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国平的书缘

每过一段时间，或者手头一时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会拿出周国平先生的书翻一翻、读一读。而且每一次重读，我都不觉得厌倦，都能从中受益，甚至常常会从中去查找某一句话、某一个意思。

我几乎是本能地走到周国平这里。自1987年《人与永恒》出版以来，周国平先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定位。将哲学拉向现实人生，这是周国平先生在当代文化中的意义。在我看来，他差不多把哲学、文艺、文化、人生乃至人性的疆界都勘探了一遍，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灵魂真正的关注和关切、真实的内心召唤与热忱。他纯正的趣味、清明的理性、超脱的境界，足以作为我们人生与读书写作的教科书。我几乎所有的关注与关切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作者怎么可能与一个读者有如此多的共同关注与契合点呢？我常常觉得他的书就是为了我这样的读者而写的，这令我感动。我觉得那是“不肯轻信的作者在对不肯轻信的读者说话”（博尔赫斯语），所以，我总会不断地回到周国平这里。

我总是按捺不住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周先生去信、寄文章，希望能与书背后的作者进一步接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许是周国平先生觉得我这个粉丝还算够格，终于有一天，周国平先生回信了。仍然是那种清明与清醒的风格。他表达了对我的文字的认可，谦虚地说，我不是懂他，而是懂自己，并且他把电子邮箱给了我。这是多么让人激动啊！周先生也敏锐地觉察到了我的阅读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充实而平静的内心。邓正来先生去世后，我看到周先生的纪念文章，随即给他去了邮件。他很快回复说，谢谢我的理解，并一再说我的文章有真情实感，建议我结集出版。

其实一开始周先生就主动表示要帮助我，要帮忙向报刊推荐我的文章，还表示要将我的文章放在他的博客上。我当然求之不得，但又碍于面子，求人的话总是难以出口。更何况，我又自惭形秽，不敢亮出自己的身份。人家要帮你的忙，最起码要知道一点你的个人情况吧？我在暗处，知道人家的情况。人家在明处，甚至不知道我的性别。这多少有点信息不对称。总之，就这样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忍不住给周先生寄一些文章和邮件去，一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些班门弄斧，给人家增添麻烦。或者就是为了讨一个“好”字？于是，这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字交往终于因为我的自卑羞涩、犹豫胆怯，也许在我还有性别的障碍，而不了了之、无疾而终了。真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

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觉得读他的书要好一些。在书中不用顾及交往中的礼节，两相随意，两相放松。“文革”末期，年纪轻轻的我真是无法走出身内和身外的两团迷雾。那时候，无书可读，很多书、很多作家都在被禁锢和打倒之列，不过幸好有鲁迅先生。大学时期是我精神蜕变和成长的时期，是我人生的危机与低谷时刻。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我与鲁迅先生相遇了——我一下子就读懂了鲁迅先生（初、高中时候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没有多少感觉）。是鲁迅先生让我看清了身外这个世界，走出了身外这团迷雾。我由一个单纯天真的人突然变得有判断力有主心骨了。鲁迅先生在我心中永远都处于高山仰止的地位，我视他为我精神的父亲。

周国平先生的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姗姗而来，他是那个让我认识并看清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人内心这一团迷雾同样需要去廓清。我总是在他那里获得对于生活、人生、生命，对于世界的更高的视角和态度。两位周先生都是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都已经进入我的生命中，都很好地说明了书籍对于心灵与生命的渗透和塑造作用。一个生命的成长一定离不开这种影响和作用。

周国平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沉睡着的东西被唤醒，但对心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决不可能是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总之，读他们的书，我很多不自觉的、模模糊糊的想法清晰了，成熟了。我始终感恩于他们的这种启发与引领的作用。

我知道周国平先生有很多读者，但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的“铁粉”“钻石粉”，这是一种精神的缘分。这种读者与作者年深日久建立起来的信赖难能可贵，也是一种人生的美好。读他的书，与他的灵魂交谈，构成了我最好的、最值得的人生经历。我视他为我精神的师长，在灵魂中相遇的人。他是此生最让我感念的未曾谋面的陌生的熟人、长久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