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俭德共识形成的困境与纾解

摘 要 数智时代重塑青少年道德认知与道德品质的生成过程，中华传统美德在形成道德共识方面正遭遇较大阻力。当前，俭德共识形成受阻，主要源于数智时代物质丰裕的虚假错觉及其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冲击、数智时代电子终端消费的便捷性与多元诱惑、数智时代消费主义与慵懒主义并生导致的俭德旁落。促进青少年俭德共识形成，需要家庭教育中对俭德的弘扬与践行，学校教育中大中小一体化接力开展俭以养德的教育努力，也需将俭德融入青少年数智生活世界。

关键词 数智时代；道德共识；传统美德；俭德

作者简介 崔振成，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静，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数智时代带来人的生活世界、认知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多维蝶变，开放性信息体系、界面化交往范式、便捷式支付方式正在生成多元价值系统和交往生态，青少年的道德认知被全方位重塑。基于传统相对稳定性道德条目的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否还可以形成青少年相对稳健的道德共识？或者说道德共识在价值多元的数智时代境域中有多大的合理性张力空间？比如，几千年来，“俭”都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极强、传播范围极广的美德条目，“俭以养德”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共识，但在数智时代，青少年被消费主义围困，俭之德性的培育与养成就遭遇严峻挑战。一些青少年甚至理直气壮地认为勤俭是祖辈、父辈的道德坚守，他们这一代生活在物质丰裕时代，无需再坚持俭德。青少年对俭德的内在拒斥，不仅导致传统美德断裂的危机，更是对学生完善德性生成的严重消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传统美德如何在数智时代转化为青少年的道德共识？本研究试图以俭德共识达成为线索，以“视点”性努力引起“视域”性反思和重构。

一、作为传统美德的“俭”之文化内涵

俭以克己、俭以内敛、俭以养德，“俭”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个体道德修养的升华与生命境界的挺拔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俭”具有历史性和历时性特质，不仅应当成为民族性格，还应当成为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人的普遍性道德共识。

（一）俭以克己：“我”对物的敬畏

“俭”通过自我克制与节制实现对物的敬畏。人类在宇宙中既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亦非被动服从的附庸者，而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以道德理性与天地协同共创的“共同创造者”。人类“存在本身的意图就是继续存在”[2]，而唯有自我克制和节制才能维系人作为类生命的继续存在乃至永存。“俭”的本质就是对物的克制和节制，它通过引导人们收敛自身的行为与欲望，遵循与“物”平衡相处的法则，以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生活状态。因此，俭德让“我”对外在的“物”心生敬畏，减少对物的野蛮与放纵，在克制、节制中涵养有尺度、有收摄、有规约的道德理性。数智时代，要鼓励、尊重和捍卫青少年成长所需的自由生态，因为没有自由生态便无法支撑独立且强大的个体生命；但是，自由生态不等于解除一切对物的放任性约束，无论数智时代衍生的时代背景多么复杂多元，节俭都是心存敬畏和尺度的道德理性，是美德。

（二）俭以内敛：“我”对欲的管控

“俭”是制衡“我与欲”的道德意志。《荀子》有言：“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边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不过，“对拥有理性能力的人类而言，欲望是可以被调节、控制和改变的”[3]。俭就是对欲望自觉收敛的道德意志，是用“精神道德生命”来对抗和约束“自然生物生命”。通过俭的道德意志，可以将欲望限制在“可欲”范畴，有效平衡“所欲”与“可欲”的张力，实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正如《训俭示康》所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数智时代，各类新奇事物与诱惑层出不穷，便捷的网络购物平台刺激着消费欲望，铺天盖地的娱乐资讯撩拨着享乐欲望，这使得青少年的欲望极易失控。俭德是控制和收敛欲望的内在意志，是数智时代青少年欲望管理的道德支点。

（三）俭以养德：“我”对德的进阶

“俭”是个体的道德自律与修德之阶。《诫子书》有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人类的道德体系里，“俭”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涵养个体道德的重要途径。先秦儒家认为俭和“仁”最接近，譬如，“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礼记》），“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于仁”（《礼记》）。可见，“俭”是培养个体君子品格的关键要素。老子也将“俭”视为人处世的“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之一，指出修养俭德可以帮助人们在生活中节欲进德，回归本真。法家强调“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唐李商隐在《咏史》中也感慨道：“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破由奢。”由此看来，俭以养德，奢靡败德，自古及今，颠扑不破。然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内容在认知与理解方面会产生时代错愕下的对接困难。如何将俭德有效纳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内在价值体系，关乎青少年美德内化和道德进阶。

毋庸讳言，俭德于个体、于社会、于国家都有无可替代的道德价值，应当成为超越历史性的历时性道德共识。

二、数智时代青少年俭德共识形成受阻的

表征与归因

“数智技术全面影响和暗示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认知交往。数智时代为青少年创生了场域变革、关系变革、方式变革、意义变革等崭新的道德生成生态。”[4]消费的便捷性和泛在性裹挟着青少年的生活世界，青少年的意识和能力难以抵制重重诱惑，俭德共识形成遭遇阻碍和挑战。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文化警惕、教育反思。

（一）数智时代青少年俭德共识形成受阻的表征

便捷式消费诱惑下的青少年及其无节制的消费观。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和消费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便捷式交易极大地改变了消费的体验，也在无形中给青少年俭德的塑造带来了诸多问题。金钱变成了屏幕上的数字，青少年对金钱的概念变得愈发模糊，对于“花钱”也失去了直观感受，青少年在线交易被符号化、数字化和无概念化。这种状态下，青少年的消费观发生异变，“把对消费欲望的追求当作人生的目标，把拥有更多的物品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尺度”[5]。

无节制的消费及其对青少年俭德生成的“极端围困”。“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表现出对新产品无尽渴望的无限性欲望超出‘必需’的水平，把消费视为生活目的和意义的来源。”[6]消费主义倡导“想要即得到”的生活方式，鼓励即时满足，使青少年很难养成节俭和自律的习惯，且极易形成物质至上的价值观，把消费当作满足自我和彰显身份的主要途径，从而产生无节制消费。青少年的节俭观念无形中被淡化，甚至将节俭与贫穷、失败画等号，节俭者反而被人厌弃和鄙视。青少年将物质占有当作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从而忽视了精神追求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对俭德的生成构成了“极端围困”。

（二）数智时代青少年俭德共识形成受阻的根本原因

数智时代物质丰裕的虚假错觉及其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冲击。数智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互联网世界里，但也正在失去心灵，人们的心灵被互联网体制化了，不再是精神的原产地，而变成了信息的中转站”[7]。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凭借广告、推荐算法等手段，对青少年暗示和传递着物质丰裕的虚假错觉。同时，在虚拟世界里，物质消费简化为点击按钮或滑动屏幕的简单操作，青少年难以体会真实消费背后的资源消耗和社会成本。如此生活情境催生了青少年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他们在过度消费中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漠视了商品背后的劳作和艰辛，忽略了多样性、创造性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对作为美德的节俭无暇顾及或者不屑一顾。

数智时代电子终端消费的便捷性与多元诱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最终会导致人被金钱奴役，成为“单向度的人”。当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技术便捷性推动和市场多元化诱惑下，蒙蔽了“取用有度的生活智慧和安贫乐道的处世智慧”，更丢弃了“俭朴惜物的生活态度和宁静致远的精神追求”[8]。算法推送、虚拟社交等数智产物对青少年的裹挟，本质是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压制。电子购物、外卖跑腿、移动支付和消费信贷、隐性消费（如会员订阅、打卡消费、小额付费）等，资本与技术联盟、智能与经济耦合，铺天盖地围困着青少年的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调动和激发着他们的消费欲望，消解和解构着他们的消费理性，节俭的客观环境和主观理性都在被削弱，俭德的内在生成被严重扼杀。

数智时代消费主义与慵懒主义并生导致的俭德旁落。消费主义的真实性和弥散性正蔓延和滋长为青少年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必然伴随着慵懒主义。“慵懒有理”的青少年难以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更无法 “在勤俭中刚强道德意志，完善道德人格”[9]。而消费主义与慵懒主义并生正在产生着可怕的浪费现象。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美团“青山计划”2023年联合发布的《中国餐饮行业减少食物浪费路径量化评估研究报告》清晰显示，在覆盖全国29个省份1，142人次外卖就餐人数的调研中，每位外卖用餐顾客平均每餐浪费一两多（57.5克），浪费量占总厨余垃圾产生量的52.2%。在快节奏的时代，数智化的便捷、虚拟平台的消费，正使得消费主义与慵懒主义联手，侵蚀着一些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品格，俭德旁落。

三、数智时代青少年俭德共识培育的策略

道德共识不仅是集体道德生活的依存之基，也是个体道德品性和道德境界走向“类”的通达的文化支点。数智时代亟须廓清青少年道德共识形成的内在逻辑，探索俭德共识达成策略，实现“以点带面”的理性深思和实践关注。

（一）数智时代青少年道德共识形成的内在逻辑

数智时代不是道德共识解构的逻辑前提和先验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越是多元的时代越需要普遍性价值的文化警惕和文化引导。青少年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遵循一些内在逻辑。

对青少年形成道德共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辩护。无论多么“多元”的时代，都应当有“一元”的收摄、收敛和约束，离开“一元”的“多元”将失去遵循，失去共在之根，失去普遍性和通约性的类的属性，“多元”的底线是遵循“一元”。数智时代的多元社会是包容性、开放性、接纳性极强的社会形态，但是包括道德共识在内的“一元”收摄同样具有完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青少年道德生成阶段，需要尊重其个性、自由和价值多元，同时更需要范导、收摄和规约，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为青少年形成道德共识辩护，为其美德养成提供基础性、关键性、主体性价值遵循。

对数智时代伦理生态的申言与重构。数智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必须申言数智时代的伦理体系才能将数智“规训”到辅助和服务人类福祉的“笼子里”，不至于走向“试图在存在论水平上改变存在的既定性质”[10]的失控状态。数智伦理的基点在于对人的存在秩序的尊重、服务和提升，而不是破坏、阻滞和降低。因此，数智时代的伦理生态是在尊重多元、张扬个性、捍卫自由的同时，坚守“一元”底线、弘扬普遍性价值、遵循有限度自由。数智时代伦理生态的重塑，为道德共识的凝聚和培育提供了恰宜的情境和逻辑。

凝聚青少年道德共识形成的合力与智慧。既然数智时代是全方位弥散性存在，那么青少年道德共识的培育就应当深入其生活世界全程，钩沉和凝聚道德共识形成的合力，构筑全程浸润的道德教育情境。基于此，青少年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家庭伦理实体化建设、学校道德属性捍卫与接续性教育努力、社会伦理生态培育，让青少年在其生活世界全程都能受到包括传统美德在内的道德条目和道德要素的熏陶和引导。

（二）青少年俭之德性生成的基本策略

俭德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和道德气质，然而在数智时代，青少年对俭德的理解、认同和内化却产生严重阻力。如何促进青少年俭德生成，并借此推延到其他美德条目的达成，是实践的必解之题。

家庭教育中对俭德的弘扬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11]家庭教育中，其一，行为示范的力量远超空洞的说教，隐性教育远胜为教而教。《宋名臣言行录后集》有言：“自古兴俭以劝天下，必以身先之。”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言传身教，树立节俭榜样，积极践行节俭的生活方式，合理规划家庭开支，潜移默化地将抽象的节俭理念转化为可视化的生活实践，让青少年真切感受到节俭就在身边。其二，以家风家训为文化符号熏陶俭德精神。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朱子家训》）到“施而不奢，俭而不吝”（《颜氏家训》），传统家训将节俭与家风品质、家族兴衰紧密相连。在现代社会，家庭可以提炼出契合时代需求的新家训，赋予节俭以新的伦理内涵，让节俭从单纯的道德约束升华为家庭共同体的责任承诺，使俭德在家庭中代代相传，使家庭成为青少年俭德生成的“第一伦理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