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规训与另类反抗

摘要：长久以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是道德作风上的伤风败俗、狡诈、自私、爱好老来俏的农村妇女形象。通过空间权力理论透视，三仙姑作为被规训的女性主体，是一位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中的边缘人物，同时也是新旧秩序转换中的受害者与参与者。通过巫文化，三仙姑实现了另类反抗与突围，但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文化形态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在教学上，可以引发学生对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性关系的深思，打破传统的单向性的对三仙姑的讽刺与批判。

关键词：空间权力；空间规训；巫文化；女性

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2019年版）第二单元主题为“苦难与新生”，学习革命历程，“思考中国革命的意义，理解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让学生能够做到“认识历史，把握当下，树立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小二黑结婚》作为其中代表性篇目，也一定要从当下的目光着手，进行经典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空间理论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和福柯等人的引领下诞生，这标志着人文科学领域进入了全新的空间研究时代。福柯指出，空间不仅是所有公共形式的基石，更是权力操作的核心。文章以“空间”和“权力”为理论基础，分析《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在规训空间的生存困境，通过这一深度探索，揭示三仙姑在权力与空间的双重束缚下如何通过巫文化，寻求自我空间的建立、挑战乡村传统规则，进行反抗与突围。通过这一分析，三仙姑的传统形象得以更丰富立体，避免被单向性批判。

一、空间规训：三仙姑“身心”的双重困境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福柯为代表提出的空间理论，将空间作为权力运行的基础。福柯突破传统权力观，将权力纳入空间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权力观。空间是任何公共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性别议题纳入空间与权力，探讨女性生存困境，用空间规训的视角探讨三仙姑“身”与“心”的双重困境。

（一）身体规训空间

在西方哲学中，尼采提出了“还身体以准绳”的观点，强调身体的自主性、鲜活性和能动性。相较之下，福柯的谱系学则将身体视为历史变迁的核心，但他认为身体受到了权力的严密控制，被规训、被塑造。

从物理生活空间角度看，社会对女性的规训集中体现在对其活动场域的严格限制。通过对空间进行单元式分割，身处于非流动性空间的个体也就得以被权力限制在一定场域，被驾驭、使用，从而避免了不稳定与不可控。

《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的描写集中在“三仙姑的来历”“三仙姑许亲”“看看仙姑”三节中。《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是一名处于传统秩序下的乡村妇女，刚嫁过来的时候，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而她的丈夫“只会在地里死受”，婚后备感寂寞。在这个背景之下，年轻人来和新媳妇作伴这个行为被制止，于福的爹“把外人挡了起来”。在这里，三仙姑的空间需要严格按照乡村权力划定的范围而展开，很显然，于福的父亲起到监视的作用，而三仙姑的“过分”行为是不符合乡村礼法规范，是不被允许和接纳的。在这里，“看”与“被看”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隅。这种空间的隔离与划分，无疑加强了规训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如祥林嫂，她不能够参与到“祝福”这个祭祀活动中来，在“被看”中认清自己的权力等级，在无形的被凝视中走向了自己的灭亡。

空间区隔将女性框定在家庭空间内。被视为“家中的天使”，女性被赋予让男人生活舒适、照顾孩子、培养未来劳动力等传统责任。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维护家庭秩序，同时消耗了她们的时间、情感和精力。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她们的身体通常被置于分格单元式的空间中，这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被固定的位置所限制，其行动自由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在传统民居结构中，女性往往被限制在后堂和厨房等私密区域，这使得她们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家庭以外的事务。如果不是“下神”，三仙姑只能是另一个大堰河，每天重复着家庭劳动，淘米、煮饭、切菜、喂猪，也只是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在这里，身体的空间规训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更是一个充满社会、文化和历史内涵的复杂现象。

（二）灵魂规训空间

在乡村规训社会的背景下，女性话语权力的缺失显得尤为突出。在规训话语的统治下，女性一直处于“他者”的地位，这是一个长久而深刻的问题。波伏娃指出了“他者”的实质：那些被置于被支配地位，失去独立人格，进而被异化的人们。而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他也揭示了权力通过要求“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等理性手段，导致了驯化的理性灵魂与无序的疯癫灵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个人自我主体身份的丧失，而这一点在女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从四十年代以来，女性身体逐渐失去性别属性，成为群体标记。女性身体不再代表欲望，而是承载政治阶级印记。审美观念发生转变.劳动者的肤色、体格等特征被认为具有时代审美标准。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的是强调积极劳动和强大力量的女性形象。《苦菜花》的娟子、《迎春花》的春玲、《山乡巨变》的盛淑君都对这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形象进行了呈现。在乡村，“老来俏”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一把年纪就不能够再梳妆打扮、擦粉抹香，只有思想落后的女性才过度修饰自己形象。

在《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一把年纪了得知要去见区长还“换上新衣服、新首帕、绣花鞋、镶边裤”，涂脂抹粉，可惜粉抹不平脸上的皱纹，被认为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区长看到三仙姑的打扮，也默认为是新娘子，不会是小芹的娘，批评三仙姑“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在这里，区长本来应该是商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但先对三仙姑的打扮进行了评价。在这里，三仙姑首先是小芹的娘，是母亲的身份，其次才是女性身份。对于他人的嘲笑，三仙姑听了，也是“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

从人道主义来讲，所有人都有对美的追求权利，三仙姑也有权力按照自身对美的理解去呈现自己的形象，至于是否弄巧成拙，那是另一回事情。在《小二黑结婚》中，年龄大的女性似乎从女性身份中剥离了出来，成为了单纯的“母亲”，不应该再梳妆打扮，被剥夺了对身体自由支配的权力。黄晓雪指出，“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身体权力的转型。解放区文学对身体的阐释与修辞，自然折射出身体与种种权力的博弈过程。”

三仙姑在他人的注视当中，感受到了不合时宜。事实上，社会在新秩序尚未稳固，旧秩序逐渐崩溃的背景下，她游走于两者之间，既无法真正融入新社会，又无法回到旧有的生活轨道。她的转变，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表现出她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依附与挣扎。

二、巫文化与另类反抗

在思考如何摆脱空间规训，在封闭的乡村空间中寻求突围的机会时，三仙姑选择了巫文化。王宇认为，三仙姑形象提示着现代性叙事所无法命名的传统乡村边缘、暧昧的女性文化形态——三姑六婆文化。三仙姑正是借助这种“三姑六婆”的巫文化，以跳神的方式使身体的欲望获得扭曲的满足，从而在被束缚的空间中获得了另类反抗的机会。

（一）另类反抗的建立

三仙姑通过“下神”这一活动，创造了一个巫神空间，实现了在这一空间下，借助传统神权的力量实现另类反抗，达到突破传统性别行为模式规范的目的。三仙姑利用传统性别秩序与宗教巫术之间的交叉点，找到了自由的空间。

二诸葛与三仙姑都是“神仙鬼怪”理论的簇拥，但不同的是，二诸葛是民间伦理秩序的维护者，而三仙姑则成为传统伦理秩序的反叛者。可以看到，二诸葛是真的信奉封建迷信，而在“米烂了”的故事中，三仙姑显然并不是真的“下神”，所谓的封建迷信只是三仙姑自我欺骗、为达私欲而选择的方式。年轻时，她因为嫁给于福而感受到身体和精神的空虚。后来通过跳大神，她放任自己去“为老不尊”，挑战传统伦理。通过独特的方式，例如大神舞台上的夸张动作和与年轻男性调笑，三仙姑释放受压抑的欲望。她还通过嫉妒和扭曲的心理干涉女儿小芹的婚事，散发出个体不幸的心理影响。在没有政治规训之前，三仙姑利用宗教活动实现女性反抗和超越。她以神之名颠覆男权社会，获得了抗议的权利和话语权。当她跳舞时，代表男权社会的金旺他爹显然尊重她的话语。三仙姑通过运用农村人对神圣的敬畏心理，通过神的力量使男性屈服，同时颠覆了传统男权制约。她巧妙利用宗教权威，得到了男性服从，重新定义了传统社会秩序。

福柯微观权力机制认为，女性需建立自我认知，打破“他者”化，恢复主体意识。这包括“认识自己”，明确独立个体身心的多元表达，摆脱外界标准和规范束缚。这种表达不受男性审视干预，经历自主意志反思微观权力规训。基于这种自我认知，每位女性都展示独特不可复制的特质和独立性。

三仙姑通过“装神弄鬼”成功逃离中国农村的父权伦理秩序和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安全且合理的精神领域，满足了个体欲望的释放。年轻时，她与村里男性玩笑、嬉笑，寻求身心的弥补；而年老后，她以不合时宜的打扮吸引男性注意，即使看起来滑稽可笑。三仙姑利用身体和女儿的年轻容貌吸引年轻男性，甚至在追求小二黑的欲望中干涉女儿的婚事，借口天命谴责的背后实则是为了私欲满足。通过利用身体和女儿的外表，三仙姑在压抑的农村环境中寻求男性关注，窥视，强调女性主体地位。

（二）新秩序与巫文化的消解

三仙姑通过“装神弄鬼”规避父权伦理秩序和男尊女卑制度，追求自由领域，但最终在区长的训斥下，改变装扮。三仙姑最后被迫接受新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回归于旧的生存困境。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三仙姑想到自己女儿都要结婚了，自己还要卖老来俏，下定决心，终于变成了长辈人的样子。在这里，三仙姑的改造不仅仅受区长的引导，而是被自身不符合性别规范感到尴尬，因“穿花鞋”羞涩失言。她的无言和投降并非接受婚恋改革合理性，而是中止反封建思想，显示她作为被解放女性的沉默和服从。通过这些故事，赵树理展现了权力领导和规范性重构下的群体动态与权力互动。三仙姑的改造从身体开始，以身体为端点，凸显女性身体成为现代权力运作的关键场所。在这次现代化婚恋改革中，三仙姑并未获得受益，反而成为新观念下再次被压抑的对象。她的沉默反映了她在新解放环境下无法找到更自由、平等的生存空间，最终回归传统秩序，放弃了对个性和幸福的追求。在传统伦理秩序和新民主政权的规训下，女性的话语被压制。王宇认为，小说通过三仙姑形象展示了对乡村旧文化的现代意识形态改造，这种改造过程可能受到限制和扭曲。

赵树理批判封建理念和包办婚姻，对年轻女性授予自我解放权利，却对老年女性依旧遵循传统伦理规范。老年女性虽然是社会旧体制的产物，在新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中，她们被视为受害者，但作者却缺乏对她们精神被镇压的关注，将其身体界定为新阶级伦理规范，塑造符合现代性改造的形象。赵树理对女性解放态度矛盾，对老一代恶劣婆婆的批评表明他参与现代化改造过程中的立场。他通过两类女性解放态度的对比，展示了民主政权对农村伦理秩序改造的选择性，塑造被压迫者为新执行者，颠覆旧秩序，形成新秩序。

赵树理以反封建思想和新风尚为出发点，希望重塑社会道德观念，但在新社会伦理秩序的构建中，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干预导致对女性解放的视角局限于表面调整和新观念替代，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女性的救赎期待。作者始终聚焦于国家话语下的政治解放，却忽略了个体女性心灵解放。赵树理为了推动新民主革命改革旧文化而努力，他受传统乡村伦理秩序影响，同时认同民间道德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女性身体在民族国家利益和道德规训的双重影响下陷入复杂境地。

三、三仙姑空间权力叙事的教学价值

长久以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是道德作风上的伤风败俗、狡诈自私、爱好老来俏的农村妇女形象。在赵树理笔下，三仙姑是在封建伦理关系土壤中产生的异类，也是包办婚姻制度下个人情感无处安放的病态。但面临当今时代新的情境与价值观念，传统的对三仙姑的解释在教学中面临新观念挑战的危机。

新版课标要求师生能够在细读文本中分析把握文学形象的不同层次，能够做到常读常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在教学上，却往往不顾及时代观念的变迁，把固化的、陈腐的观念施加给学生，这不仅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无助于塑造学生的高阶思维。作为教师，要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平等地参与交流讨论，善于发现、保护和支持学生阅读中的独到见解，让不同主体身份的学习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分析解读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