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世界找寻爱

一

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1936年，鲁迅去世后，钱玄同撰文纪念，提出他的三个“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一个人童（少）年时期的创伤，会影响他一辈子。能够超越的，寥若晨星。很多人是蒙昧无知，倒相安无事。如果觉悟了，反观自身，就很危险。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又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大概是自画像。“抉心自食”，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鲁迅自己也多次说到自己的“黑暗”。他说：“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他又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周作人说他是“虚无主义”，不是没有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人性情养成的最关键时期是三到十五岁左右，也就是童年、少年时代。太早没有记忆，太迟影响也就有限。鲁迅正是在十三岁遭遇家庭变故，忽然从小康之家坠落下来。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种“侮蔑”是周作人没有体会到的。1922年12月，鲁迅已经四十二岁了，他写作《呐喊·自序》时，还在痛苦地嘶喊：“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每次读《呐喊·自序》，我就无法自制，会被深深地带进去。其实，鲁迅的文字都有这种情感，让人无法拒绝和逃离。他在厦门时，《写在〈坟〉的后面》一文写到夜的体验，真是令人无法释怀。还有《怎么写——夜记之一》说，“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提到窗外的丛冢、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和前面的“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都是读者很难忘怀的文字。

鲁迅的创伤性记忆，一是他少年时家庭的变故，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家道沦落，备受族人的欺辱和旁人的歧视。他在自传中说，“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写作《呐喊·自序》的时候，鲁迅已是中年，名满天下，回忆当年，还是创痛至巨，《父亲的病》也是血泪斑斑。

二是母亲给他娶的妻子朱安。我曾撰文认为，没有朱安，周树人就无法脱胎换骨成为“鲁迅”。因为朱安，鲁迅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一直过着独身生活，长期的性压抑对他的性格、心理肯定会有大的影响。他之所以仇猫，不能说没有这个阴影。《寡妇主义》一文中，他写道：“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酸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1910年11月15日，给许寿裳的书信中，他说：“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可见，独身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寡妇主义》虽然谈论的是寡妇，文字里面也有着鲁迅的隐痛。一直到四十五岁，1925年时，因为许广平的出现，鲁迅的生活才渐有了亮色，以至于到后来有了“原来我也可以爱”的宣示。这是多么悲凉呀。

鲁迅身体一直不好，看他的日记，比如，1913年到1914年间，头疼、胃痛、大发热等诸病发作，1913年10月1日的日记说：“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1923年兄弟失和，对鲁迅打击极大，身体健康状况也急剧下降，肺病复发，一直到1924年，日记里经常有看病的记录。到后来许广平进入他的世界，鲁迅的身体才开始好转，精神也健旺多了。某种意义上，爱情疗救了他的一部分少年创伤。孙郁在《鲁迅与胡适》中写道：“他们同居之后，鲁迅写下的文字，超过了他过去二十年的总和。”并认为，如果没有许广平，鲁迅大概活不到五十六岁。我们阅读鲁迅日记，确实可以看到从1926年开始，热恋的那几年很少有疾病记录，甚至到厦门、广州时期之间，他的身体似乎挺好，感觉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这才有惊人的创作量。当然，岁月不饶人，他几次“聊发少年狂”，扭伤了脚，或被铁丝刺伤，都在提醒着他，毕竟老了。所以，《奔月》里的后羿的描写就很有意思。

鲁迅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过着大少爷的日子，从《社戏》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村里的地位。但祖父入狱，父亲病逝，给少年鲁迅打击太大了。后来又有与朱安的不幸婚姻。所以，他对母爱是抱有怀疑的。想写一篇关于母爱的散文，但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不能写，怕伤了寡母的心。可以说，他成年后的日子一直在动荡的世界找寻爱。所以，他才那么爱憎分明，毫不妥协。对自己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他铭记在心，有《藤野先生》一文。对青年学子，他更是倾其所有。可以看徐梵澄、萧红、萧军、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回忆录。但对自己的敌人，他认为的“敌人”，他却是“一个都不宽恕”，如陈源之流。他们说，鲁迅“整大本抄袭”。这是鲁迅一生都无法原谅的。面对别人的恶意，他格外地敏感，下意识地强烈反击；而对他要爱的人又加倍地施予爱，毫不吝啬。他的超人的敏感，成就了他的文学伟业，也让他活得很艰难。比如，和高长虹的决裂，和林语堂的破裂，双方都有责任。郁达夫也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和鲁迅一生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就在于他懂鲁迅，知道鲁迅的伤痛点和敏感点。

在一般人眼里，鲁迅并不是没有温暖，只有冷峻。你看《鸭的喜剧》，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与鸭的故事，多么细腻，多么温暖。这篇小说真是一篇充满温情的小品。大家熟悉的《社戏》就不用说了，描写少年时的深夜看戏，多么富有乡土气息，多么富有人性，那河上看戏的景色描写与少年的打闹，真是满溢香甜，就像婴孩的奶香，很醉人的。只是内心的阴影不经意间就有冷气渗出来，如《兔和猫》，前面写兔，写得多纯情，像少女一样。可一到后面写猫的时候，就有一种冷酷出来。在慨叹生命的脆弱之时，开始痛恨猫，以至于“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二

刘少勤曾在《书屋》2011年第九期发表《鲁迅和胡适精神世界的同异》一文，其中说，鲁迅是诗人性情，易怒，不加掩饰，不顾情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与人交爱憎分明，一生颇多知交、至交乃至生死之交。而胡适是学者气质，长袖善舞，一生奉行有距离的交友之道。刘先生此论甚得我心。

鲁迅在一封私人书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鲁迅是难得的有自审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多疑，但也怀疑自己的多疑，这就很难得了。我们可以说，这种“多疑”，大概也是鲁迅的文学天赋，病蚌成珠，大概即此。由于“多疑”，鲁迅的想象力格外发达，心思超级敏感，用日本学者尾崎文昭的话说，即形成了独特的“多疑”的思维模式。这就是他的文字，不仅能透彻地观察世界，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极好的艺术品。胡适之当年的日记就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陈独秀很喜欢鲁迅的小说，读了《新青年》上发表的《药》之后，感叹：“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

鲁迅的“复仇哲学”，大概也是他少年创伤的一个病症。与他的“一个也不宽恕”一样，从学理上，可能更多的是受了法家的影响。这点他本人也是承认的。他说：“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他也很痛苦于自己无法摆脱“这些古老的鬼魂”。我们阅读鲁迅的文字，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早年家庭变故所施于他的创伤是巨大而深刻的。他的文章就是一种排毒，他用文字拯救自己。他的文字，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病历。其价值也在这里。他真实地书写自己，写自己的灵魂。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包括书信和旧体诗，所有的文字，都是他的生命的颤栗。他坚持痛打落水狗，纠结于复仇，在这个过程中也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后，叶公超专门买了他的书，重读，然后撰文纪念，说鲁迅一生所骂过的人，都不值他的一颗子弹。这话让胡适很不高兴，但我觉得叶公超是懂鲁迅的。鲁迅真的在不应该浪费生命的地方，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他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可惜，他却没有做到。

三

鲁迅留学日本，喜欢东欧、德国、苏联的文学、文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在他那里，文化底色是否单调了一点？中国儒家、佛教的影响是否积极价值少了一点？这都是疑问，值得我们研究。但少年的创伤性记忆，让他更能认同暴力文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后来接受的外来文化则加强了这种记忆。他的弟弟周作人，童年时期因有鲁迅在前面挡着，对家庭巨变的感触没有鲁迅那么深刻，而他后来对希腊文化的接受，也让他更倾向于平和。从“平民文学”到“人的文学”，再到“自己的园地”，周作人晚期的状况，是“为己”的学问。其实，俄罗斯文化里，最终也还是有一种宗教力量的宽容和慈悲。塔科夫斯基的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就体现了这一点。鲁迅主要接受的是苏联文化这一部分，看他在与创造社的辩论里，也主要翻译的是这部分。不过，用黄乔生的话，鲁迅晚年也有一个从苏联回归俄罗斯的转变，比如，他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的小说《白光》虽然短，但还是很令人震撼。初中时阅读此作，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大学时阅读，也一知半解；如今年过半百，重读此作，才感觉懂了很多。小说写陈士成十六次参加科举皆失败，第十六次回家时，神志不清，感觉到处是鄙视的眼光，感觉有一团白光在眼前晃动，似乎是祖上留下来的白银所藏之地。他就开始在屋里乱挖，一无所获，又跑出院子，要“到山里去”。天亮时，人们发现他死在离西门十五里的万流湖里。作者对陈士成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景色描写也极其到位，极好地刻画了一个人心理的失常。这篇小说，我觉得有鲁迅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他也是参加过科考的，成绩也不理想，可能也留下了心理阴影。但他的写作超越了自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对国民性的反思，是对以科举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批判。

少年的创伤是鲁迅一生难以愈合的伤口，除了带给他复仇思想，也让他对弱者抱有一种同理心。他对那些底层的青年，如萧红、萧军，还有叶紫、白莽、柔石、胡风、冯雪峰、徐梵澄等都付出极大的心血。

很多学者，一定要就性格的激烈与平和把鲁迅和胡适分出高下，我觉得倒没有必要。作为作家，鲁迅是伟大的，他的敏感、多疑成就了他的文学；胡适只能算一个文学爱好者。作为学者，他俩各有千秋。作为思想家，各有偏向。我一直很喜欢《故事新编》，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第一本后现代主义小说集。它的“油滑”，是鲁迅对自己的超越，是一次伟大的飞翔。可惜，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解读这本小说集。

鲁迅1928年致章廷谦信：“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部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