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访僧记

一

佛教是古老的宗教。寺庙历来是文人墨客参访问道的重要场所。苏轼对于寺庙、对于僧侣是敬重的，早年在四川时，就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和胜相院，认识了惟度法师和惟简法师，听他们讲佛和历史掌故，受益匪浅。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三苏父子启程赴京，一路走走停停，寺庙成了他们歇脚投宿的好去处。苏轼也有“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和子由渑池怀旧·自注》）的记载。至京师后，父子三人暂无安顿之场所，遂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在此备考。三十多年后，苏轼闲暇之余，多前往兴国寺浴室院游观，发现中书舍人彭汝砺“亦馆于是”。岁月沧桑，物是人非，“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之后，苏轼又携秦观来此拜访僧惠汶。秦观得以“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后陈慥“寓棋簟于”太平兴国寺，苏轼与范百禄更是“数来从之”。

嘉祐元年秋，苏氏兄弟二人在开封景德寺应试。苏轼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开始崭露头角，名满京城。当时，苏轼才情舒张，继续住在兴国寺备考礼部会试，越明年，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艳四座。然不久，其母程夫人病逝，苏轼兄弟及父亲苏洵只能返回故里。至嘉祐四年（1059）四月，守孝期满，父子三人决定举家离蜀，再往京城。

苏轼凤翔期满还朝，获得个虚职殿中丞，至治平二年（1065），原本想谋一番作为的他失去了妻子。丧妻之痛对苏轼打击甚深，后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为证。再过十一个月，父亲苏洵病逝，这对于苏轼来说，可谓悲切痛心。治平三年（1066）六月，苏轼、苏辙兄弟扶灵返回故里，一舟两棺，着实凄凉。人生突变，尤其在生死面前，人变得如此渺小。也或许是岁月磨难，生死冲淡光芒，消磨了韧劲。待守孝期满，苏轼再度还京，已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了。苏轼因应试声名鹊起，从嘉祐元年至熙宁元年，已历十二年多的时光，其间，虽然谋得一些职位，但多为闲散之职，在朝廷也与主政者政见不一，多少有些郁闷，相比当初的高光时刻，产生了心理落差。更为不幸的是，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父母、妻子，两度守孝。在不幸和磨难之间，在生死茫茫之间，苏轼访寺寻僧的心态、心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到任三日，苏轼就前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孤山幽深，古刹名蓝，苏轼到访后，心情舒坦，作《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访僧问道，不就是寻求内心的平衡、平静吗？此时经过仕途颠簸周折、尝尽人生苦辣酸甜的苏轼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平衡、平静，也因此，他和僧人达成了一致，彼此心近了，多了理解和认同。

杭州名刹众多，高僧亦多。原本对佛寺甚喜的苏轼，此时便与僧侣有了更多的交往，有的甚至成了他一生的挚友。“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以诗赠名僧清顺、可久二人。可久工于古诗、律诗，居祥符寺，清苦耿介，不善与人交往。“门前歌鼓斗分明，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青灯无语，岁月静好，尘俗罗网，不过是自寻苦恼罢了。仕杭州，在苏轼人生履历中，不算发配，也谈不上苦难悲壮。但大抵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大量涉猎佛事，访僧问道，参悟世事，研究佛典，这或许是他排解内心孤独的需要，也或许是人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对万物有了自己的认识。

在杭州期间，苏轼与高僧往来频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一是上天竺的辩才法师。辩才名元净，乃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弟子，道行高深。“即之浮云无穷，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雾之中。”（《辩才大师真赞》）当时苏轼次子苏迨体弱多病，三岁仍不能走路，苏轼送苏迨至辩才法师处落发，取名“竺僧”，后苏迨行走自如，苏轼感念：“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赠上天竺辩才师》）苏轼对辩才法师多有尊重，称其为“老师”，“取老师意，剃度一人”（《与辩才禅师二》）、“闻老师益健，更乞倍加爱重”（《与辩才禅师四》）、“老师必能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与辩才禅师五》）等。后苏轼从杭州还朝，对辩才甚为思仰，“别来思仰日深”（《与辩才禅师五》）。

苏轼在天竺寺与另一高僧慧辩禅师也交往频繁。慧辩大师与辩才大师同是明智大师弟子，善思辨。苏轼常前往与之参悟，听其宣讲佛理。慧辩法师“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海月辩公真赞》），苏轼“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慧辩法师圆寂后，苏轼有吊辞多首：“生死犹如臂屈伸，情钟我辈一酸辛。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吊天竺海月辩师》）

熙宁六年（1073）秋，苏轼前往润州一带放粮，在润州期间，访名刹金山寺，遂与金山寺圆通长老、宝觉法师往来密切。轼曾酩酊大醉，睡在宝觉法师的禅榻上，有诗《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诗翁气雄拔，禅老语清软。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在《金山长老宝觉禅师真赞》中，苏轼描述宝觉法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惟宝觉，大士之像。因是识师，是则非师，因师识道，道亦非是”。苏轼从杭州移知密州时，来不及面辞，宝觉法师竟先乘舟到江北为他饯行。苏轼到密州后，给宝觉法师写信，谓“东州僧无可与言者”，并赠自著《后杞菊赋》，答应为他写《至游堂记》。

熙宁七年（1074），苏轼得诏知密州。越三年，知徐州。在徐州期间，有诗僧参寥子从杭州来访。参寥子，即道潜，字参寥。据考，苏轼在杭州期间，未言及参寥，似未相识。在徐州会面，为秦观引见。二人一见如故，互相赠诗、和诗，彼此欣赏，苏轼甚至为他的诗作倾倒：“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次韵僧潜见赠》）苏轼视参寥为好友，称其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肃然。与参寥别后，有“别来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尝不怅然也。……三诗皆清妙，读之不释手……”（《与参寥子一》）之记载。

二

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虎口余生，此时的苏轼或许才彻底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于是，他以自己的际遇走进佛典，自称“东坡居士”，与僧侣的交往进入了更高层次，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融。

苏轼谪居黄州之初，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在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与寺庙和尚搭伙，暂住在黄州定惠院。除了定惠院外，安国寺也是苏轼经常光顾的地方。苏轼禅坐安国寺，出神静观，为“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达到“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坐禅悟道后，苏轼感慨，“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黄州安国寺记》）。

苏轼初到黄州，参寥即写信慰问，苏轼颇为感动，在回信中说：“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与参寥子二》）元丰六年（1083）三月，参寥从杭州远道而来，故友相见，欣喜莫名。参寥在黄州住下，约一年光景。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次年三月，苏轼接调移汝州团练副使令。参寥留别苏轼一首《留别雪堂呈子瞻》：“策杖南来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风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渺茫。”苏轼以《和参寥》为题，次韵小诗一首：“芥舟只合在坳堂，纸帐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晓猿啼处月茫茫。”惆怅满怀的参寥与心绪茫然的苏轼都希望这种相聚的日子能更长久一些。于是，参寥决定陪着苏轼到江西筠州看望苏辙，随后同游庐山数日后才分开。当然，他们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后来不管是被贬惠州、儋州，始终都有参寥的身影。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过江至庐山游览，山川形胜之处，有开先寺、栖贤寺、圆通寺、归宗寺等著名禅寺坐落其间。苏轼先参访开先寺，应住持之请作七言绝句一首，又作五言诗《开先漱玉亭》一首。又访圆通寺，作《宝积献盖颂》诗，赠住持仙长老。访栖贤寺时，写五言诗《栖贤三峡桥》一首。在东林寺，参谒常总禅师并留宿，夜间与其谈论禅法，参究常总“无情说法”之道，有所省悟。“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赠东林总长老》）山峦秀色皆是佛清净法身的显现，山间小溪潺潺的流水声也是佛在说法，而无量佛法又该如何向别人转述呢？

苏轼曾在《和子由四首·送春》中云：“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经历生命劫难的苏轼，在恰当的年龄、恰当的地域，走进了高深的佛学世界。“向来意愿逐流水，每喜过岸成烟波。”佛典与文学、艺术在参悟间糅合，在冥想中交融。文如琴声，娱乐人间，经则纳慧，超脱枷锁。苏轼与参寥、佛印、常总等这样善思辨、工诗词、通艺术的高僧的交往，也进一步启发了彼此对文学和佛学的深层理解，达到了心灵的共鸣。

为远离元祐党争，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轼离开京城，出任杭州知州。苏轼再仕杭州，心境已与之前大为不同。他依然喜交僧侣，与工诗词的清顺、喜酿造的仲殊等交往密切。苏轼在做杭州通判时就与清顺相识，二人再次相见，格外亲切。仲殊喜艳词，有《宝月集》，苏轼与之谈美食，谈酿造，纯情超俗。在吴越诸僧中，苏轼最敬重二老：一是阿育王山广利寺方丈大觉禅师怀琏，二是辩才禅师。苏轼知杭时，曾应大觉怀琏弟子之请撰写了《宸奎阁碑》，称怀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屦满矣”。怀琏所宣述的禅宗“无念”与心性之说与儒、道相通，本人又持戒精严，受人尊重，苏轼对怀琏亦十分尊敬。辩才禅师与苏轼有二十多年的友情。苏轼重来杭州后，常独自上山拜访辩才，与之参悟佛道。

三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惠州属南蛮之地，万里投荒，前程凄茫。途经豫章，拜访崇庆禅院。“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奉议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轮藏。”（《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此外，苏轼还拜访过景德寺、天竺寺、马祖岩、通天岩、慈云寺、显圣寺、南塔寺以及常乐院等，晤高僧，谈经论道，冲淡了南迁的寂寥与苍凉。苏轼在赣两月余，据统计，含北归过赣所作，其在赣期间共创作诗歌四十七首，其中涉及佛寺、佛法的有十四首。而十四首佛诗共涉及了八部佛教典籍。苏东坡在赣时，还特地做水陆道场，写有《虔州法幢下水陆道场荐孤魂滞魄疏》。

其间，苏轼与惟湜、显荣、明鉴等诸僧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惟湜，号持正，又称清隐禅师，赣州崇庆禅院长老。苏轼曾作《湜长老真赞》，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虽同乎人而实无情，彼真清隐，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动风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画清隐，可谒雨晴。”显荣，赣州景德寺长老，苏轼与之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到达贬谪之地惠州时，显荣还曾与舟禅师一起前往惠州看望苏轼。苏轼曾作《书赠荣师》，以表对显荣的感激之情：“赠监大师显荣，行解俱高，得数日相从，殊慰所怀。”明鉴，赣州慈云寺长老，苏轼谪居惠州期间，明鉴自赣州前往惠州相伴数月，苏轼称“僧监大师行解高明，得数月相从，殊慰所怀”（《与孙志举》）。

苏轼南迁，访僧悟道，此时的苏轼，似乎走进了佛教的另一个层次。他在与惟湜的交往中悟道：“未来不可招，已过那容遣。中间见在心，一一风轮转。自从一生二，巧历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怀卷。风雷生謦欬，万窍自号喘。诗人思无邪，孟子内自反。大珠分一月，细绠合两茧。累然挂禅床，妙用夫岂浅？”“朝来取饭化，乃是维摩遣。全锋虽未露，半藏已曾转。说有陋裴頠，谈无笑王衍。看经聊尔耳，遮眼初不卷。”（《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珠篇以督之》）过去的已然过去，未来如何，并非自己所能决定。面对现实，不惧苦难，不惧得失，不惧未来，笑对人生，泰然处之。

韶州曹溪南华寺有“岭南禅林之冠”之称，遥与嵩山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南北的两大祖庭。苏轼被贬惠州途中，曾行水路特地参访南华禅寺，礼拜六祖真身坐像，受到住持重辩禅师热情款待。重辩将苏轼与其子苏过安置到庵中住宿，并且请苏轼为庵作铭。苏轼为此庵起名叫“苏程庵”。苏轼到惠州后，重辩多次派人到惠州给苏轼送书信、食物、生活用品等。重辩知苏轼精于书法，特地请他书写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等，并作《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苏轼抵惠州后第二天就游览罗浮山，参延祥、宝积二寺，后又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词。与僧侣频繁交往，大抵是“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的觉悟使然。

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再贬琼州。从惠州到海南儋州，苏轼原本以为再也回不来了，可能就此老死海外。到了琼州，漂泊海外，庙宇较少，高僧鲜有，仅有苏轼访宁济寺、永庆寺等记载。直到北宋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五月中旬，苏轼接命迁往廉州任职，得以北归。“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虽看淡了生死，但得以北归，苏轼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经过曹溪，时重辩长老已去世两年多，苏轼带全家参拜六祖塔，特地设斋礼请寺院举办祈福祛灾法会，并作《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伏以窜流岭海，前后七年，契阔死生，丧亡九口。以前世罪业，应堕恶道，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今兹北还，粗有生望。伏愿六祖普觉真空大鉴禅师，示大慈愍，出普光明。怜幼稚之何辜，除其疾恙；念余年之无几，赐以安闲。轼敢不自求本心，永离诸障；期成道果，以报佛恩。”自己前世的业因，使今世遭受种种磨难，而此次北归也许将给今后的生活带来转机，祈愿六祖保佑他家幼小平安，自己安享晚年。苏轼体悟本心，以报佛恩。词意恳切动人，发自内心。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苏轼原本已无意生死荣贫，无计世间利害得失。但北归似乎又点燃了他的喜悦，无我即我，非佛即佛，他对佛事虔诚膜拜。“未能转千佛，且从千佛转”（《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身冷血热，对苦难付之一笑，对未来抱有信心。“东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转。南迁昔虞翻，却扫今冯衍。”这是他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也是他参禅悟道的高深境界。得之为得，非得即得，一切顺从本真、本然。苏轼身逝常州，临终前，维琳长老念词西方极乐世界接引他时，苏轼又悟道，西方世界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悟道了佛学的真谛，无所谓空，也无所谓实。无念即有念，无我即有我，有无皆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