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保护主义的智能手表使用教育应对

摘 要 通过分析学生智能手表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呈现出从“去娱乐化”到“全场景化”的变化趋势。早期以安全定位和智能监控为主的儿童智能手表功能集中体现了保护主义立场的用户需求与教育立场，近些年的新生代智能手表则发展出社交、娱乐、扩展应用等多重功能，并且在青少年日常使用场景中引发诸多伦理风险，如社交沉迷、圈层封闭、隐私泄露、消费攀比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须采取超越保护主义的教育立场与策略。为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应遵循知情同意、正面回应、强化规制等原则，通过优化亲子关系、创新德育活动、加强教育治理，使青少年具备数字化时代的自我保护、自主发展、理性交往、价值反思等能力，从而实现积极健康有韧性的“青少年数字社会化”。

关键词 学生智能手表；保护主义；超越保护主义；媒介素养教育

作者简介 胡兴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林可（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蓬勃发展，智能手表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的主要上网设备。2023年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使用智能手表的比例为40.1%，并呈增长态势。[1]2024年北京市委网信办、团市委指导腾讯企鹅有调就“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展开线上问卷调查，发布了《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指出：智能手表已成为青少年使用比例最高的上网设备；在被调查群体中，有91.1%的青少年拥有属于自己的智能手表。[2]专门针对学生群体设计的智能手表，有着区别于手机、电脑等上网设备的优越性与特殊性。一方面，因为契合家长对于孩子安全定位、亲子及时沟通的需求，各类学生智能手表一经生产便迅速占领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被不断曝出皮肤损伤[3]、诱导消费[4]、网络沉迷[5]等负面新闻，学生智能手表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已有研究更多是从共时性角度探讨学生智能手表的社交属性[6]、技术隐忧[7]以及对亲子关系的影响[8]，本文尝试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学生智能手表的功能变化及其引发的青少年成长的新问题，进而明确应采取的教育立场与策略。

一、学生智能手表的功能变化：

从“去娱乐化”到“全场景化”

（一）“去娱乐化”特征：安全定位与智能监控

早期的学生智能手表主要是面向低龄段、低学段儿童设计的。2015年前后，儿童智能手表成为我国教育科技市场的“爆款”产品，包含监听、定位、通话与游戏等主要功能。[9]表面上看，儿童是智能手表的主要用户，事实上家长才是具有购买力的实际消费群体。儿童智能手表抓住了家长的核心需求——安全定位防范儿童走失，实时通话掌握儿童动态。因此，初代儿童智能手表具备的核心功能大多是为了满足家长的监护需求，其娱乐功能非常有限，也不支持下载市面上的各种应用软件。

此时的儿童智能手表更像是一款被“净化”了的手机，具有鲜明的“去娱乐化”特征。它保留了手机的即时通信功能，增强了手机的定位追踪功能，删除了手机的各类娱乐功能，大大降低了儿童接触不良信息或是陷入网络沉迷的风险。与此同时，家长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与手表配套的应用软件，不仅可以实时追踪孩子的位置，还可以直接管控孩子的设备使用时间与群聊好友。这种借助智能化设备和技术进行监控的方式被称为智能监控。相较于直接控制的身体监控，智能监控更为迅速、便捷、持续、全面和隐蔽。[10]

随着儿童智能手表的技术进步，其功能设置使得家长对孩子的智能监控愈来愈精细化。精细化的智能监控有着不可忽视的两面性。一方面，家长通过实时了解线下定位和针对性的线上管控，即时、有效地掌握了孩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动向，不仅确认了孩子的安全，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远程陪伴。另一方面，从线下到线上的全方位监控意味着孩子的隐私权被进一步侵犯。家长的过度监管既可能引发由隐私入侵导致的亲子冲突[11]，也可能导致孩子在被监管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自主发展的机会，不利于他们发展自主性、抗逆力等能力[12]。

简言之，早期学生智能手表功能较为单一，发挥着保护儿童人身安全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容易导致家长过度监管，并因此影响儿童主动适应和自主掌控数字化生活的能力发展。

（二）“全场景化”趋势：多样功能与双重风险

近十年来，学生智能手表经历了若干次迭代升级，其功能不断丰富拓展，其目标用户也涵盖了更大范围的青少年学生群体。当前市面上大多数学生智能手表都包含体感接听、录音录像、碰一碰交友、微聊、家庭群聊、陌生来电拒接、定位追踪、SOS一键求救和应急电量管理等功能。一些最新款的手表还增加了健康监测、地图导航、手机支付、娱乐应用等功能。可见，学生智能手表通过硬件升级与应用拓展，突破单一监护场景的功能边界，日益呈现出“全场景化”的趋势。有媒体评价儿童智能手表的发展方向已经从“守护孩子”转向“取悦孩子”[13]，保障安全的功能逐渐退居次位，社交、娱乐成为主要功能。

然而，学生智能手表的“全场景化”发展带来了双重风险：一重是与手机共通的风险，另一重是手表独特性带来的风险。前者主要源于青少年数字智能设备和网络使用过程中常见的“共性”风险，如网络沉迷[14]、隐私泄露[15]、接触不良信息[16]等。后者主要源于智能手表的“特性”风险，主要包括“替代性滥用误用”与“伦理规范滞后”两方面：一是智能手表在“安全”和“学习”上的突出定位，容易使教育者降低警惕，从而忽略学生使用智能手表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如封闭隐秘的圈层社交、一键录制的隐私侵犯、作为身份符号的消费攀比等；二是智能手表作为新兴电子产品，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仍待完善，青少年的良好使用习惯与伦理意识亟须引导与培育。

简言之，学生智能手表发展至今已具备丰富的社交与娱乐功能，整体呈现出“全场景化”的趋势，其功能的多样性造成了伦理困境的复杂性，也给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应对学生智能手表的教育策略：

从保护主义到超越保护主义

（一）保护主义的失效与反思

学生智能手表早期的生产和应用逻辑体现了典型的保护主义教育立场，即在应对未成年人与媒介的关系之时，多采取风险隔绝与全面监控的方式确保儿童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大卫·帕金翰指出，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多坚守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认为“传媒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孩子在这种影响面前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学生被视为容易受到新兴媒介影响的脆弱人群，而教师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免受媒介技术所传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17]学生智能手表之所以诞生并热销，是因为生产商乃至整个社会崇尚简单机械化的保护主义。他们试图通过一款安全、净化的产品，将儿童圈养在“电子围栏”之中，与暗藏危险的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隔绝开来，实现对儿童的全面实时“保护”。

然而，智能手表对儿童的“保护”注定是暂时的、片面的、有限的。

从企业生产的角度看，智能手表是市场化的产物，企业为了增加销量、提高售价，更新硬件设备和软件应用是必然选择。近十年来，智能手表的双摄（配备两个摄像头）、翻转与拆卸已经成为行业标准配置；各类社交、娱乐软件的植入也成为智能手表提升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营销亮点。在智能手表的“全场景化”趋势下，原先被“封印”在成年人手机里的媒介世界逐渐对未成年人敞开大门，其意趣和风险同时涌现，愈发防不胜防、挡无可挡。

从用户使用的角度看，智能手表仅仅是通往媒介世界的一类设备，学生在学校内外仍有机会接触其他媒介。智能手表强大的追踪定位功能与实时监控功能试图以技术隔绝、技术监控的方式减少学生触网机会，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切断风险源头，达到“保护”效果，但同时也切断了学生认识真实媒介世界、享受数字化社会福祉的机会。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今天，智能手表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执着于让儿童一键“断网”或许已成为一种妄想。

从青少年数字社会化的角度看，以“保护”为名的“隔绝”不利于青少年发展自我保护的能力。所谓“青少年数字社会化”，是指青少年适应数字化生存与发展，在数字化社会中逐步形成信息甄别、身份建构、沟通交往、价值判断等方面的重要能力，即“从媒体使用的安全防护过渡到数字化素养提升”[18]。换句话说，数字社会化不仅需要个体“会用”数字媒介，更要“用好”数字媒介。学生智能手表的“电子围栏”式保护看似“一劳永逸”，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净化”的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隔绝的同时，也剥夺了学生认知辨别风险、进行自主探索的机会，不利于培养青少年数字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超越保护主义的新思路

面对智能手表的“全场景化”发展趋势，简单的保护主义立场难以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相比之下，超越保护主义的教育立场能够提供新的思路策略。它主张以更为信任的、发展的、建构的眼光看待青少年，认为“孩子是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成熟、更具评价能力的受众”，他们比想象中要更复杂、更具批判性。[19]这一立场提醒教育工作者，采取超越保护主义立场，回归儿童中心视角，倾听今天的中小学生在智能手表内外的世界真正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害怕何种风险、遭遇何种困境，更深刻地理解青少年数字化生活的真实样态，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

具体而言，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落实超越保护主义的教育理念。

1.家庭层面：知情同意，交流协商

在家庭层面，家长应与孩子共同努力构建“媒介友好型家庭”[20]，秉持知情同意原则，在亲子双方充分交流协商的前提下，针对智能手表使用的利弊情况适时更新家庭教育方案。

第一，家长应在观念层面正视孩子的主体性。一方面，家长应相信并认可孩子借助智能手表进行自主学习与成长的能力，尊重孩子应有的隐私边界，给予孩子适当的私密空间。另一方面，家长不应将智能手表看作监控孩子的工具，拒绝以简单直接的监控代替亲子之间的深度交流。在家庭中开展一场有关智能手表使用问题的亲子对话，比直接要求孩子必须使用或禁用手表的发号施令更有价值。

第二，家长应与孩子协商制定智能手表使用规则，建立互信机制。一方面，双方应共同商议手表的使用时间、应用管控与消费规则，保障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睡眠时间不受影响，避免孩子陷入手表的“消费陷阱”。另一方面，双方应共同商议手表的隐私界限，避免家长过度监管。比如，家长承诺仅在需要联络或紧急情况时才查看定位，不干涉正常的同伴交往等。

第三，家长应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管理空间，鼓励孩子兼顾智能手表的工具性与娱乐性功能。比如，引导孩子利用智能手表的闹钟、学习提醒等功能进行时间规划，逐步学会平衡学习、运动与娱乐时间；允许孩子借助学习类应用以新颖、有趣的方式学习新知识，在增加学习便捷性和趣味性的同时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

第四，家长和孩子应共同努力依托智能手表搭建亲子交流的新空间，促进彼此沟通与理解，学习和调适家庭成员网络交往的礼仪和技巧。比如，家长和孩子可以在智能手表家庭群里分享生活趣事、日常感悟和想要探讨的问题。不论是难以宣之于口的爱意或是歉意，还是难以启齿的困惑和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家庭群进行表达。

第五，家长和孩子应共同提升媒介素养。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学习智能手表及其配套APP的新功能。对于家长来说，了解智能手表的功能变化、倾听孩子的使用经历，可以帮助他们识别潜在的风险，并提前预防风险和规划教育引导策略。对于孩子来说，了解智能手表在表盘端和手机端的功能差异，他们可以清晰、直观地理解家长管控的界限，在充分理解外部管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逐渐培养使用智能手表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的自主管理意识与习惯。

2.学校层面：正面回应，德育干预

在学校层面，管理者和教师应秉持正面回应原则，针对学生的智能手表使用和管理出台学校规章制度或班级公约，同时应当将学生智能手表使用利弊、青少年数字化生存发展等相关议题纳入学校德育活动与课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大卫·帕金翰指出，以超越保护主义的视角出发，媒介素养教育不再被界定为一种与学生的媒介体验天然对立的教育，不再被仅仅视为一种甄辨精英文化的方式或洞察隐蔽意识形态的方法，因此，要根据学生概念性的理解和真实性议题来设计课程的框架。[21]具体包括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