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和培训与数字新农人培育：逻辑关系、现实困境与职教作为

摘要：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数字新农人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新农人数字素养、职业教育和培训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针对职业教育和培训在数字新农人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顶层设计缺失、资源分配不均、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培训方式单一等问题，提出加大政府对数字新农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力度，统整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构建差异化“数字+”课程体系，打造数字新农人教学与实践场景等措施，以期为数字新农人培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职业教育和培训；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新农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5）04-0049-07

数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务之急是为农村培养更多数字新农人。如何提升新农人数字素养，使其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农人数字素养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逻辑关系

数字乡村建设涵盖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农业生产的智能化转型及乡村治理的信息化创新等方面。新农人是具备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维的乡村从业者，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新农人的成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有力支持。因此，数字乡村建设、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一）数字乡村建设与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升的底层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速迈向“现代农业”。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了具有新思维、新技术的农业从业者群体，“新农人”一词也随之被广泛使用。所谓新农人可以用三个“新”来定义。第一，农民新群体，该群体以农为业；第二，农业新业态，不再延续传统的做法，而是采用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第三，农村的新细胞，该群体是构成当今农村生命体的新细胞。[1]具体而言，新农人是一群重信息、重资源、重互利、重创新的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同时，这类群体也被称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行者和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有生力量。[2]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现代农民需要具备从技术到管理的综合能力，能有效整合生产要素并投入生产运营之中；还需要具备新理念，如依托直播平台进行商品销售。因此，新农人的“新”字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还包括新技术、新工具、新理念。建设数字乡村需要大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而数字新农人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

1.数字乡村建设对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出了诉求

首先，新农人需具备数字意识和参与数字农业的能力。2024年2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指出：到2024年底，我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体系更加健全，数字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面推进，群体间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智慧便捷的数字生活更有质量。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引擎，而具备良好数字素养的数字新农人是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新农人需具备强烈的数字意识及参与数字活动的能力。新农人要在农业发展中提高对数字的敏感度与对互联网技术的接受程度，从而跨越传统农业数字鸿沟，提升农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使农产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此外，新农人要积极参与社交论坛和农业交流会等活动，从中获取第一手农业资讯和信息，调整和改善农业经营和运作模式。

其次，新农人需具备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服务能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培养新农人不仅要使其具备基础农业素养，更要提升其在乡村产业优化、人均收入增长、文化传承等方面运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3]新农人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化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规范化、集约化；利用抖音、淘宝、微信等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的销售体系，提高农产品市场份额，进而提升经济效益。利用互联网宣传农耕文化，并积极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推动文化传承。

最后，新农人需具备防范和化解数字风险的能力。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乡村数字化平台搭建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往往面临数据泄露、信息安全隐患等风险，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事件，将给农村居民的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这需要新农人在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应有敏锐的洞察力，强化数字技术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降低数字风险的危害。

2.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升助推数字乡村建设

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新农人作为治理农村和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通过持续提高自身数字化水平，能够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强大的力量。[4]

首先，新农人数字素养是释放农村生产活力的强有力支撑。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中，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纳入了生产函数，并与传统生产要素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5]新质生产力是与数字化的生产资料相适应的生产力跃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传统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数字技术这种新的形式形成新的质态，源源不断地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农业领域，数字化技术不断改进农业运行模式，形成农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各方面效率。

其次，新农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新农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先进的知识、理念和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提高新农人数字素养能够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同时，新农人不仅能够带动老一代农民更新思维，采用现代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还能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建设，这也是对新农人驻扎农村的吸引。[6]

最后，新农人是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主体。数字时代的新农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具备数字素养、数字安全意识和数字农业工具操作能力。新农人通过数字技术对乡村的经济、文化、环境、人才等进行高效地组织管理，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只有不断提升新农人数字素养和技能，调动农民参与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建设数字乡村，从而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新农人数字素养培育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依存逻辑

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培养特定职业或岗位所需的人才为目标，具有很强的职业定向性。一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为新农人数字素养培育提供数字知识和技能。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新农人可以学到数字化知识与技能，以及运用计算机、互联网等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电商专业的特色优势，发布全国首个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标准与题库，形成了以“做解决问题型培训”为宗旨的新农人电商素养提升培训体系，为磐安县培育了很多电商专业人才。[7]传统农民中有许多老年人及学历不高的留守妇女，无法做到与时俱进。在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时可以根据文化程度对这类人群进行细分，并根据分类情况提供相应的数字化课程与技能训练，使这类人群能够运用新兴技术从事农业现代化生产，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和机械化的转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为新农人数字素养培育搭建数字化实践平台。通过虚拟农场，新农人可以在虚拟环境中练习数字技术，实现多元化培养目标。与此同时，平台整合农业数据，帮助新农人学习如何利用数据分析，优化生产方式。

（三）数字乡村建设、新农人数字素养与职业教育和培训三者的内在逻辑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新农人的重要途径，也是建成数字化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数字乡村建设、新农人数字素养、职业教育和培训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首先，新农人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关键。因此，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提高农民的科学素养、数字素养，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加大数字科技普及力度，将培养懂信息技术、熟悉电子商务、掌握营销渠道、了解智慧农业的新农人作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提高农民数字素养。

其次，数字乡村建设与职业教育和培训共同助推数字新农人培养。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数字乡村建设对新农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助推新农人数字素养提升，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其一，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构建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实现“互联网+农业”的深度融合，让农民能够及时获取市场动态、技术资讯和政策信息，从而做出科学的生产决策。其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有效优化农民对乡村资源的配置。通过大数据分析，新农人可以精准识别乡村发展潜力，从而引导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地区倾斜，有效缓解乡村资源匮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新农人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通过系统化培育新农人，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乡村，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家支持全面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培养一批数字化新农人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对数字新农人的培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新农人数字素养培育的现实困境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数字新农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面临着诸多困境，制约着新农人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一）顶层设计缺失，数字新农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缺乏制度保障

数字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主导推进，而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助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抓手。当前已颁布的国家政策在促进新农人数字素养发展方面的指导较为欠缺。

首先，国家缺乏对数字新农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整体规划，针对数字新农人教育与培训的专项政策仍未落地，从而导致培育方向模糊。例如，在新农人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应如何与当前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数字化需求匹配，缺乏系统性顶层指导，使得培训内容和方式容易与实际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数字化应用脱节；同时，对于数字新农人的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和培训资源等要素缺乏统筹安排，各方的职责不明，无法形成协同推进数字新农人教育和培训的良好局面。

其次，国家有关培育数字新农人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且针对性欠缺。在资金方面，没有专门针对数字新农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稳定的财政投入政策，导致教育与培训所需的硬件设施建设、软件资源开发等方面受到资金限制。同时，对于参与培训的数字新农人没有足够的激励政策，如培训补贴不足或覆盖范围狭窄，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方面，缺乏优惠政策和引导机制，导致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数字新农人培养的热情不高，难以形成多元化的培训格局。

最后，在数字新农人教育和培训质量保障制度上存在漏洞。培训的准入制度不完善，对培训教师资质、培训机构水平没有明确规范，导致新农人数字化培训质量参差不齐。考核评价制度缺失，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新农人的培训效果，无法为提升培训质量提供依据。此外，缺乏对新农人数字化培训成果转化的制度保障，使得培训所学难以有效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影响了培训的价值实现。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分配不均，数字新农人培训受阻

在数字新农人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和培训存在着数字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国家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成年人数占比分别为63.23%、60.03%、56.90%，具备高级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成年人数占比分别为18.50%、15.13%、13.80%。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成年人数字素养水平不高，其整体数字化建设进程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首先，东部地区拥有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数字新农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持；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资源处于弱势，无法满足数字新农人的培训要求。其次，东部地区能够吸引优质的数字化教师，可保障数字新农人培训的质量。最后，东部地区能够与当地发达的产业紧密结合，使数字化教学内容更具实用性和前瞻性；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职业教育和培训则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教师资源紧缺等问题，不利于新农人数字化培育。因此，人力资本支撑不足，政府数字政务能力与资金投入欠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的挑战大于机遇。[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