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下的青少年德育范式转型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教育加速融合，教育样态、教育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传统德育范式亟待转变。探究数字时代青少年道德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探索德育的新模式、新方法，提高德育的时代性、实效性，就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本期聚焦“数字时代青少年道德发展研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摘 要 数智技术发展推动青少年德育从传统规训走向范式转型。数智技术赋能德育，通过“师-机-生”三元互动重构德育生态，以数据驱动、智能协同、媒介多样为核心特征，德育内容兼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重维度，德育机制从符号认知到情动嵌入重构，教学范式从预设结构到涌现生态跃迁，评价体系从结果判定到过程循证转变。

关键词 数智德育；范式转型；数据驱动；智能协同

作者简介 董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张华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陈峥（通讯作者），广州华颖外国语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数智时代的教育革命正推动德育实践走向本体论重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针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调“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1]。随着DeepSeek大模型的横空上线，普通人与智能技术对话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数智时代，如何从认知到实践，借助数智技术开创数智德育发展新局面，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数智德育旨在培养既能驾驭算法又能守护人性底线的数智公民，推动技术文明沿着“以德铸魂、以智启真、以文化人”的轨道演进，最终实现数智时代“全人培养”的系统性工程。那么，数智赋能下的德育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本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阐述。

一、数智赋能下的德育新内涵

传统德育根植于面对面的交流和单向度的价值传递，主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实施，形式多局限于课堂教学、文本阅读和社会实践等相对封闭的情境[2]，因内容缺乏动态性、形式缺乏吸引力、评价缺乏客观性，难以满足青少年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3]。数智时代的学习者喜欢与人、与机器进行交互，喜欢新奇和有创造性的内容。数字德育是道德教育在数字化时代的具体体现[4]，而数智德育是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再次产生的道德教育新方式。德育范式转型需因时而进，提升其内涵：关注数智技术参与下的多主体协同，从传统场景的单一性到数智化场景的多元化，以及从资源的静态存储到动态生成与个性化分发。

数智德育核心在于以技术为工具、数据为基础、智能为交互，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形成“新主体、新场景、新资源”的教育生态。传统德育依赖教师权威形成“师-生”二元关系。教师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工具设计应当是增强而非取代教师的作用。[5]智能技术更是将工具的价值推向极致，使用者对自己关心的问题通过机器的生成算法形成相应的答案，从而实现人机协同的真正价值。单一的知识传授已经难以吸引学生参与，学生德育实践活动要有新的设计，以符合数智一代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与学习规律。数智德育下的新场景拓宽了德育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边界，通过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等技术构建历史场景与模拟社会互动网络平台，学生可在生动、沉浸的具有真实感的环境中体验道德困境与社会价值冲突，结合教师的引导，激发其情感共鸣和道德认知[6]。数智德育新资源不仅包括电子图书、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形式，还包括智能生成的个性化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降低了教师开发数智化内容的门槛，教师们应快速掌握与智能技术对话的方式。

二、数智赋能下的德育新特征

在数智技术赋能下，德育呈现出新的特征。第一，具身互动性。数智德育通过教育智能体、情感计算系统等“具身性介导”的接入，将道德对话拓展至“主体-中介-主体”三元交互空间，构建 “师-机-生”交互网络，形成多向度、多模态的对话场域。这种互动性突破了纯粹人类主体预设。数智技术作为“道德对话者”既非纯粹工具也非完全主体，而是具有认知代理功能的“拟主体性”存在，它促使道德教育从“人对人”的教化转向“人机协同”的共生，使学生可随时获取道德发展建议与反馈。第二，媒介多样性。数智技术通过创建跨媒介叙事系统，使道德教育呈现出“块茎式”生长态势。例如，短视频平台将道德典范事迹转化为情感密度极高的微叙事，严肃的游戏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在虚拟社群中体验分配正义的复杂性，而区块链技术支撑的“道德积分系统”则将善行记录转化为可追溯、可共享的数字徽章。多样性的媒介呈现方式使青少年体验德育情境有了更便于理解的维度，也增加了其想象的空间。第三，数据精准化。传统德育评价依赖教师的主观观察与模糊定性，易陷入“道德测量不可知论”的困境。而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通过对学生行为轨迹的伴随式采集（如课堂参与度、在线讨论情感倾向、虚拟实践中的决策模式），结合其年龄、兴趣、文化背景等多维数据，可以构建精细化的学习者道德发展图谱，提供“一人一策”的德育方案[7]，实现从群体性教化到个性化育人的范式转换。

总体而言，数智德育的内核在于实现学生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能力的统一发展。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学习、即时性反馈、个性化生成均可增强学生的道德情境体验与认知发展水平。同时，技术的情感计算功能使学生情感体验得以强化。数智德育使得学生在接受教育时能感受到更丰富的内容呈现、较为贴切的情感支持、更强烈的道德情感共鸣与内化。数智德育既关注学生道德规范的传递，又注重学生内在道德价值观的建构，使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能做出符合伦理标准的价值判断与伦理选择。

三、数智赋能下的德育创新路径

数智赋能下的德育秉持“立德树人为‘体’，智能技术为‘用’”理念[8]，我们对德育理念、方式、内容乃至评价体系的重构，需要不断地思考与实践。

（一）德育内容的维度创新：兼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传统德育囿于教材文本呈现与教育方式选择的不足，效果不够理想。而在数智技术的支持下，德育创新可以首先从内容的选择方面突破。内容选择应兼顾两个方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前者是考虑我们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与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遵循国家育人导向，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和实践育人理念；后者则强调从地方发展特色、历史发展脉络、学校校本积淀等出发，关注青少年在本土实践过程中的资源整合与实践基础。数智技术的介入，使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得以在拓扑结构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形成“文化根脉+数智赋能”的创新范式。

要推进德育创新，需要从几个技术层面考虑。第一，在数据采集层面，遍布学校、教室的技术集群，如教室监控、可穿戴设备与多模态传感器构成的感知网络，捕捉学生在真实场域中道德决策的神经电信号、微表情肌动与行为轨迹，将离散的道德行为转化为连续数据流。此般由外显行为向内隐认知的穿透式监测，突破了传统监测的瞬时性局限。第二，在认知建模层面，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解析语言语义模态、微表情特征、行为轨迹等数据流进行“道德量化”，应循证构建涵盖道德认知（道德推理能力）、情感倾向（共情指数）、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表征（利他行为频率）的“四维画像”，将德育中“应然”与“实然”的鸿沟具象化为可计算的数据轨迹。第三，在内容生成层面，基于强化学习的自适应系统可观照上述“画像”动态调整德育内容的呈现方式，譬如当系统检测到学生对“正义” “公平”等概念理解存在工具理性倾向时，会自动生成苏格拉底式诘问案例，引导学生进入辩证思考场域；抑或在德育内容选择上 “量体裁衣”，譬如在检测到学生已经习得某一道德规范时，会递进推送相关内容或符合“最近发展区”的德育内容，继而实现因材施教。这种动态拓扑结构使德育内容摆脱了教材的平面化桎梏，形成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块茎式”认知网络，使每个道德概念节点都可触发多维意义的延伸。

（二）德育机制的具身重构：从符号认知到情动嵌入

数智技术对德育场域与体验机制的重构，本质上是通过感知觉系统的深度激活实现的认知革命。VR与AR技术创造的沉浸式环境，并非简单的感官刺激强化，而是通过“感知觉-行动”闭环重塑道德认知的生成机制。虚拟空间中的道德情境体验使学生获得“具身在场”的认知优势——道德判断不再是被恪守规训的知识接受，而是通过身体介入情境产生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抉择，可有效解决知行分离问题，使道德认知通过身体图式的参与转化为具身实践。除VR、AR外，数字孪生技术缔造“虚实共生空间”，可实现道德认知的“再具身化”[9]。例如，道德两难情境可以在孪生空间中，通过身体感知触发价值判断实践，使个体产生更直观的体验。这既保留了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又通过算法建模实现了道德发展规律的可视化呈现。[10]

回归个体，智能穿戴设备与智能体的应用则可扩展心智与实现智能交互。由此，学生可以在智能穿戴技术中介下获得道德认知的“第二人称视角”。视角的转换打破了主体性认知的封闭性，使道德发展过程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征。一级主体间性是指人对另一个人意图的判断与推测，而二级主体间性反映的是人关于另一个人对其他人意图判断与推测认知的认识。数智情境为个体多视角观摩他人的社会行为及表现提供了可能。智能体可模拟真实的人际互动，在互动过程中，学生可以主体的身份出现。传统师生关系的权力结构此时可能发生消解。借助情感计算与个性化应答技术，智能体可同时保持苏格拉底式诘问的张力与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情感支持。这亦是一种人机协同，在道德对话的过程中进一步迭代扩展了上述的主体间性场域。数智技术在此既作为认知延伸工具，又构成道德反思的中介环境，故而“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11]。

（三）教学范式的生成转向：从预设结构到涌现生态

数智时代的德育范式将经历从“预成论”到“生成论”的认知跃迁，而生成性学习理论在该语境下亦获得新的诠释，其核心要义从知识建构拓展至道德人格的自主生成。一方面，深度学习算法构建的动态适应模型嫁接到智能体、学习平台，使德育过程从既定程序的执行转变为涌现秩序的生成，此时主客体关系被重新界定——当技术能依据学生的道德发展轨迹实时调整教学策略时，就不再是人类意志的简单延伸，而是演化为具有认知协同功能的“道德伙伴”。在此过程中的学生主体性不再体现为对既定道德规范的被动遵从，而是表现为在复杂情境中持续进行的价值判断与伦理选择。另一方面，技术在预测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时亦可生成个性干预方案。当学生在道德情景模拟中反复出现认知矛盾时，系统将自动生成系列渐进式道德困境，引导其通过“认知冲突-情感体验-行为调整”的螺旋上升过程实现价值观整合。这种干预已超脱简单的知识序列排列：当学生在场景中做出道德抉择后，系统即时反馈该决策在历史案例库中的伦理评价分布，并模拟不同选择的长远影响。这种即时反馈机制缔造了道德认知的“增强回路”，使学生在试误过程中形成对道德的深刻体认。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道德认知的不可预测性，因而德育教学不应再是预设价值程式的机械灌输，而是创造促进道德涌现的初始条件，即从传统教学论的“预设-达成”模式向“涌现-演化”模式转型。“道德发展本质上是主体在与环境的持续交互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12]此般涌现借助区块链等技术构建了多主体协同的分布式德育生态系统，学校（课堂）、家庭、社会（社区）等环境不再是孤立的德育单元，而是通过共识形成的自组织网络，每个教育主体都成了网络节点，其交互作用催生出超越个体智能的群体道德智慧。每个节点的数据输入都会引发生态系统的自适应调整，形成道德教育的涌现秩序（涌现性体现在内容层面的即时生成、过程层面的个性干预以及评价层面的多维判定）。该秩序具有分层结构的特征：微观层面的个性化德育方案与宏观层面的整体道德趋势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学生在此过程中既是被建构的对象，更是参与系统演化的主体。

（四）评价体系的范式革命：从结果判定到过程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