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妇、弃官与生命觉醒

摘要：叙事诗名篇《琵琶行》（并序）在塑造琵琶女和“我”的诗歌形象时，正诗与诗序的遣词存在多处差异，对此进行比较并作特定的社会文化分析，可以判断琵琶女是诗人精心塑造的弃妇形象，以此关联起“弃妇”与“弃官”两个互为映衬、具有隐喻关系的重要诗歌形象，从而寄托诗人的身世感慨和独特的人生体悟，表现出深刻的生命觉醒，体现了作品主旨的深刻性。

关键词：琵琶女；弃妇；诗歌形象；生命觉醒

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有序言，序言虽不是作品的主体，但却不可忽视。大多数情况下，序言中一样蕴含着丰富的文本信息。以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名篇《琵琶行》为例，其序文历来与正诗合为一体，主要内容是对全诗的创作背景、琵琶女与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创作动机进行概括说明，对理解和赏析全诗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很多语文教师在课堂对《琵琶行》小序的讲解主要停留在标注字义、疏通文意、提炼内容、总结作用等基础层面，但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从叙事学角度看，正诗采用琵琶女自叙口吻，如“自言本是京城女”，这种第一人称叙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让读者能直接感受琵琶女的内心世界。而序文以作者“予左迁……问其人……”的概述呈现，则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全景式的视角。二者并行，相互补充，为琵琶女和“我”的形象塑造奠定了多元基础。

这两套话语在塑造琵琶女和“我”的形象上是有遣词差异的，但又绝非诗人笔误，而恰恰是精心为之。抓住这个差异并加以社会文化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琵琶女和“我”的处境与情感，深入解读琵琶女和“我”的形象并进行紧密关联，从而理解“同是天涯沦落人”中蕴含更为深刻的诗歌主旨。

一、“嫁”与“委身”的差异：边缘婚姻关系的隐晦表达

琵琶女在正诗中自述“老大嫁作商人妇”，初看这是常规的人生轨迹描述，其实是在外人面前对自己难言之痛和落魄境遇的一种自欺欺人式的遮掩与美化。“嫁”通常意味着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婚后融入夫家，获得稳定家族身份。然而从后文“去来江口守空船”的日常生活状态来看，她并非商人明媒正娶的正妻或妾室，只是暂时相伴的“外室”，更接近于一种无法得到社会文化、礼俗观念、家族宗法等认同的包养关系，所以她不具有能够公开的婚姻身份以及与这种身份相关的固定住所，只能藏身船上一路随行。《唐律·疏议·户婚》对违反婚姻制度的行为有着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对婚姻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当时的礼俗也从伦理道德层面对婚姻缔结进行规范。按照《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释义，“嫁”与“委身”在表示婚姻关系时有着本质的差异，“嫁”是女子出嫁，而“委身”仅仅是“献身，以身事人”之义。正是琵琶女未能明言也不愿明言的这种身份与境遇，才让她后来被商人抛弃成为可能。

白居易显然深知琵琶女与商人之间并非正常的、为礼俗所承认的边缘夫妻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更接近于“露水夫妻”的结合，所以他在序文中并没有采用琵琶女自叙的“嫁”字，而是选用了语义模糊的“委身”一词来指称二者的关系。这一遣词既揭示了琵琶女真实的生活处境，又避免了明指琵琶女与商人之间非正常的婚姻关系的尴尬。在笔记小说等古代文学作品中，对类似女性角色的描写，这样的委婉用词并不鲜见，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此类非正常边缘婚姻关系的隐晦态度。

二、“守空船”与“漂沦”“转徙”的差异：命运悲剧的深层揭示

琵琶女谈及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状态时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此处长期存在误读，多聚焦于闺怨，认为是琵琶女苦苦守望丈夫归来，寂寞孤独、满腹哀怨。但是，这样的理解是经不住逻辑推敲的：因为琵琶女清楚自己“外室”的特殊身份，这是她在命运低谷中做出的无奈选择，时局动荡导致她无处可去、无家可归（“弟走从军阿姨死”），只能“委身”于商人，寻求一个容身之所而已，她当然是谙知商人四处流徙的职业特点，应该早就对日后聚少离多的生活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又怎么会对二人终日相守、耳鬓厮磨的理想化婚姻有所奢望？如果说琵琶女心中有怨恨，那么这种怨恨的对象不应该是爱情的消亡，而应该是“婚姻”基础的脆弱不堪。

同时，有一个细节必须关注：从长安到江州，虽途遥路远，商人与琵琶女却是一路相随；而此去浮梁，两地相距极近，却让琵琶女独守空船，毫无音讯。显而易见，琵琶女此时实际上已被商人抛弃，二人的临时“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这种现象在古时并不鲜见，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李甲与杜十娘的故事即是对这一类社会现象的艺术化概括。这样的抛弃并非偶然，是封建社会女性经济不独立、依附男性导致的命运悲剧的缩影。对琵琶女与商人而言，这种随时可以发生的“别离”本身可能就是一份无需明言的“约契”，琵琶女不会没有心理准备。只是由于琵琶女并未完全将个人身世遭遇和盘托出，亦或是匆匆之间语焉不详，所以白居易对琵琶女形象的塑造，采取的是介于实写与曲笔之间的折中叙事，隐晦地点出了琵琶女的“弃妇”身份。

所以，基于对特定社会文化的了解并分析其对琵琶女命运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琵琶女真正悲叹的并不是她与商人之间没有爱情，而是自己又从“商妇”沦为“弃妇”。商人在当时社会地位极低，“老大嫁作商人妇”是琵琶女从“名属教坊第一部”的人生之巅跌落的第一个命运低谷，已是迫于无奈的选择。而到江州后被商人弃于船中，则是她又一次被命运抛向更深的低谷、处于更加孤独凄楚的境地。不难想见，可能是出于在陌生人面前保留仅有的尊严的考虑，琵琶女将自己“守空船”的原因解释为“商人重利轻别离”，但她当然也深知自己已经成为“弃妇”，所以才深深察觉了人心的凉薄。将“守空船”归因于“商人重利”，不过是掩盖内心的见弃之痛。而这种凄凉的人生体验有时恰恰是无法明言细说的，只能寄寓在周边的环境、景物之中。“绕船月明江水寒”的“寒”显然不仅是实指“水寒”，更是“心寒”，是一种饱尝命运艰难、世态炎凉后的心理状态。作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音，白居易凭借敏锐的感知力与同理心，显然已经察觉到了琵琶女此时的心境。正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这种人生的悲歌和对命运的悲怨，无需琵琶女多言、明言，白居易就已意会。所以，他在序文中的遣词是“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意即身若漂萍、从未安定、前途未知，对琵琶女成为“弃妇”这一事实的暗示意味非常明显。这是诗人站在宏观社会视角，对琵琶女成为弃妇的命运悲剧及其社会根源的深刻洞察和深层揭示。

三、“恬然自安”与“天涯沦落”的差异：同病相怜的情感源头

《琵琶行》的诗、序遣词差异非独体现在对琵琶女的形象塑造上，还同样体现在诗人对于自身境遇、心态的表述上。在序文中，对于贬谪江州的生活，诗人仅用一句“恬然自安”轻轻带过，未见牢骚不平。当然，这不排除是诗人在仕途受挫后故作豁达的一种表层情绪掩饰与自我调适；但在正诗中，诗人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用较长的篇幅（“浔阳地僻无音乐……呕哑嘲哳难为听”）来渲染江州位置之荒僻、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苦闷，其中不乏“地僻”“低湿”“苦”“哀”“独”“难为听”等直接体现情感倾向的用词，悲苦怨愤之情溢于言表。使用这样极富对比、反差意味的遣词，显然是因为诗人由琵琶女的人生境遇联想到自身遭遇，从而感慨命运的巨手翻云覆雨，使不同阶层的二人最终都从繁华京城走向江州僻壤，走向相似的心灵困境。如果只读序，我们大概只能看到一位面目模糊的所谓“恬然自安”的隐士形象；只有序诗结合来读，我们才会发现其中不仅有琵琶女的人生遭遇、诗人被贬的经历，还有他们二人孤寂、悲伤的心情。对于诗人所描绘的贬谪生活之苦，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诗人对物质条件、生活环境的抱怨，这里面更深层的心理其实是以生活环境的落差来折射政治处境的逆转，是对自己从备受瞩目的“政坛新星”跌落为被发配天涯的“弃官”的政治遭遇的一种心理宣泄和悲愤倾诉。而这正是主旨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感源头。一个是朝廷命官、江州司马（即便是闲官），一个是旧日倡女、商人之妇，二人究竟“同”在何处？从表面看，出身、才华、生活境遇（变故）等都可以类比。都可以找到外在的、浅在的相似之处，但潜在的、本质意义上的“同”其实是二人同被时代与命运所“弃”。对于这样相似的命运，诗人使用极具感染力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进行了高度形象化的艺术概括，塑造出两个在时代与命运裹挟下无力抗争的悲剧形象，相互映衬，强化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至此，“弃妇”和“弃官”两种形象融为一体，琵琶女被玩弄践踏和诗人被逐出政治权力中心、沦落天涯的悲剧命运互相叠加、交织浮现，诗歌因此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四、“弃妇”与“弃官”的关联：时代悲歌下的生命觉醒

在古代文学特别是闺怨题材的作品中，以空守闺阁的失宠弃妇喻怀才不遇的失志之人，是一种常见的创作思路，李白、杜甫等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均有此类诗作。《琵琶行》也有着明显的类似构思，将琵琶女的“弃妇”形象移植到诗人当时“江州司马”的“弃官”身份上，即由“弃妇”自然过渡到“弃官”。这就可以实现在为琵琶女的悲苦命运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政治遭遇发出控诉之音。

这是一处不可忽略的巧妙构思，与《琵琶行》的主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需要我们将琵琶女的“弃妇”形象与诗人的“弃官”形象进行关联阅读。这样就可以发现作品还蕴含着一层需要读者细加体味的深层意蕴和具有哲理意味的感悟——“弃官”犹如“弃妇”。这正是诗人在历经宦海浮沉、洞察政治黑暗后对命运与人生价值的一种深刻的生命觉醒。被贬江州，对白居易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也带给他重要的思想转变。他在《望江州》《初到江州》等诗中都流露出抛弃执念后的平静以及远离政治后的坦然，而《放言五首》则表明他彻底醒悟，不再执着于政治与名利，《与元九书》更是明确表达出“隐”和“退”的处世态度，想要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因此，当琵琶女满含“京都声”的琵琶声再次铮然作响，白居易所听的已不仅是琴声，更是自己反观人生的怆然悲鸣与觉醒心声，从而泪湿青衫。但是这种觉醒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一个恰当的触发点，这也照应了序文中的“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足见序文确为诗人真实心声与创作意图之流露，而绝非作品可有可无的附庸。如果我们在解读时，完全忽略“生命觉醒”这个层面的意蕴，《琵琶行》的艺术价值恐怕是要打一个折扣的，而读懂了白居易对于“弃妇”与“弃官”的关联，我们才更容易理解江州、琵琶女对于白居易的政治意义、思想意义、人生意义，也能更准确地理解他“泪湿青衫”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普通的贬谪文学所抒发的浅层次的“迁谪意”。

综上所述，《琵琶行》诗、序遣词的差异，暗示出琵琶女弃妇的身份和命运，也流露出诗人对自身“弃官”的政治境遇和命运跌宕的喟叹与觉醒，二者相互映衬，巧妙关联，深刻揭示出他们同被时代与命运抛弃的本质。作品以诗人宦海浮沉后的生命觉醒，突出了诗歌主旨的深刻性，在思想上超越了普通叙事诗和一般的贬谪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