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戛纳看电影

去戛纳，没有比5月份的国际电影节时分更糟的时机了，好比国庆节上长城，但也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时机了。

那条著名的蓝色海岸线上的城市，几乎都在法国人民常说的PACA地区内（摩洛哥和意大利境内之外）。PACA是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简称，从地图上看，PACA就在六边形法国版图的右下那个勾起的角上。就是这个角，涵盖了最令人向往的城市：马赛、尼斯、戛纳、格拉斯，还有些并未像它们这么名声在外的小城镇。光从字面上看，普罗旺斯的紫，蓝色海岸的蓝，都是南法作为度假胜地最吸引人的颜色。只消贴在海岸线上，这些地方就能像凡高笔下的星空，扭出漩涡，自动带走人们的视线。

但是戛纳当然不一样。偶尔会想象，戛纳没有电影节的时候，应该就和我到的第一个晚上相似，宁静，又不沾染什么热闹退去后的寂寞。初抵戛纳城，休整完毕已经是夜里23点。到一座新城市，无论多晚，总要迫不及待地出去走走——第一眼戛纳看过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夜色中的蓝色海岸甚至装在了搁置多年的旧花瓶里，是一朵来自久未露面的情人的玫瑰。于是有人把海岸比作姑娘，但此时，街上的姑娘可比它更吸引人——她们踏着细高跟鞋，拿着比脸上的亮粉更耀眼的包，还有更大的亮点写在深夜里闪闪发亮的眼睛里。那是正要去电影节沙滩派对的姑娘，我猜测。

派对多么令人神往。对这位姑娘来说，戛纳可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派对。对法国插画家巴约（Pénélope Bagieu）来说，戛纳城里的影院大多冷气过分充足。2011年的第64届戛纳电影节，她是赞助商欧莱雅的特约嘉宾。她在其个人博客“我的奇妙人生”（Ma vie est tout à fait fascinante）里，实时更新漫画，一日一组。其中一天这样画：红黄色过肩小卷发的女主角和刚刚首映了《午夜巴黎》的黑色浓眉小老头，缩成一团在火炉旁烤火，一老一少高声抱怨：电影宫里冷气嗖嗖嗖，嗖你妹啊！漫画里的下一格，则是炉火边正躺着当天穿着走红毯的高跟鞋。

对相对数量不多且也很少被称呼为“Cannois”的戛纳人来说，这里则成了必须以文化活动以及相关的酒店、餐饮、奢侈品为生的地方。事实上，前面这三样，即是戛纳的另一种阳光和海滩，百分百的生存之道。18世纪的那位叫作布鲁汉姆（Brougham）的英国勋爵，怎能料到，他随意兴建别墅的小小动作，居然引发了潮流，这才使得原本的小渔村，被冬天找地方度假的英国贵族不遗余力地建设起来。戛纳在他引领下粗具雏形，后来又依靠电影节，以及连带发展起来的各类国际文化活动（随便一数， 还有6月的国际广告节，7月的时尚摄影节），变成如今这样的一个鸠占鹊巢之地。

( 乘坐小火车游览戛纳是不错的选择 )

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天堂电影院。在那里，只是去做一只吸附在玉米棒上的苍蝇，我要先原谅居然这样评价自己。但是黏乎乎地盯着热门电影的场次，有事没事都绕着电影宫转圈，可以跑开去吃饭但绝不远离主战场10分钟脚程，这些行为都太有苍蝇做派：人家是赶场参加派对，我是赶场子看电影。如果你也来参加，就会发现这是毫不夸张、再正常不过的事。

电影节吸引普通人的不外乎两件事，明星和电影。前者，需要用自己不再18岁的身躯，去爬电影宫门口那根电线杆，即便亲自远远地看了眼德普，也是一件胜之不武的事。 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做一名单纯的电影观众，往死里看电影。这样，整个旅程就好像变得非常有逻辑。而戛纳，也没有辜负我。

似乎，这是一种带着夜店气息的生活方式，夜以继日，不望过去，不究未来，只没日没夜沉浸在远离现实的情绪里。曾听就读于电影学院的朋友说，他们有一项功课，就是抱着电脑看经典，一部一部从早晨看到凌晨。凌晨之于戛纳，是午夜放映单元散戏的时候。大约午夜两点，人们从戏院散了场，毕竟是累了，可是既然已经晚了，也不着急回去。于是电影宫散戏出来的人们，身着晚礼服，从退了灯光的红毯上四散开来，好像是下了上午10点场电影的旧上海，有点对剩下半天工夫不知所措的恍惚感。

次日晨曦中，我沿着滨海大道去赶一个早场。朝着远离电影宫的方向走，一面是海风轻袭，一面是人流涌动。海风吹向沿街居民楼，吹到楼外头的巨幅海报，电影宫以及其余几个放映厅对面的楼属于最红火的租赁地：电影人愿意在这上面花钱，我们这种观影毕竟只是路人，戛纳的电影市场才是真正在发生大事的地方，这种大海报，至少能给买家留下好印象。

以上是一天中两个比较寂寞的时段，其余时间的剧院外，闹哄哄的好像站在火车站——但是宁可人多，我有一种来自陌生人的归属感，这么多人啊，汇聚了一个气场，气场中心在电影宫，这儿的热情可以煮熟一个鸡蛋。人们举着小牌子，上书所求电影名。这已经是多年来的经典项目，看起来大多数求票者都有备而来。一个瘦高个中年人，小黑板如项链一般挂在颈上，在众多A4纸中占绝对优势。但这一年，老江湖似乎不得不感慨时代不一样了，因为有人在闹哄哄中反射着太阳光——那是当时甫出世的iPad，它承载新一代小黑板的使命，确实具有某种历史意义。

法国《观点》杂志将其列入“本届戛纳电影节会被记住的事”，与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纳粹同情论”排在一起。戛纳电影节与纳粹的渊源正在于，当年为了与被法西斯控制的威尼斯电影节相抗衡，法国下决心成立自己的电影节。这个决定发生在1939年，筹备过程中，又因反法西斯战争，一直推迟到战后的1946才得以举办首届。这就好比在桃花岛上黄药师面前提什么“九阴真经”，怪不得组委会对他下活动禁止令。

而我们都是到了现场，才知道有这一系列等级森严、规矩多如牛毛的求票动作，具有即时实现目的行为艺术。再看我贫苦的求票书，光用水笔加粗了字母线条，写在一张A4纸上。为了省去每场电影换纸的麻烦，上头只有“Invitation”（邀请函）一个单词撑场面，甚至连表示礼貌的“请”字都免了。

那天是黑白默片《艺术家》首映。后来大家都知道这部伴着奥斯卡光辉的片子了，但当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电影宫外照例排长队，而队伍之外的求票者，有的走亲和路线持续露着18颗牙齿，有的走可爱路线在求票书上画满小花儿和笑脸，这些人散布在队伍各处，黄黄白白的，像打翻了的蛋炒饭。强敌量多而热烈。我勉为其难掏出使用过几天后明显皱巴巴的破纸，选了个显眼的位置，站定，举好纸，发呆。此时离开场还有20分钟，排队入场的人不多了：“姑娘，我这有张票，你要么？不过只有一张。”嗯，我回过神来，还没来得及说谢谢，那人转眼就消失了。我受宠若惊，并用胜利者的余光瞄了iPad小青年一眼。

我向同伴们表示一点礼貌上的遗憾，其实心里乐，“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发生在我身上，那种惊喜感至今记得。而我的同伴阿丽齐（Alizé），行前一个月就在念叨要看《加勒比海盗4》。先是发现它将出现在“特别展映单元”，这是我们没有权限的单元，于是她得空就举牌，直到放映当天，果真有位大婶给她一张票。我们都替她高兴。可是一会儿工夫大婶居然又追回来了，说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个朋友的孩子特别想看这部电影，“能把票还给我么？”大婶可怜巴巴地问，大约也知道这样做很不靠谱。同样可怜巴巴的阿丽齐，到手的鸭子飞了，我们在不远处，看到她突然摘下她常年戴着的船长帽，拔腿就跑，然后剩下的我们，交会一个眼神，集体向后转，悄悄挪进了房子的阴影里。阿丽齐飞奔一大圈，在后面找到我们，大家相视大笑，然后默默从另一个口出去。后来几天，阿丽齐走在街上都深深压低着帽檐儿——她买了顶新帽子。

此后，我认定了日程与当地节日结合起来的旅行方式，并对普通的景点走过场加吃喝的方式失去了大部分兴趣。在节日文化非常盛行的法国，即使不想过电影节，也还有阿维尼翁的戏剧节、城市音乐节……这是可以夜以继日沉醉其中的地方，城市风景只是陪衬，时刻都在其中，但你会忘掉你在其中。（文 / 驳静） 电影电影节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