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温暖了我一生

如今的冬天，暖气使房间温暖如春，我再也不用在寒冷中瑟瑟发抖。可那些年里冬天的记忆，就像老照片一样，在心底泛黄，却愈发清晰。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60年前那个异常寒冷又格外温暖的冬天。

1964年，我从襄阳县农村考入襄樊四中（现“襄阳四中”）。由于家大口阔，家庭比较贫寒。入学时，母亲将一条麻袋拆开，浆洗后作为我上学用的铺单，一床老粗布棉被作为盖被。

高中不同于原来的初中。初中时我们睡的是通铺，但也恰恰因此两个同学可以“结合”——两人的被子分别作为铺被和盖被，在冬天的夜晚抱团取暖。

襄樊四中的条件比较好，每间学生寝室里都摆放着四张高低铺的架子床，但上下铺都是单人床，不能合铺。我睡在靠寝室门口右侧的上铺，与左侧上铺的同学赵光军成了“邻居”。

秋季很快过去，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冬天。冬月底的一天，北风呼啸，傍晚还下起了鹅毛大雪。躺在床铺上，我冻得瑟瑟发抖，只好将盖被一分为二，一小半垫在身子下面，一大半盖在身子上面。然而，甘蔗难得两头甜，稍微一翻身，就顾此失彼了。无奈只好恢复原状，铺麻包片、盖老粗布棉被。

经过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已感到很疲倦。尽管浑身冷得缩成一团，还是在难以焐热的“被窝”里进入了梦乡。当我睡醒一觉，准备小解时，突然发现身上多了一床被子。借着雪光的反射，我看出那被子是赵光军同学的。我蹑手蹑脚地将被子盖回赵光军身上，他一动没动。谁知第二天一早起床时，我发现那床被子又盖在了我身上。

这种“拉锯战”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折腾”赵光军同学，就向他“摊牌”：“光军，你这样做会影响咱们俩休息。”赵光军二话没说，只是笑笑。

星期天晚上，当我爬上架子床，发现自己的麻包片铺单上铺上了一床雪白厚实的铺被。我望望正准备躺进被窝的赵光军。他轻声细语地说了一句：“睡吧。我家有多余的被子。”

有多余的被子？怎么可能？赵光军虽是襄阳地委宣教部部长的孩子，可他家也是像排蒜头一样，兄弟姐妹六七个啊，怎么会有多余的被子？然而无论我怎样推却，这床被子还是伴随了我整个高中阶段的每个冬天。

也是那年冬天，我唯一一双布鞋被路面上融化的雪水打湿了，因长时间穿着又湿又冷的鞋，双脚冻得红肿。韩顺林同学硬是不由分说地把他一直舍不得穿的一双解放鞋送给我穿，他却依然穿着那双旧胶鞋。

还是那年冬天，尽管学校每个月给我安排半个月的助学金，可我带去的生活费还是无法满足每天订饭的需求。又到周六晚上订下一周餐票时，生活委员李财明走到我座位前收钱，见我面露难色，他二话没说就走开了，悄悄垫钱为我订了一个星期的餐票。后来，这似乎成了“惯例”，每到月底那周，他都不声不响地给我垫钱订餐。

1964年的冬天是异常寒冷的，可同学们的雷锋精神，却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

回忆起那年冬天，还要提到另一个人——赵马列，这是他的雅称，他本名叫赵歧山，我常喊他赵伯。他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不久前一个偶然的陌生电话，却勾起了我对他的回忆。

2024年11月19日下午，我正在撰写《带着“？”游遍神州》的书稿，机关老干部科科长突然打电话过来，说衡水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有人打电话找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在那儿没有一个熟人。后来才知道，对方正在编纂地方史，从网上看到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赵歧山的文章，想向我了解从他们那儿南下到襄阳的老干部赵歧山的相关情况。

认识赵伯，不仅仅因为他的儿子赵光军是我的同班同学，更因为赵伯的平民意识。

我听说，赵伯曾先后担任过襄樊五中校长、襄阳地委党校校长、襄阳地委宣教部部长。真正和赵伯见面，是我到襄樊四中上学半年后的事情。

一个周六的下午，赵光军悄悄跟我说：“我爸让你、张忠发和徐长城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吃饭，顺便听你们聊聊农村的情况。”上完最后一节课，我们就跟着赵光军左拐右拐地进了地委大院他家的住所。刚走到门口，就见一位个头不高、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立马直起腰，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我们走进“客厅”，他依然弯着腰、低着头，一边拿着把蒲扇对着一个浓烟滚滚的煤炉子的风门扇着风，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煤炉子上的炖锅。不一会儿，从炖锅里飘出阵阵香气——那是赵伯亲手为我们炖的猪蹄子汤。

吃饭时，赵伯和蔼可亲地说：“你们农村孩子进城读书不容易，以后每个周六晚上都来我这儿，我给你们炖猪蹄子汤，补补身子。但有一个条件，每次来都要给我讲讲你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算是等价交换！”说罢，他爽朗地笑起来。

我们只顾狼吞虎咽地吃着猪蹄子肉，赵伯依然手不住脚不闲地忙活着，一会儿给我们往碗里夹猪蹄子肉，一会儿去煤炉子上的炖锅里盛猪蹄子汤。

一位地委领导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还亲自为我们几个农家子弟炖汤夹肉，让人不禁肃然起敬，更佩服他时刻都在拓展着了解民情民意民愿的渠道。

真正知道赵伯还有个“赵马列”的雅称，是在襄樊四中读书的第二年初夏，我刚从当时襄阳县伙牌区的芦寨村学农回到学校，就又按照惯例去赵伯家打牙祭。

正当我们吃得心花怒放时，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王耀踱步到赵伯家门口，还没进屋，就高喉咙大嗓门地问道：“赵马列在家吗？”

为何地委副书记不喊“赵部长”或“老赵同志”，而喊他“赵马列”呢？直到后来，我见识了赵伯的书房，才真正明白就里。

赵伯的书房不大，但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书房。整间屋子里除了四壁的书柜装满书籍外，别无他物。当我们打开书柜仔细观察时，只见那一套套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里面都夹有阅读过的卡片。还有一个专门的书柜里装着满满当当的用牛皮纸包裹得严丝合缝的小包。经询问，方得知那是赵伯几十年里不间断阅读马列著作的学习笔记。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赵马列”的雅称，不仅是因为他曾任地委党校校长，更是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和践行马列主义的缘故。

我读高二时的一天下午，学校安排我们集体去地委大礼堂听报告。当几千名高中生落座后，一位个头不高、身材微胖的中年人，端着水杯从舞台的后面走向报告台，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发现作报告的领导是赵伯。

他坐在讲台后的木椅子上，桌面除了他端上去的那个水杯外，别无他物。他朝观众席扫视了一圈，便用洪亮的嗓音开讲了。一场3个小时的报告，赵伯没有带一个纸片，全凭脑子里相关的知识储备，把“青年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讲得头头是道、有条不紊，而且在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时，竟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语录出处的卷数和文章名称。赵伯的马列主义水平让我深感敬佩。

报告会之后的一次聚餐，我们问赵伯为啥记忆力那么好，不用稿子竟能滔滔不绝地讲3个小时。他笑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们说：“凡是经过认真思考，通过自己大脑加工好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从襄樊四中毕业后，见到赵伯的机会便很少了。虽然也能偶尔碰上一面，但都来去匆匆。可是他的一言一行却始终铭记在我心中，尤其是他那孜孜不倦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精神，以及时刻不忘了解和体察民情的作风，一直是我人生中的榜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