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价值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摘 要 人工智能以技术赋能“组织优化—结构重塑—秩序再造”的内在逻辑为指导，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内容和行动框架。但囿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缺陷与风险，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依然存在专业技术人员和资源保障梗阻、多元利益主体及权利关系失衡、制度保障体系与组织结构冲突等现实困境。鉴于此，需夯实治理前提，突出数字化治理的理论引导和创新思维；重塑治理规范，明确主体结构与技术定位；加强动力支撑，调整组织结构和赋能机制；完善保障手段，强化资源共享与制度体系。

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10-0045-07

一、问题提出

有效的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深化综合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保障，是推进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大学治理”通常是指大学为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和教学任务而设计形成的大学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及其治理实践的总和[1]，是串联起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阿什比（Ashby）认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3]。而高等职业教育或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构成，其有效的治理、决策与改革，不仅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制度化建设与体系化完善，而且某种意义上还直接作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和效益，甚至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如何在保障独立性的同时，协调高职院校与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使其作为一个办学整体更好地发挥作用，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4]。

然而，受传统经验式思维的掣肘，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利益主体等过度依赖校长个人能力，容易造成路径依赖、战略管理目标的连续性挑战以及同质化倾向加剧等现实问题[5]，同时也面临着内部治理机制固化、治理效率低下、组织结构单一、主体权力监督缺乏等现实困境，导致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格局和权力关系呈现结构失衡化、边界模糊化、参与边缘化等基本特征[6]。当前，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迭代更新，人工智能技术愈发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治理、知识生产、制度改革以及立法决策等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全面应用与推广，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据收集、信息加工、智能分析与编码处理等，不仅使得高等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内涵式深化与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技术机遇和现实可能，也为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究其本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价值内涵和根本要义在于，借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逻辑、技术优势和工具性便利等潜在价值，促进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在组织、结构、功能、形态、体系等方面实现全方位变革与过程性重塑，从而为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深化、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提供现实基础和动力支撑。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本质上就是充分利用“技术理性、技术精神、技术价值、技术知识”等，促进高职院校组织形态、结构系统、制度体系等要素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全面性融合与深层次互构[7]，从而为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式深化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支撑，成为推动并实现高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技术保障。鉴于此，本研究以人工智能嵌入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为内在逻辑指导，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组织优化—结构重塑—秩序再造”为基本分析框架，旨在科学、合理、有效地梳理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价值机理与逻辑意蕴，并在价值机理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视其现实困境与风险挑战，从而为促进高职院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相关建议和改进策略。

二、人工智能嵌入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价值机理

厄休拉在《技术真相》中指出：“技术是一个系统，它所承担的远比单个材料组件更多，包括价值、程序、象征等，以及重要的一种精神状态”[8]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形成的强大技术圈，不仅能够推进教育组织、结构、制度和体系变革，而且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的价值机理同时面向教育者和学习者[9]。这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创新与变革涉及多个方面，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整体性的逻辑框架，通过技术赋能“组织优化—结构重塑—秩序再造”的思路全面解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价值机理和内在逻辑。

（一）组织优化：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构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公共信任与合作网络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与渗透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带来了结构性赋能的技术契机，它超越了传统经验中单一化技术要素的存在形态，作为一种“新质”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为提高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效能、推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强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公共信任”。公共信任是进行有效内部治理的基本前提。例如，通过数字化平台构建数据分析库，能够使多元主体的工作、任务和关系由现实的互动关系转变为虚拟的网络结构，以此增强彼此之间的利益协商与价值共识，从而增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公共信任”和集体认同感。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架构起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网络”。例如，数字化系统不仅能够促进高校院校内部治理方式变革，而且能够将技术治理的价值红利内化为其内部有效治理的约束性力量，使得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由传统式、经验式、总结式的“人治”转为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数智”，帮助高职院校内部组织与管理由被动式应对向“主动性服务”转变，赋予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主体多元合作、协商互动、共同治理的自由空间和发展可能。总而言之，作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工具或手段，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技术红利的开放、互动与共享效应，深化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共识，从而保障学校行政部门、学术组织、教师、学生等逐渐形成“共建共治”“共生共赢”的善治意识。这不仅能够帮助教师和学生积极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技术以表达自我需求，还能够协调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自治之间的互动空间与张力，从而在服务“整体性”治理的过程中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追求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字化、精准性、智慧化治理。

（二）结构重塑：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强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职责分工与治理效能

内部治理是学校治理的关键，也是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不仅能够强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自我意愿，也能够重塑多元主体治理行为的多重制度格局[10]。因此，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不仅要强调学校作为治理主体所应发挥的宏观指导作用，更应该关注教师、学生和多元主体的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交叉所产生的制度张力和现实效果。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优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合作分工与资源整合。组织结构的合作分工、资源整合是确保有效治理的前提，包括政策、制度或体系的协商空间以及资金、文化和资本的资源积累。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就在于通过数据、信息、网络的共享性，让学校内部行政部门难以整合的各种资源有了收集、分析和利用的可能。例如，通过构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工作的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能够准确收集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据信息，从而赋能教师、学生、行政部门、学术组织的共建共治共享，提升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资源整合效率和价值再生产效益，实现高职院校内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理念与现实需求的相互对接与融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高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信息流通与治理效能。无论是政策主导的“嵌入式治理”，还是行政逻辑的“运动式治理”，其本质都在于追求“绩效问责制”的现实表征，即通过资源投入的效益最大化获得利益追求的自我满足。而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收集与数据分析能够将高职院校内部不同职能部门、多元责任主体或多个院系部门进行网格化整合，并依据其权力、职能和责任的不同而授予不同利益主体相应的权限，从而为其内部的组织分工、合作与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帮助高职院校实现内部治理体系、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的现代化。

（三）秩序再造：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优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院系组织与整体结构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创新，除了具有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的多重功用外，还具有相应的体系逻辑作为保障。即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教学、科研、育人、服务的综合性能力，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包括数字化教学、数字化科研、数字化育人、数字化评价、数字化服务等。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高职院校内部的院系治理夯实根基。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化扩招和普及化推进，高职院校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单位，其快速膨胀的规模和繁多的职能部门等，加剧了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必须创新其内部治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以兼顾治理效率、公平与质量的目标追求。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平台搭建、系统开发和部门连接的方式，在其内部各职能部门、基层院系和师生群体之间构建“一网统管”的关系化网络，从而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与基层院系的教学、科研、人事、经费及其他事务提供便捷通道，畅通其内部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整体结构”提供服务便利。一方面，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字化平台能够调节院系工作任务、整合经费资源、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尤其是在教学、科研、服务等不同方面能够有效搜集教师、学生和社会市场的不同需求，从而有效回应不同利益主体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持[11]。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高职院校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治理提供技术服务，使得各主体、各部门或各院系在工作日、节假日都能融入网络化的“社群结构”，为构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共同体搭建桥梁。

三、人工智能嵌入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赋能与运用为高职院校内部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引擎。但在人工智能技术为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全方位赋能的同时，需要及时反思人工智能技术在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既需要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职能分工进行反思，也要清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包括资源匮乏、组织排斥和体系缺失等。

（一）效能受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资源保障梗阻

首先，经费资源投入的保障性不足，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的重要现实梗阻。一方面，高职院校的经费资源保障存在整体匮乏问题，尤其是地方高职或民办高职院校，缺乏针对性的数字化治理帮扶机制和专项资金，使得外源性的高职院校组织无法或无力主动推进内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如在经济资源的持续供给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赋能难以适配时，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红利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行业部门和市场力量参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或意愿性不强。究其缘由，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与实践探索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部分，是一项时间长、周期长、投资大、耗费多且见效慢的战略性规划和系统性工程，高等职业教育本质意义上的“知识逻辑”“教育逻辑”和“育人逻辑”，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迭代升级的“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12]，再加上当前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环境中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制度保证和权益保障，导致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不愿意参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性探索。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性匮乏，也是制约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的重要构成要素。一方面，高职院校的经费性资源保障不足，使得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高职院校内部治理虽然是推进治理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其有效开展与积极行动的前提是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技术平台和智能系统，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大力引进社会资源、企业投资与市场力量。然而，多元化经费资源投入的保障性不足，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的实践探索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经费资源的保障性不足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性匮乏，进一步加剧了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的现实困境。高水平、高层次的专业化技术人才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职院校内部进行数字化治理的必然条件和必要准备。然而，有限的经费资源投入使得高职院校很难通过技术人员招聘、教师能培训、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式为其数字化治理提供坚实支撑。高职院校内部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的工作人员，或是基于专业化学科知识出身的教师，又或是通识性教育背景的服务工作者，很少有基于计算机、大数据、智能控制等学科背景出身的专业化技术人员，现有技术人员只是承担相关数据系统的升级、打印机的护理维修、网络设备的检测等基础性工作，很难依靠其薄弱的经费资源和技术力量实现内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实践[13]。这也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赋能”高职院校内部数字化治理的各项工作陷入了经费资源匮乏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