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农必先富教：近代中国农民教育的探索与启示

摘 要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农民，以教育培养现代农民，促进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农民现代化，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基础。先贤梁漱溟的农民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中国特色农民教育和“以教富农”的典型探索。梁漱溟农民教育在理念上关注厚植传统文化，同时注重借鉴先进理念；在教育对象上，关注成年农民的教育，兼顾其他群体；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知识技能、人生情谊与传统道德的整合教育；在教育组织上，重点发展乡农学校等，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色和现代特征。以中国特色农民教育促进农民现代化，既要关注传统文化滋养，强调以道德教育构建农民现代伦理观，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也要以现代权利教育塑造农民现代价值观念，推动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更应突出以职业教育赋能农民现代职业技能，实现农民能力现代化，奠定农民追求共同富裕的能力基础，从而以中国特色农民教育推动中国式农民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特色农民教育；梁漱溟；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9-0013-07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教育是促进农民观念革新、价值观改进与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是农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在推进农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农民不仅需要提升劳动技能以拓宽创收渠道，更要通过价值观引导增强发展内驱动力，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精神基础与能力基础。近代以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先驱开启了乡村发展与农民教育运动，既包含经济层面的生产能力提升，也强调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重塑，探索了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关注农民富裕与乡村富足的农民教育途径。本文聚焦梁漱溟农民教育思想，通过分析思想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基本特征，从农民教育角度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经验与启发。

一、梁漱溟参与农民教育探索的多重情境

19世纪40年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有志之士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探索。在殖民经济入侵与城乡发展失衡的困境中，梁漱溟洞察到“乡村兴则中国兴”的基本逻辑，将农民教育探索置于政治、经济和民生等多重维度下展开，开创了以教育塑造与文化重建推动农民新的生活、促进乡村富足的实践路径，形成了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乡村振兴方案。

（一）萌发于中国乡村现实的复杂背景

梁漱溟认为，文化失调是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该症结的解决办法在于乡村。“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结构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是说文化失调”[1]。一方面，城市经济饱受西方资本主义挤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阻，空间狭小；另一方面，当时城市地区只占中国的极少部分，乡村构成中国土地面积的绝大部分，只有改造乡村，才能拯救中国社会。在文化上，近代中国城市地区传统文化深受冲击，城市地区人们的伦理情谊关系最先受到挑战和改造，传统文化观念消解程度较深，很难对城市地区的社会文化进行改革或依据改革趋势进行再改造。梁漱溟认为，“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2]。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也亟需改革。随着殖民者的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支撑农村发展的家庭手工业难以适应社会需要，传统农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组织方式急需优化。

（二）反思农民教育不适应乡村的现实难题

在教育领域，一方面出现了以追求政治经济利益为主、发展教徒为辅的教会学校，该类学校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另一方面，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效仿西方教学模式，投身于“教育救国”。他们认为，只有改革落后的封建教育，在城市里建立新式学堂，国家才能富强。然而，当时西方国家教育模式有其独特的本土生长环境，如果处于不同国情背景下的中国对其一味模仿，便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病症。“西方的影响已经营造一种弥漫的氛围……教育简直就成了变相的商品交易，成了获得文凭并以此作为享受高等生活的本钱”[3]，“中学毕业者不能从事农业和工业……家里多一学生即多一废人”[4]。实践证明，初期新式教育并未能在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产生大范围的影响，广大农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书香门第之家，其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并提倡新式教育。童年时期的梁漱溟通过《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接触到了科学常识、历史典故，为后来以包容态度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其父开明的教养方式，也使得梁漱溟形成了“事公而轻学问”、关心大局而鄙夷世俗、崇尚实用主义的观念。这份成长经历使得梁漱溟形成了独立务实的性格以及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在充满危机的社会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高度自信，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刚”的概念，并指出，“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情感，而非出于欲望的计虑”[5]，即“刚”是未经逻辑推敲、不被意欲控制的反应，是不随波逐流、奋往向前的一种风气。

基于这种“刚”的人生态度与气质，梁漱溟提出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之道，摸索出一条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思想的新思路。梁漱溟秉持“刚”的态度，将中华文化复兴作为主线，通过倡导并实施农民教育，旨在帮助农民超越生存焦虑，以达到唤醒中国人儒家精神、培养乡民向上之理性的目的。梁漱溟提出，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也是“中国文化有形的根”[6]。农村改革是关键，要以农村改革为开端，而农村改革与发展不仅需要救济，更需要唤醒人心，这就意味着要从文化入手。因此，梁漱溟期待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一种文化重建[7]，实现由单纯生存向乡村富足的转变。

二、梁漱溟参与农民教育的历程与重点

任何伟大的实践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历经时间的沉淀。在山东省邹平县的乡村建设运动实施之前，梁漱溟做了大量准备。1916至1923年，梁漱溟在任职北大的七年间完成了“弃佛归儒”的转化，开始着眼于苍生百姓、聚焦于社会现实，走上社会改造的道路。1923年，他在山东省曹州中学演讲时提到了“农村立国”这一观点，即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只有改造和建设农村，中国才能进步，其农民教育思想初见雏形。随后，梁漱溟辞去在北京大学的职务，开始在山东试办曹州中学高中部以及赴广州筹办乡治学院。但因诸多不可抗因素，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梁漱溟通过走访考察各地的实验区，看到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加坚定了从事乡村建设的信心与决心，并总结出农民教育是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基础，“教育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强调通过教育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培育经济能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1930年，梁漱溟赴山东省，选择邹平县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点，并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1937年，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形成了以教育促发展、以文化带经济的富民教育思想体系。

梁漱溟的农民教育实践探索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萌发阶段。梁漱溟提出了农民教育的基本理念，认为农民教育应以实用为导向，注重培养农民的实际技能和知识，通过撰写相关著作和发表演讲等方式，向社会传播他的农民教育思想。二是筹备阶段。在上述理念基础上，梁漱溟开始筹划并组织开展农民教育相关项目，与当地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合作制定农民教育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三是具体实践阶段。梁漱溟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教师队伍，去乡村开设农业技术、家政、卫生保健等实用课程。倡导农民自办学校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开设合作社鼓励农民互助合作，通过这些实践活动，梁漱溟希望将教育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切实提升农民经济收入与生活品质[8]。

在理论方面，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与农民之间不存在壁垒，甚至可以划上等号，乡村要想建设好，必须走依靠农民这条路，启发农民智慧、创造新文化才是乡村建设最深层的根本意义。梁漱溟从农村入手，以教育手段，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9]。“办教育的往前进，天然的要转到农村，我们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者，由于方法的探求，也一定要归到教育”[10]。至此可见，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教育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者”[11]。农民教育是撬动中国社会问题这块巨石的重要支点，也是乡村建设这把大锁的重要钥匙，只有通过文化教育提升农民主体意识，才能实现农村经济振兴、农民生活改善与文化提升的良性互动。

在实践层面，乡农学校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发挥了教育组织的作用。这种教育模式既注重个体能力培养，又强调群体协作发展，为富民、富农提供了早期实践样本。梁漱溟希望将农村改造成一个“儒家集体主义的思想大学校”，从而废除让农民受苦的官僚主义政府。具体来看，邹平县被划分为10个乡，各乡设立乡学，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校董会率先成立，再由校董会公开招聘地方上有文化、有素养、德行端正的人担任校长，教员由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有一定知识的人来担任，学员则是不限性别、年龄的邹平县全体农民。而后，又细分若干村以设立“村学”。在办学特征上，一方面，由于教育对象范围广，需分设儿童部、少年部、成年部、老年部、妇女部，针对不同类别的农民进行基础教育，这也是村学最显著的特点。另一方面，课程分为三类。一是“识字、音乐唱歌”课程，目的是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素养；二是“精神讲话”课程，目的是启迪农民思想、丰富精神生活；三是“因地制宜”课程，目的是帮助农民应对实际问题，最终达到乡村救国、促兴农业、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三、梁漱溟探索中国特色农民教育的核心特征

农民生活的富足不仅需要物质基础的夯实，更离不开文化根脉的滋养。中国农民的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认同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农民群体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和自我文化身份确认的基石，农民教育也要以此为起点，突出中国文化特色。在梁漱溟看来，只有将传统文化作为农民教育的根基，通过教育重构农民的文化自信与社会凝聚力，农民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文化特色和个性，不被外部文化过度同化，从而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为农民生活富足注入精神动力。要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存，教育是关键环节，需要以中国式农民现代化教育的方式，融入到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只有全面深入的教育，农民群体才能够在文化认同和社会发展的交汇处找到物质富足的底气，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

（一）教育理念上，厚植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吸纳先进思想

近代，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儒家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梁漱溟率先打出“儒学现代化”的新旗帜，研究新儒学。基于实践得真知的原则，根据社会问题和实际需求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以解决当时中国文化危机，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的人群重建精神家园，以更易于中国农民理解的姿态渗透到农民教育当中，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建设工作。

梁漱溟对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要坚持以“仁”为核心的孔孟儒学。他认为“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是“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态”[12]，而中国文化中“情谊”“家族”“伦常和德 ”“和谐 ”等皆是“仁”的本质体现，其对人精神气质的积极影响甚深，远超于“西洋人风驰电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13]，这也是梁漱溟推崇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因。他同时强调儒学思想中代表理性、主张教化的观点。由于“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14]，这恰好与梁漱溟所发掘中国农村之问题不谋而合。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失调，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被破坏，重视理性与秩序的儒家思想让梁漱溟看到了农民教育的曙光。致力于儒学现代化，达到乡村改造的目的，要在潜移默化中扩大“伦理情谊教育”和“人生向上精神”在农民教育中的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