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赋能到共同富裕：集体记忆视域下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功能转型的口述史研究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教育公平作为缩小城乡差距、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核心引擎，其“最后一公里”的突破亟待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功能重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成人教育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成效显著，但面对农业现代化转型、数字技术革新等新挑战，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普遍存在功能定位滞后、资源整合低效、服务模式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基于口述史方法，以江苏省无锡市DS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个案，基于集体记忆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通过口述史方法放大民间声音，展现我国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能演变历程及其实践路径，进而探讨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有效推动共同富裕背景下未来农村成人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其要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以资源禀赋塑特色；以流程再造促变革。

关键词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功能转型；口述史；集体记忆；农村成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9-002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教育公平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流动的核心动力，而“最后一公里”的突破尤为关键。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乡镇成校”）作为扎根乡村的教育载体，长期承担着提升农民技能、赋能社区发展、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是打通教育公平“最后一公里”、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环节。然而，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数字化鸿沟加剧、人口空心化等现实挑战，部分乡镇成校仍存在功能定位模糊、资源整合不足、服务模式滞后等问题，难以充分回应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对高质量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

陶行知指出：“学校是为社会设立的，学校没有改造社会的能力，简直可以关门”[1]。经历近40年发展历程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发展空间的严重“被挤压”与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实践活动缺乏功能变革能力紧密相关。由于我国乡镇成校长期根植于乡村大地，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变革模式，伴随着社会变迁，其功能转型经历了一段以间断与均衡交错为特征的历史进程。正如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曾说，“历史的意义并不只是学术而已，还在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再现”[2]，而口述历史项目的推进有利于以一种见微知著的方式，建构专属于一所乡镇成校功能转型的“集体记忆”。为此，基于口述史的方法，从集体记忆的视角传递民间声音，展现特定时期我国乡镇成校功能演绎历程和实践路径，进而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基本理论概述

（一）集体记忆理论

集体记忆的概念最初由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群体成员在社会互动中共享那些有关群体共同经历的社会事实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和结果”[3]，这种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深层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特征[4]。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记忆是集体建构的产物。由于不同个体组成一个群体后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中任何个体的“突生性”，因而群体内部才能够完成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升华，这就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框架。第二，集体记忆具有社会性。人们在集体社会中获取记忆，并且依据自身利益诉求进行重组建构记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记忆的方式和程度。第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系，集体记忆的保存与维系依赖于特定的媒介载体（Media carrier）[5]。这里的媒介载体既包括物质状态的实体文物、文字图像和空间建筑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形态的纪念仪式、实践操练和节日庆典等。正如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k Bartlett）所说：“社会制度与环境提供了记忆建构的架构，人们的记忆在此框架下展开。”[6]乡镇成校群体内部共享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特定区域成人教育的发展历史，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一所成人学校集体记忆的拥有者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校史亲历者，即直接共享往事过程和结果的集体，包括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是一段集体记忆的缔造者；二是校史旁观者，即未亲身经历往事但通过亲历者获取并拥有记忆的集体，其群体范围的大小与记忆本身的传播力度和范围直接相关。

（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和历史性因果关系[7]。在不断批判和吸收“政治学集体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历史制度主义逐步构建出独有的观念体系，形成了结构观和历史观两个分析维度[8]，成为解释社会变迁现象的重要理论模型，见图1。

从历史观来看，历史制度主义基于制度发展的纵向历程分析，认为历史是一个以间断与均衡交错为特征的过程，制度在剧烈变迁之后会迎来一个渐进发展的稳定时期，而这一现象即“路径依赖”。为此，乡镇成校与功能定位相关的政策变迁路径依赖性表现为宏观政策的理性抉择、办学机构的理性抉择、个人层面的理性抉择三个方面。

从结构观来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行动者的利益与策略、行动者之间的权利分配等其他变量是决定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无论处在什么历史关键节点，乡镇成校政策制度的设计、生成和演化，都离不开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而历史制度主义为这些不同变量如何联结提供了丰富的解释角度。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从纵向历史序列与横向历史节点两个维度梳理乡镇成校的功能转型历程，总结学校在不同阶段主要的功能定位以及围绕其定位采取的实践路径；从社会宏观结构背景出发，对乡镇成校功能转型的路径依赖和改革逻辑进行动态分析，以期超越单一政策文本与特定结构背景局限，为新时代农村成人学校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口述史是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用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整理和保存受访者口头叙述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9]。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围绕人建构历史，它着重挖掘存在于民间和民众之中的研究素材，以此放大和传递民间的声音，尽显地方文化和区域特色。我国乡镇成校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变革模式，社会变迁视角下其功能转型经历了一段以间断与均衡交错为特征的历史进程，这与口述史法的适用范围不谋而合。此外，口述史法的一大功能是在档案和文献资料无法详尽记录的情况下，可以有效补充有限或者缺失的史料，以弥补文献资料对非重大历史事件和非精英人物的盲点，详细呈现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事件。鉴于我国部分农村成校的办学历史，除了零星的官方资料和数据之外，在其他文献中少有记载的情况，了解其历史的最佳方式就是访谈校史亲历者对过往的回忆。因此，以一所颇具代表性的乡镇成校为例，从集体记忆的视角建构该校专属的“固有记忆”，以展现特定时期我国乡镇成校功能演绎历程和实践路径，进而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设计思路见图2。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一所具有代表性的乡镇成校——江苏省无锡市DS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简称DS成校）作为研究样本。该校始建于1984年，先后被确定为“江苏省陶瓷艺术实训基地”“江苏省创业培训示范基地”“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无论是培训培养规模，还是校舍面积、硬件设施设备，该校均位列江苏省内同类学校乃至全国前列。因此，该校的历史发展经验对我国其他农村成人学校办学具有启发性和示范性。为实现对学校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价值提取，研究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记忆开采。

扬·阿斯曼（Jan Assmann）指出，“除了内容以外，集体记忆的流动性还体现在拥有记忆的不同群体上”[10]。为了突出“集体记忆”的研究视域，本研究基于目的抽样的方式，兼顾便利性和典型特征，基于亲历者、旁观者以及其他人的角色，最终选择10名学校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进行访谈，从学校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合作单位等多重视角综合构建了一所成人学校的发展图景。本研究在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描述细节的同时，还会将口述文本与地方县志、教育年鉴、会议记录、统计资料等文献资料进行对照。口述史访谈对象代码及相关信息见表1。

三、研究发现

每一所乡镇成校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和政策引导的关键作用。通过展示DS成校自成立以来功能转型的实践路径，反映出该校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农村成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适应与变革，见图3。

（一）DS成校功能转型的实践图景

1.补偿教育为主的知识普及功能（1984-2000年）

拉尔夫·赖希瓦尔德（Ralf Reichwald）指出，农村学校教育超越了一般学校和大学的界限，除了尊重学科多样性外，还能够创造条件使农村居民从经验中获取科学知识[1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的劳动热情同其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使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高涨，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求知、求技”的需求。这一背景下，DS成校应运而生。建校初期，DS成校将补偿教育作为办学的基本功能，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知识教育功能。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地区充斥着大规模文化基础知识薄弱的文盲群体，成为阻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巨大障碍。为此，DS成校积极尝试发展各种形式的扫盲后继续教育，在原有扫盲班的基础上增设了成人高考复习班。“80年代中期，农村乡镇居民如果没有工作，唯一的前途和出路就是考大学。虽然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非常高，但是录取率非常低，很多落榜生会在这里复习一年、复习两年、复习三年甚至更久”（A）。二是农业技术推广功能。DS成校从当地农村实际出发，努力结合“燎原计划”的示范项目进行科技辐射。“学校花了2万多元买来了北京农业广播学校、江苏省电视大学燎原学校的录像带，向江苏科技出版社购买了《金口袋》等20多份农科知识丛书，从中筛选出对宜兴本地种植和养殖有价值的内容编印成了《致富信息》免费散发给农户”（C）。三是在岗职工培训功能。20世纪90年代，专业证书培训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DS成校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市场行情、抢占培训先机，先后面向财会、幼师、乡村医生、农技员、电工、锅炉工等10多个行业领域的在职人员开展专门培训，帮助大批受训人员顺利持证上岗。

2.生计教育为主的扶贫增收功能（2001-2004年）

莱斯利·罗伊·巴拉德（Leslie Roy Ballard）指出，农村教育学位课程扩展过程中，在整合和制度化方面存在重大挑战，并认为当务之急是农村学校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拓宽农村青年和成年农民的进入渠道，保障持续的课程获取和学习参与[12]。步入新世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0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导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计划。其中，“科教兴农”被作为中国“三农”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遵循将智力开发与经济开发相结合的基本思路，DS成校紧紧围绕助力农村扶贫增收，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宗旨，将办学功能定位调整为生计教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转移功能。DS成校本着“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组织开展了农、林、牧、副、渔、养殖、维修、缝纫等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培育了各级各类技术人员上千名，助力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二是基地示范功能。DS成校自主创建了“宜兴市花卉苗木教育示范基地”，依托基地优势，学校组织农民现场观摩，启迪群众智慧，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是生产技术服务功能。为了引导农民冲破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单一型经营模式，拓展生产经营范围，DS成校“以银杏、杜仲苗木推广为短线产品、以中草药种植和中高档花木培育为中线产品、以银杏杜仲茶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长线产品”（G），树立了本地生产经营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