理性冷静的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

文章哀而不伤的开头和宏大叙事的结尾选取了叙述者视角，着重从民族和人民的维度建构精神图腾式的“母亲”形象。文章第3—7段，主要从经验者的童年视角再现家庭场域中的“母亲”形象。文章第8—13段中，经验者的成长视角和叙述者的理性视角交织、融合，着重从阶级对立、时代变迁的社会场域中构建“母亲”的形象。双重视角下的书写差异，不仅有助于厘清文本的结构，而且有助于在线性叙事时间框架中分析“母亲”的形象。

杨义认为，叙事结构中的顺序性要素展示结构的模样和层次感，而对比性要素则使结构参差变化、波澜曲折，在整体中增添了生命感。［2］文章中一波波“困境—突围”的对比性叙事结构促成了内在的节奏感，“母亲”形象也不断丰富。教师可以借助如图1所示的外部叙事结构图，引导学生对“母亲”形象进行深入解读。

一、 家庭场域中“农耕母亲”的“劳动”本色

朱德的母亲是乡土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站立在大地上的劳动妇女，与传统的相夫教子、勤劳善良、望子成龙的脸谱化慈母有很大的不同。在经验者童年视角下的佃农家庭生活场域中，有三个“困境—突围”的叙事单元一波一波向前推进：

【第一组】家境贫穷，十三个儿女无法全部养活，被迫溺死五个。母亲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据，没法多照顾孩子。（困境）

母亲整日劳碌，我跟着母亲劳动，她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还供我念私塾。（突围）

【第二组】佃农家庭生活艰苦，通年没吃过白米，衣食难以周全。（困境）

由于母亲聪明能干，勉强过得下去。榨桐油点灯，用菜籽油做有滋味的饭食，纺线织布做穿不烂的厚衣服。（突围）

【第三组】祖孙三代、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中，父权的地位、繁杂劳动的分派、复杂关系的处理，都不容易。（困境）

母亲带头苦干，任劳任怨，性格和蔼，管束子女，大家相处都很和睦。先是祖母作为家庭组织者管理生产事务，后来是母亲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突围）

第一组“困境—突围”叙事单元揭示了佃户家庭中的养育困境，“难以养育”与“极力培养”构成矛盾。第二组叙事单元反映的是生活困境，“生活艰苦”与“活出滋味”构成第二组矛盾。第三组叙事单元体现了农耕家庭的组织困境，“难以组织”与“和睦相处”之间形成第三组矛盾。三组对比性叙事没有标明时间，从内容上看是农耕家庭中的三个层面的生活境况，在作者曾经的生活世界中是共时叠加的。养育困境、生活困境、组织困境叠加

在一起，就是“母亲”在家庭场域中的生存困境，三组矛盾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贫困—生存”的核心矛盾。这是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母亲”面临的普遍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劳动。

“母亲”劳动目的明确，埋头苦干是为了让生活“勉强过得下去”，甚至还可以去周济更穷的亲戚，尤其要为佃农家庭“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她坚毅、仁厚、很有主见，是农耕劳动统筹规划的领头人。“母亲”劳动时间长、负荷重，能干“挑水挑粪”等重体力活，“总是天不亮就起床”，煮饭“轮到就煮一年”，去世前一年“仍不辍劳作”。年复一年，终其一生，她是勤劳坚韧、拼命硬干的代表。“母亲”劳动技术全、水平高，“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还能缝衣服等，做的粗茶淡饭“吃起来有滋味”，“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她聪明能干，富有生存的智慧，是耕织兼擅的劳动能手。“母亲”劳动心态好、责任心强，她“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每天“第一个起身”，“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和蔼仁慈，是家庭劳动的示范者，维系家族的纽带。“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晚年“尤喜纺棉”，热爱是她劳动一生不竭的动力。

“母亲”在多个领域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活动，她是农耕经济的核心生产者；“母亲”突破“男耕女织”的农耕秩序而外耕内织，突破“三从四德”的男权束缚而成为农耕家庭的主导人，物尽其用，人尽其力，和睦共处，她是农耕家庭道德规范的积极实践者；“祖父”“母亲”终生劳动，“母亲”以身教的方式传授生产知识、经验，弘扬农耕文化精神，她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传承者。生存困境下的劳动叙事，立体地塑造出独特的“农耕母亲”形象。勤劳与节俭、坚韧、聪慧、仁慈等品质构建了以劳动为核心的农耕家庭的伦理体系，这也成了“农耕母亲”价值观的根基。

可以说，劳动为“农耕母亲”形象打上了生命的本色。劳动是朱德母亲本真的生命状态、一生相随的生存方式，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她的农耕身份。外在、直观、自然呈现的劳动，可以直接地表明“母亲”在家庭场域中“是什么”人。

二、 社会场域中“革命母亲”的“反抗”底色

在文本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母亲”的形象具有“革命母亲”的特质，但这一特质不是通过参与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来体现的。“母亲”在革命时代的劳动行为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文本前半部分的私人化叙事基本不涉及社会背景，而后半部分两种视角交织，“我”的成长叙事和“母亲”的劳动叙事在广阔的社会场域中展开。私人书写融入公共书写的历史坐标中，四组“困境—突围”的叙事单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革命的意义：

【第一组】1900年前后，六七百“吃大户”的灾民遭受官兵凶杀毒打。地主欺压佃户，除夕夜“我”家被逼退佃、分散。（困境）

母亲周济更穷的亲戚，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诉说，启发我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突围）

【第二组】1905年前后，豪绅地主欺压，衙门差役横蛮。我是一个佃农子弟，本来没有钱读书。（困境）

母亲和父亲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决心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突围）

【第三组】1908年，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一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从1909年起，我再也没有回家。（困境）

我瞒着母亲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母亲给我许多慰勉。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母亲回家继续劳动。（突围）

【第四组】192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我和家庭完全隔绝。后来抗战爆发。（困境）

母亲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知道我们党的困难，在家依然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突围）

这四组“困境—突围”叙事是历时展开的，有着明晰的历史时间坐标。在社会场域中塑造“母亲”形象，主要着力于她思想意识的发展，少数几笔提到的劳动也折射出“母亲”的思想意识。

前两组“困境—突围”叙事单元从局部地区的阶级矛盾切入，展示农民被逼入极端生存困境的状况。“母亲”家庭解散、收成无着、备受欺压，成了阶级压迫的受难者。“母亲”萌发了“朴素的阶级意识”、自发的抗争意识，可以说是阶级意识的觉醒者。“母亲”自发抗争的方式有三：一是站在被压迫者一方，爱憎分明，周济更穷者，“母亲”初具阶级互助的意识；二是沉痛诉说许多不平事实，“母亲”是“我”反抗思想的启蒙者；三是借钱供我读书，坚韧地反抗佃农代际循环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命运，是寻觅新路的指引者。这种抗争意识与意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根基。

后两组“困境—突围”叙事单元从革命斗争角度，揭示了“母亲”在时代困境中对革命的自觉认知与理解，对革命事业的直接支持和认同。起初“母亲”慰勉“我”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体现了对儿子探寻革命道路的理解与支持。后来当“我”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后，“母亲”独立支持全家生活，以勤苦劳动承担革命的代价，以隐忍牺牲支持民族解放事业，体现普通民众对中国革命的自觉奉献。

“母亲”在社会场域中的压迫困境，包含着“压迫—反抗”的核心矛盾。在思想意识层面上，“母亲”是反抗精神的启蒙者、革命事业的支持者。爱憎分明、勇于抗争、独立自强、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母亲”，理解革命事业，支持解放斗争，培养民族英雄，是“革命母亲”。

“反抗”是“革命母亲”的生命底色。“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勤劳的习惯，这是对生存困境的反抗；教给我与困难斗争的经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对压迫困境的反抗。“反抗”是“母亲”在重重压迫中形成的觉醒意识，是“母亲”内在的、深层的精神力量，是推动“母亲”理解革命、支持革命、培养革命者的强大动力。

三、 国家场域中“历史母亲”的“创造”亮色

“母亲”是自给自足农耕文明中农妇的典型代表，是社会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反抗者，而且是国家场域中进步历史的创造者。作者以朴素的文笔、节制的情感追忆“母亲”往事之后，用浓郁而又理性的笔触表达了对“母亲”的感念报恩之情，站在历史的高度评价“母亲”。文末有最后一个“困境—突围”叙事单元：

母亲年老，甚望见最后一面。我献身民族抗战事业，永远不能再见，这个哀痛无法补救。（困境）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突围）

这个叙事单元在国家场域中，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将经验者的私人情感与叙述者的家国情怀有机融合在一起：小孝念母，大孝尽忠，感谢母恩，报恩人民。这种情怀其来有自，文本中有双重历史书写的维度：“母亲”是历经晚清动荡、民国风云和抗战烽火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人民参与农民反抗斗争、投身新式教育、支持党的事业的切身实践者。“母亲”虽是平凡的一员，但千百万“母亲”这样的人通过日常劳动和革命支持书写民族历史，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史与民族史的同构共振，“母亲”的形象从“小我”升华为“大我”，可以称为“历史母亲”。在全文叙述者视野中，劳动不仅是生存手段、反抗手段，而且是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在“落后—进步”二元对立的落后困境中，“创造”是“母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可以说“创造”是“历史母亲”的生命亮色。杨义认为：“一个人物和事件安置在结构中何等地位，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位置变动了，意义就发生实质性的变化。”［3］“母亲”的劳动在文本结构的不同位置，表现为三重不同意义的历史创造：其一，在文本前半部分，母亲的艰辛劳动保障了家庭的生存、延续，劳动的意义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创造；其二，在后半部分，母亲用坚韧的劳动、反抗的意志培养读书人“支撑门户”，进而升华为培养革命者“支撑”革命事业，劳动的意义就升华为革命的精神创造；其三，在文本结尾，母亲“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其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的过程。因而劳动的意义是一种历史的、哲学的价值创造。这三重创造就揭示了母亲这类人在落后的历史困境中是“怎么做”的。

在“家庭—社会—国家”重重叠加的场域中，把“劳动”“反抗”“创造”三种生命色融为一体，“母亲”就是红色经典中的“农耕母亲”“革命母亲”“历史母亲”三位一体的饱满形象。教师可以凭借图2所示的“母亲”形象构成图，引导学生完整立体地把握人物形象。

教师在解读人物时，要把被遮蔽的扁平形象还原为层次丰富、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在教学中分析革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仅要抓住主要事件，还要凭借叙事结构的框架、叙事视角的差异、知人论世的背景等支架，引导学生把握住其中的红色经典价值、革命文化基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27.

［2］［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88，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