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协同：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学生立场驱动的反向构建

摘 要 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从成人视角-从学校逻辑-从学生问题出发”的传统协同模式。这种传统的实践模式遮蔽了学生在协同育人中的主体地位，妨碍了学生的自主成长，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并成为造成家校社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对此，“逆向协同”提出从学生立场出发、从大教育逻辑出发、从发展目标出发，反向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重新规划协同育人的目标、方法与路径。具体的构建策略包括：基于学生发展的目标重构、基于学生主体的活动设计、基于学生成长的方法创新、基于赋能学生的专业成长、基于学生需求的资源整合以及基于学生反馈的机制优化等。

关键词 逆向协同；家校社协同；学生立场

随着我国教育治理的深度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也经历了理念话语、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实践话语的相互转化，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是常识。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2022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法律手段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政党治理教育的意志层面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2023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2024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家校社协同育人成为我国教育强国的重要部署。当前，如何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成为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现有实践中出现的行动模式进行审视与反思是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必要之举，以此不断优化行动。

一、传统家校社协同模式的实践表征

（一）家校社协同中的成人立场

立场是基于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利益、信仰经验和逻辑推理等因素而形成的对某个问题、议题或事件所持有的观点、态度或主张。它深刻地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和决策，影响着事务的发展趋势。我国传统教育受儒家“长幼有序”“师道尊严”等伦理秩序观念的影响，十分重视家长的权威、教师的权威等，形成明显的成人立场，并形成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它在底层逻辑上深刻地影响着家校社协同育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成人立场主要是以家长、教师以及社会教育工作者等成年人的视角、价值观和期望为导向，来规划、组织和实施教育活动。这一立场通常以成人经验为主导，认为成年人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成熟的认知能力，能够为未成年人指引正确的成长道路。这一立场强调成人价值观，认为学生应该具备成人所认可的品质和行为规范。这一立场以成人利益为导向，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决策中，更多地考虑成人视角下的利益，如学校固守“升学率优先”的考核导向，形成标准化培养模式；学校基于管理方便，实施同质化的管理模式；家庭追求“阶层跃升”的功利期待，家长将子女教育异化为“家庭荣誉工程”；企业以商业利益驱动，催生应试培训产业化现象。

（二）家校社协同中的学校逻辑

随着制度化教育的形成，学校成为专门的正式的教育机构。它被制度赋予了正式的权力。同时，学校教育的考试评价制度与社会的选拔制度相互嵌入，从而深刻影响整个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与行为。学校教育的强势逻辑渗透到了家庭和社会系统中，从而出现“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社会教育的学校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学业优先，挤压其他教育内容。家庭时间被作业、补习班占据，家长过度关注考试成绩，忽视生活技能、品德教育、情感交流等教育内容。有研究结果显示，96.2%的四年级学生和95.8%的八年级学生报告家长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期望较高。66.7％的四年级学生和51.7％的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对学业卷入程度较高。[2]社会教育的功能在急功近利中更是被遗忘。（2）家长角色“教师化”。家长充当“家庭教师”，监督作业、批改错题，甚至提前教授课程内容，家庭氛围趋于功利化。（3）评价标准单一化。以分数和升学为唯一成功标准，忽视孩子的兴趣、特长和个性发展。总之，学校教育的运行逻辑被泛化到家庭和社会中，学科知识传递成为不同形态教育的共同任务。

（三）家校社协同中的问题趋向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育人。然而，当前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聚焦在儿童成长中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认为没有问题便不需要沟通和协调。以问题为导向的协同育人固然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如果缺乏对儿童发展规律以及成长性需要的认识，家校社协同只能成为联合消防队，哪里有火扑哪里。无法从根源上把握育人的根本，容易陷入无止境的问题纷争中。家校沟通常演变为“问题通报会”，教师和家长聚焦学生的纪律与管理，而非成长的需求。“叫家长式”的沟通成了学校最后的无奈。在这种模式中，家长容易形成“协同=有问题”的敏感神经，而协同育人最终演变为共同的纠错教育或惩罚教育。[3]

二、传统家校社协同模式的负面效应

（一）遮蔽学生在协同育人中的主体地位

“家校社协同”概念中有没有将学生也纳入主体范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时提出，“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二十一世纪教育的根本宗旨”[4]。发现并尊重学生自我教育的可能性也是新时代教育的新要求。传统家校社协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将学生作为被动的受教育者，漠视了学生的权利，也剥夺了学生成长的机会。

（二）妨碍学生的自主成长

学生的成长是教育的基本目标。人的生长包括人的身体、个性、理性、创造性以及自由意志等的展开。传统的家校社协同从成人的意愿和视角出发，忽视孩子的需求和声音，以成人的经验及其所生成的价值要求孩子，试图让孩子沿着自己所设计的轨迹前行，难以接纳孩子的错误和不完美，在良好的愿望中倾向于以控制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家校社协同增强了福柯所谓的“规训权力”的强度。这种规训权力可以具象化为课程表的时间切割、教室空间的身体管控、被教案完全预设着实施的课堂、标准化考试的价值导向、课后被各种培训挤满的时间填充。学生被统一的线性时间所支配，缺乏自主探索的时空，其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受到压制。[5]总之，成人过度干预限制了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的机会，使学生习惯于依赖成人，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现代教育中“效率崇拜”的迷思，易使学校、家庭和社会陷入考试分数的神话中。PISA排名驱动的绩效竞赛中，学习难免被简化为解题能力的机械训练，情感体验、批判思维、创造性想象等主体性要素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学生在这种异化的教育中、在单调的物理空间和逼仄的心理空间中逐渐走向心理危机。当前各种心理健康调查数据结果让人担忧。如2022年7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小学生发展状况年度调查发现，有17.9%的中小学生存在抑郁风险，有31.3%的中小学生存在焦虑风险，有34.7%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里会出现缺乏松弛感、情绪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6]《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14.8%的青少年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7]

（四）造成家校社关系紧张

由于学校教育的专门性和教师的专业性，学校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学校教育的强势主导同时容易生发出“学校主宰教育”的现象。这使得不同形态的教育边界消解，内容与功能走向同质化，从而失去不同形态教育的独特价值，也失去教育本身的丰富性。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家校社在教育治理中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家庭和社会对学校多为服从与配合。如多数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仅有“通知—执行”功能，甚至演变为学校规避风险的机构，家长缺乏实质决策权。家校沟通在实践中也演变为学校对家庭的单向的事务性通知。这种持续性的失衡必然导致家校社关系的紧张，以及导致与学生关系的异化。久而久之，学校和家长可能因对教育方式和目标的分歧而产生矛盾，社会资源的利用也可能因成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受到限制。这种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使有外在的制度规范，家校社的协同也只能是虚假的协同或浅表的协同，难以真正产生教育的合力，甚至出现相互矛盾的教育行为，让孩子无所适从。

三、“逆向协同”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逆向协同”是针对以往的“从成人视角、学校逻辑、学生问题出发”的传统协同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逆向思考，它强调从学生立场、从大教育逻辑、从发展目标出发，反向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重新规划协同育人的目标、方法与路径。这种逆向协同的育人模式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树立学生中心理念

不同于以往的成人立场和成人视野，逆向协同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兴趣和反馈出发，将学生置于协同育人的核心位置，确保教育内容和方式更贴合学生的发展需求，强调学生兴趣、发展需求在家校社协同中的引领作用。

（二）以学生发展目标为导向

不同于以往的问题思维取向，通过逆向思维，从预期的育人目标出发，反向设计协同路径，既不回避问题，又不陷入问题主义所导致的信心丧失和目标迷失。将学生发展目标优先于学生问题解决，甚至以发展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三）凸显学生过程性参与

学生不仅是协同育人的对象，同时本身也是自我教育的主体。改变学生以往被动的局面，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突出学生在协同决策、活动组织等方面的参与。

（四）实施动态反馈调整

改变过去协同育人中的过于强调成人的预设，依据学生反馈及时调整家校社协同的策略与方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协同育人效果。

四、“逆向协同”育人模式的反向构建策略

（一）基于学生发展的目标重构

家校社协同的最终指向在于育人。家校社协同是育人的途径和方法，它本身不是目的，指向人发展的教育性是家校社协调的根本规定性。这本应是教育的基本常识。然而，家庭、学校和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立场和利益驱动之下，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这个根本宗旨。“逆向协同”是以目标为导向，它以学生发展可期和可见的结果为目标，然后根据这些目标反向确定给学生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家校社如何聚焦这些目标进行协同。在目标设定过程中，首先，注意将学生的特质、兴趣和未来规划等纳入学生发展目标中，避免简单地以成人的目标替代学生的发展目标。其次，目标要尽可能详细，这种需要多方协同的行动只有在清晰的目标引领下才能更好地展开。再次，处理好协同中的问题与目标的关系。协调育人中需要有问题意识，但是相对于问题意识，更为根本的是需要目标意识，避免陷入问题主义的泥淖。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要理解生活，向后看；要过好生活，向前看。”问题代表现实，它需要被反思和审视，目标代表方向和未来，奔向目标的行动本身可能潜藏着问题解决的答案。

（二）基于学生主体的活动设计

传统协同教育把学生作为被动的客体，当作知识的容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正如迈克尔·富兰所揭示的事实：“当成人在考虑学生时，往往把他们作为变革的潜在受益者。他们想到的是成绩结果、技能、态度和工作。他们很少想到把学生作为变革过程和组织生活的参与者。”[8]以学生视角驱动的逆向协同，本质是教育权力的再分配和育人逻辑的重构。它要求家校社三方具有赋权增能的意识，把学生应该有的权利归还学生，让学生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活动的决策、组织、实施与评价等过程中。家校社三方从“替学生做决定”转向“为学生搭平台”，最终实现“活动主题学生选、学生方案学生试、学生成果学生享”的育人新生态。

（三）基于学生成长的方法创新

传统的家校社协同在制度与理念的牵引下被抬升到目的的层面，容易出现为协同而协同，为活动而活动的情况。在实施过程中，基于效率崇拜，在协同方法上趋向于单调与程序化，比如千篇一律的家长会、家访等。学校与家长有时只是在履行程序责任，对于效果如何则缺乏关注。对此，采用逆向思维，从学生的学习结果和反馈出发，设计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和活动，尤其是针对学生教育中的价值观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需要在贴近生活的活动中体验。对此，学校可以设计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家长在参与的过程中更有获得感。再如，家长参与学生的项目式学习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在参与的过程中加强协调，这种协同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言而喻。同时，当下的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也为协同育人的方法与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