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家校社协同教育生态系统构建：基于心智化理论视角

摘 要 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智能技术泛在化与代际文化断裂双重叠加，儿童青少年面临网络依存和心理健康问题等多重挑战，家校社协同育人作为破局关键，在心智化理论视角下，其效度提升面临“主体角色认知错位”“互动反馈机制僵化”“资源协同效能衰减”等结构性制约。基于心智化理论对协同教育的价值及新质生产力下心智化理论的新发展，提出“重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升级数字智能交互生态”“创新资源协同体系”的针对性策略，系统探析新时代协同教育生态系统的建构路径，推动家校社协同教育生态从碎片化迈向系统化，促进学生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关键词 数字时代；家校社协同；心智化理论；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全球经济数字化不断加速变革，2024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强调培育高水平数字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作为“数字原住民”与未来数字人才的儿童青少年，数字技术虽拓宽信息渠道、丰富学习方式，但也成为学生近视、超重肥胖、手机网络沉溺、心理健康问题与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等问题的诱因之一，甚至演变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教育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家校社协同育人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做好协同育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政策导向方面，2021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2023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2024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旨在以 “教联体” 为切入点，推动各地中小学校在实践育人、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以及警校同步等多方面强化协同合作[4]，进而构建优质育人生态，为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营造有利环境。然而现实中困境重重，一方面，数字化与后疫情时代的叠加影响加剧当代学生心智化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家校社传统协同模式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问题。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新时代，引入心智化理论视角，打破家校社之间的壁垒，探索协同教育生态系统构建路径，形成一个有机的教育整体，助力学生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一、心智化理论核心内涵、教育价值

及其时代发展

心智化理论由Fonagy等学者提出，它强调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心理状态的认知与反应，构建对人与世界的图谱模式，通过提高心智化水平与能力，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与他人的沟通合作，改善情绪状态，并构建自我价值观。将心智化理论应用到家校社协同教育中，并充分应用智能技术，以全新的视角为家校社协同教育生态系统构建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心智化理论核心要素

心智化（Mentalizing）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想象性的心理活动，指个体基于有意图的心理状态，如需求、信念、情绪、目标等，内隐和外显地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意义的心理过程。[5]其核心要素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心理反思能力，强调对心理状态的动态想象与反思，包括觉察自身内在状态、理解行为动机，并通过灵活策略调节行为效率，高心智化水平者能有效处理复杂社会信息，减少认知歪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6]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心智化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引导。二是社会认知整合，心智化系统作为认知工具的集成，涵盖对心理状态做出推断的一系列认知能力，表现为心智化系统对社会动机、读心、模仿与叙事等认知工具的整合，形成意图理解、情绪感染及经验传递的综合能力，其大脑神经基础支持社会信息加工与推断，成为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关键。如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心智化能力有助于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快速学习，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应对策略并与学生有效互动，提升教学效果，并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就水平的提升。三是依恋与环境交互影响，安全依恋关系是心智化发展基础，不当教养方式，如忽视或压抑情感会导致应激性情感冲突，抑制个体心智化发展功能，同时社会环境对心智化功能也会造成影响，尤其是认知能力的损害[7]。临床研究中低水平心智化与抑郁、焦虑等精神病理症状显著相关[8]，通过心智化家庭治疗（MBFT）可以提升家庭互动中的心智化能力以改善青少年抑郁症状[9]。在教育领域中通过安全依恋延伸及认知工具迁移能够促进心智化发展[10]，从而构建“个体—家庭—社会”协同发展的心智化生态系统。

（二）心智化理论的教育价值三重维度

从教育实践看，心智化理论的教育价值体现为三重维度。

其一，动态适应性，打破机械时间控制。传统教育长期受制于线性时间的规训逻辑，课程表、考试周期等制度设计将学习切割为均质化单元，忽视学生基于自我体验的心理时间与互动节奏的社会时间，容易丧失学生个体的自主性。[11]通过弹性时间设计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例如，项目制学习允许学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规划时间。动态适应性不仅释放了学生的时间主权，更通过“时间—情境”耦合推动教育从“标准化生产”转向“个性化生成”，呼应杜威“教育即生长”的理念。[12]

其二，主体交互性，促进三方有效沟通。家校社协同的核心困境在于主体心理状态的“理解鸿沟”。教师常以权威姿态单向输出知识，家长易陷入“成绩至上”的功利化沟通，学生则因心智化能力不足难以表达真实需求。[13]心智化理论提出主体交互性原则，强调通过共情式对话与反思性实践重构三方关系。如教师通过观察学生，推测其心理状态，并以平等友善、人文关怀式等反馈建立情感联结；家长寻求与学校或社会第三方更多的沟通机会，逐步摆脱“偏见式”或“单一式”归因，能够深入探究孩子影响学业的深层次原因，给予恰到好处的安抚与鼓励，助力孩子重塑信心，这恰是亲子依恋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实践显示，引入反思性对话机制后，师生冲突减少约41%，家长对教育目标的认同度提升约58%。[14]主体交互性不仅消解了家校社的认知隔阂，更通过“心理状态可视化”推动教育从“权力主导”转向“意义共建”，为民主化教育生态的构建奠定基础。

其三，技术整合性，模拟情境情感互动。传统课堂的情感互动受限于物理空间与角色固化，学生难以在“正确答案导向”的框架中体验复杂社会情境。心智化理论提出技术整合性路径，借助虚拟现实（VR）、情感数字计算等工具构建“拟真—反思”循环。技术整合并非取代人际互动，而是通过“情境—数据—反馈”的过程，将抽象的心理过程具象化，使教育从“经验驱动”转向“循证支持”。这既契合杜威“做中学”的实践哲学[15]，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伦理提供新范式——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人性化协同的催化剂。

（三）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心智化理论新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赋能，心智化理论也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从传统心理学框架向技术与人性相融合的新质生产力方向跃迁，为家校社联动提供更为精准与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支持。一是通过数据驱动的精准干预，重构心智化评估体系，通过多模态神经、tDCS/TMS、近红外脑成像等先进科技设备捕捉生理信号，结合算法分析心理状态，形成动态化心智化能力图谱，识别沟通盲区，通过数据驱动，使家校社协同从经验判断转向循证决策。二是通过虚实结合的实践情景，深化心智化社会训练，通过VR技术模拟人际互动、冲突应对等真实社会情景，让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模拟角色与训练情绪调节控制能力，通过虚拟角色推测心理状态，将心智化社会训练融入日常生活，促进社会场景的共情实践。三是通过协同机制的智能升级，整合心智化教育资源，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的家校社协同平台，确保信息数据的权责明晰与安全共享，同时识别教育资源缺口，区域调配资源，信息加密处理后生产供三方协同执行的个性化心智发展方案，推动家校社共建“心智化服务网络”提升协同效率，并通过资源整合达到“1+1+1>3”的生态效应。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赋能、场景革新与机制升级，推动心智化理论从“实验室研究”走向“生态化实践”，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可量化、可操作、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二、心智化视角下家校社教育的协同困境

心智化系统作为影响家校社协同教育的关键因素，面临着三方对协同定位的心理表征紊乱，导致家庭陷入“教育代偿”的越位困境、学校滑向“危机兜底”的工具窠臼、社区困于“资源孤岛”的边缘窘境。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引发功能冲突与责任推诿，更通过负向循环加剧后续的互动僵化与资源耗散，亟待深入剖析与破局。

（一）主体角色认知错位：协同定位的心理图式紊乱

在新时代教育系统构建中，家校社主体角色认知失调是阻碍教育协同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主体立场与责任不同，导致其教育理念及价值观存在差异，进而三方主体对协同教育的认知表征存在系统性偏差，这种紊乱容易导致主体角色边界不清与功能异化，造成功能冲突，形成越位化、工具化、边缘化的恶性循环。一是家庭角色“越位化”。表现为教育责任投射偏差，家长将自身焦虑投射到教育环境中，并进行过度干预。如中国家庭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显示，约57.1%的初中生家长要求教师实施分层作业或定制化辅导，而同期调查显示城镇家庭每周亲子互动时间仅有6.8小时[16]，家长要求教师按个性化方案教学，却忽视了自身对孩子的陪伴职责。这种矛盾行为印证了家长群体的心理图式缺陷，也体现了家长对教育主体心理边界认知的模糊：将学业焦虑转化为对教学策略的过度干预，却忽视情感支持的核心责任。二是学校角色 “工具化” 。体现为协同机制认知窄化，在学校日常课程安排中，能够包括家校社心理联动环节的教学课堂较少。教师与个别家长的沟通及与社区的交流往往基于校园违纪、学习滑坡等特殊案例的发生，因此教师容易将家校社协同窄化为危机事件处理，同时错误地将心智化能力的培养归结为心理咨询的职能，忽略教育的主动性与前置性，没有在日常教学中融入协同教育元素，不利于学生心智化能力的持续培养。三是社区角色 “边缘化”。根据福建一项家校社协同教育的调查中发现教育主体主要集中在教师和家长，占比高达87.3%和85.7%。在调研访谈中，大部分家长表示“不了解社区教育”“关于和社区合作的教育活动确实不常见”等。[17]大多数社区活动未设计三方联结机制，社区工作者仅仅将自身定位于物理空间提供者、邻里协调者，这使得社区中丰富的能够促进亲子关系、提高心智化水平的各类资源长期闲置，无法发挥其在协同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二）互动反馈机制僵化：心理状态识别的代偿失效

在新时代协同教育体系中，互动反馈机制僵化也是协同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表现为各方难以精准把握彼此意图，家校社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受阻，本应发挥弥补作用的机制难以有效运作，导致沟通不畅、问题处理不当，影响协同教育的进程与效果，阻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一是数字化交互的心理损耗。随着科技进步发展，人与人的交流不再拘泥于线下面谈，在数字化交互成为主流沟通方式的今天，交互反馈中心理状态感知与应对机制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被不断放大。线上信息的传递与反馈缺乏面谈时的非语言线索，如表情、语气、动作等，使得人们在理解对方意图时可能存在偏差，尤其是在主体心智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更容易将对方臆想为恶意且动机不纯，这种心理意图解码的偏差，难以促进有效沟通。二是危机应对的防御推诿。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时，家校沟通容易演变为责任归属争议。由于心理状态的动态特性以及儿童与青少年的情绪特征的冲动性，校方担心学生在校自伤自杀而遭家长追责，往往采取劝导休学的方式；家长由于经济因素或缺乏精神卫生常识，忽略危机的严重性，指责“学校心理支持不足”，这种防御性归因导致危机干预延迟，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反而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三是正向强化的系统脱节。在家校社协同教育里，学校、家庭和社区在促进学生积极发展的过程中，本应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连贯、有效的正向强化系统，但实际却彼此分离、缺乏联动，无法发挥合力。如学校开展的许多德育活动，未能形成有效的家校社联动反馈链。以心理情景剧为例，虽在校内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但剧目中所呈现的家庭教育意义、社区示范做法等，因未邀请家长与社区人员的参与，而失去其全员育人的机会，德育的效果也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