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赶路的一溜人”

聂华苓这个名字

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逝世，消息传来，我看着书架上的《三生三世》《三十年后：归人札记》《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等书，怅然若失，年少时的阅读场景，前尘往事，纷至沓来。如今○○后的学生们，很少提起三毛、柏杨、金庸、琼瑶，聂华苓对他们来说，好像就只是一个作家。更不必说聂华苓过世的当日，除了公众号与朋友圈之外，在台湾也只有几位文坛耆老发了些悼念文字，只是这些人皆已垂垂老矣。听他们再讲起《三生三世》，或许流风遗躅俨然如在，却也“旧江山，浑是新愁”，终不似少年游了。

二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聂华苓这个名字，是从李敖的书上。当年服兵役时，每个月可以领到五千块台币（大概一千多元人民币），收入不多，买书却很豪迈，只要放假，就会骑着摩托车，花上四五十分钟，跑到还未拆迁重建的光华商场。一楼卖着各种3C产品及配件、电玩游戏，至于那些旧书摊则群聚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那是淘书人的天堂。我热衷到此，在透着霉味的斑驳墙壁下，摸着灰黄不一、或有书页脱落的旧书，习惯性地先擦去封面的薄尘，一本接着一本挑选着李敖的书。而平日省吃俭用，终于买了套四十卷的《李敖大全集》，从头细读，连书信、语录、讼状都不放过。那是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年纪，同时也从李敖书中看到无数的近当代人物，从刘福增到韦政通，从陆善仪到胡因梦，从《文星》到其他。我顺藤摸瓜，从点到线而面，把多数李敖提到的学者、文人，把能找到的书、能读到的文章，都看了。聂华苓当然也在其中。

受到李敖的影响，当时阅读聂华苓，更关注的自然是她与雷震、殷海光的交往，还有他们所办杂志的种种，以及她不愿意为胡适接机献花之事。随着年纪渐长，读书愈多，知人论世，李敖渐从我的阅读生命中淡去。“李敖书中提过的人”，痕迹渐消，反过来，当心中的偏见与滤镜消失，这些人的主体性反而可以凸显，我更能无拘无束地“享受”“静观”这些学者文人的人生、思考以及文采。只是没想到，春秋代序，一转眼间，胡秋原过世了，李敖不在了，聂华苓也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些在我们年少时影响了我们、感动了我们的人，就像纷纷白雪飘散落下，好似无踪无迹、无消无息，却已在我们的生命中化成春水，不知不觉。或许在未来的机缘巧合中，一个暗示、一种象征、一个提醒，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会重新想起他们的书、他们的影子。

赶路的人们

在华语文学的舞台上，聂华苓的自传、小说、访谈都是很特别的存在。她的文字，时而喃喃自语，琐碎却也动人；时而诉说苦难，三生三世，却在不远处，仿佛若有光。她既专注个人又关心群体，她跟她笔下的铃子、桑青与桃红、翁莲儿，与父母、家族、移民、老百姓、近代中国之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交织着天真与堕落、故国与乡愁、丧失与获得、自我认同与性别意识等。正是因为这份特质，在学者眼中，离散、回望、女性、创伤、忧患，已成了研究聂华苓的主题，就如苏童所说：“聂华苓拥有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但她真挚从容的书写疏离了传奇，重在倾诉。聂华苓经历了苦难，但她坚韧的性情使她与苦难达成了和解，只留一份备忘录。”因此，不论是错综复杂的情感描写，还是祸福难测的人物命运，她的人生自传或小说人物，走江湖，入世间，涉人际，自诸妄想，或辗转相因，否泰有命，或通塞听天，其实都是聂华苓生命的备忘录。

正如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所说：“天茫茫，地茫茫，天地之间，只有那赶路的一溜人。”“人走多远，那沙幛就扯多远，没人说话，都在赶路。”对的，赶路，大家好像都在赶路，为了生活，不由自己，在时代潮流中被逼着前行，个人微小渺茫的生命，在麻木与糊涂之中，感受清醒的苦。历史如同立体而多层次的“盗梦空间”，时而繁杂有秩，时而混乱脱序。人际的互动，文化的交融，苦难与战乱，诸多忧患，蕴藏在繁华与衰败的节奏之中。聂华苓的人生与小说里，住着活生生的人。聂华苓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桑青变成桃红，她们都一样，经历内战、围城、赴台、入美；翁莲儿从美国到中国，从异乡到故土，千山外，水长流……她们也在赶路，走着走着，是豁然开朗，亦是九曲回肠，总似没有尽头。欲望有多深，理想有多真，路途就有多远。

就我看来，“行路难”也可说是聂华苓关心的主题。她对于感情、时代的独到见解即源于此。在她的笔下，爱与痛、无常与秩序，组成如织的密网，就如她自己所说“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感”。在她的网内，许多语境与情境都是有意义与象征的，借用纪尔兹引用韦伯的话，顾名不思义：“人类是一种将自己置于自身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意义之网，正是聂华苓的行路旅程。

行路难，多歧路。1936年，父亲聂怒夫殉难，两房吵着分家分产，争得面红耳赤。出殡那天，灵柩在马车上沿江缓缓行进，“母亲带着我坐在搭白布的马车里。两个奶妈抱着两岁的华蓉和三个月的小弟弟华桐，坐在另一辆马车里。马车颠呀颠的，这个噩梦颠也颠不完”。幼小的她，只想快快长大，陪着母亲一起走。1940年，聂华苓与群强、福垚从恩施去重庆，她们坐在木炭车上，绕着一座座的荒山，爬上又爬下，有时尘沙扑来，个个灰头土脸，有时路况不佳，众人只好推车前进，推一段，坐一段，在崎岖道路上蜿蜒前行。她们一度遇上战事，进退两难，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因为父亲旧识的缘故，她们遇到了陈诚。行行重行行，终于到了重庆，通过考试，入了国立十二中，跟她相好的几位同学，同命运，共患难，生死与共，“我们的歌中有国，有家，也有我这个独立的个人。那是个充满各种歌声的时代”。那个时候，行路难，既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路仍然没有走完。1948年，聂华苓从中央大学毕业，再到北平围城，辗转流离，又从广州到台北，却又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号，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咵嗒咵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之后，雷震、殷海光走进她的人生，伴随着国民党的特务，以及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所办杂志落幕，雷震的路走进了昏暗的囚屋；在此之前，殷海光还与她“合作”，向母亲隐瞒了弟弟的死讯，母亲发觉真相后断断续续哭了一夜。隔天，母亲把父亲死后自己仍供奉多年的佛像，还有《金刚经》、《大悲咒》、《心经》、长长的檀香念珠全扔了。在生的极端，那是死。中间的意料之外，永远走不清楚。

当母亲住院时，聂华苓除了上课，几乎是日夜守在母亲身旁。某天夜里，她回家休息，到了母亲的房间，回忆奔涌而来，她抓住了一只蜻蜓，用旧报纸包裹住，本想扔出窗外，又缩回了手。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悠悠万年，一个人和一只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轻微的颤抖仍留在我指头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亲渴望的生命。”不过，她的母亲终究不能再与她同行，独自上路了。1962年，母亲病逝，她在母亲亡故与“白色恐怖”间生存、挣扎、苟活，似乎只是为了两个孩子。她勉为其难，参加了美国文化参赞的酒宴，遇到了安格尔（Paul Engle）——正确来说，应该是安格尔遇到了她。安格尔先邀约她到美国，聂华苓摇摇了头，“不可能”。直到安格尔上了飞机，写了第一封信，之后每天一封，持续三个星期。“从菲律宾、日本写来的信。他在日本打来一个电报：我在日本两星期，希望你到日本来。我的回答仍然是：不可能”。或许，在那时的她看来，爱情并非完美，而是充满了各种现实的考量、无奈的取舍和无法避免的痛苦。正如她与丈夫王正路的相恋，使她进了婚姻的围城：“我这南方人跟着嫂嫂学做北方大家庭的媳妇。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上房问候老太太，倒老太太的尿盆，伺候老太太从炕上起身，拿着脸盆到厨房盛热水。”各有不同的家规与习惯，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之间充满了冲突与妥协，最后变成冷漠，相敬如“冰”，分居七年，无可挽回，终于离婚。

1964年以后，聂华苓到了爱荷华，她与安格尔在1967年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设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Workshop）。世界各地的作家纷纷前来，这些人各有心路历程。此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萧乾、艾青、王蒙、丁玲、北岛、苏童、痖弦、郑愁予、林怀民、王祯和、戴天、温健骝、古苍梧、仓桥由美子、田内初义、田村隆一、宫本阳吉等，文艺界人士汇聚爱荷华，谈笑风生，或探讨人生，或激扬灵感，或高谈畅聊，或冥搜穷索，如姚鼐的诗“论交谈艺企飞扬”，成为一道道美丽特殊的人文奇景。

聂华苓似乎总在艰难中踽踽前行，有时只影凄情残烛下，有时却又像去而缘存，连绵不尽。

1960年，雷震入狱，1970年出狱。1974年，聂华苓返台，在风声鹤唳的时局中再见雷震，“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哽咽无言”。自此之后，聂华苓进了台湾所谓“警总”的黑名单，不能回台，作品也不能在台发表，直至1987年方才解禁。1978年，聂华苓以探亲名义返回故乡湖北，聂华苓的“行路”走上了新的旅程，与自己和解，与故人和解，“父亲死后四十二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儿有点弯了”。聂华苓在武汉追忆似水年华，聂家两代人如朝圣似的，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走过昔日一个一个租界里的家，寻找儿时的记忆。这既是自家的路，也是回首来时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大风大浪，我们都活过来了，现在我们一同站在三岔路口，站在两根石柱子之间，一同寻找儿时的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切的旧恨宿怨都消失了。”

从1964年到1991年，起立山河，又化大千，聂华苓行过的路，更胜从前。她的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她回过台湾，她重游大陆，她担任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评审，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而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历程中，有一千多位作家从世界各地过来，来过，走过，又离开，聂华苓与安格尔依旧看着爱荷华河，日升月落，流入密西西比河。那是马克·吐温的河，也是他们的河，他们在河上喝酒、唱歌、划船，在河上酝酿了写作计划，“就从那条小船，我和Paul一同走过二十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他们一起行路，直至1991年的芝加哥，保罗·安格尔突然离世：“Paul的一生就是永不休止的旅行，一站又一站，新的人景，新的风景。他在不同方向的交叉点，在形形色色的旅人中，没有挥手，没有告别，说走就走了。那充分象征了他的一生。”

小说人物的路

1981年，聂华苓接受美国《今日世界文学》访谈，提及《桑青与桃红》，说这不单单是描写旧中国，而是叙说全人类的处境：“流离、恐惧、互相残杀、逃亡。”小金锁让桑青奔赴北平，踏进沈家的四合院，走入婚姻，桑青在父权的压迫中学习妇德，学做妻子。在传统伦理中，家纲之德为重中之重，夫妇相处有道，更是妻子的最重要责任。就像证婚人所说：“因此家纲之德在此乱世尤为珍贵。……治家之道首在不听信妇人之言，不薄父母，家门和顺，虽逢乱世，自有天伦之乐。”最后证婚人以《女儿经》的几句话，赠送桑青，望她好自为之：“夫君话，就顺应；事公姑，如捧盈；修己身，如履冰。”女性被视为生子的重要工具，桑青身在沈家必须奉行的大事便是生儿育女，沈老太太甚至为此求神问卜。

桑青与沈家纲来到台湾之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噤若寒蝉，彷徨无助。沈家纲挪用公款，事发被通缉，桑青与女儿桑娃被迫躲藏在小阁楼，总是担心被抓住，又觉得自己被监视，走投无路：“台湾是一只绿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东边是眼睑／南边是眼角／西边是眼睑／北边是眼角／眼睑和眼角四周是大海。”

到了美国，在桑青／桃红与移民官的交锋中，信上她附了自己的逃亡地图，正如何海峰所说，信中提到的地方，诸如第蒙、唐勒湖、70号公路、80号公路等，都没有在实际地图中标注。表面看桃红是在透露自己的行踪，实际上却是借着地图宣告自己拒绝成为美国版图中，一个可以被定位、被操控的主体，一如当年她曾勉力为之的“妇德”形象。此时，桃红依然行路，却是迁移的，她对抗权力的追捕，也用着女性的身体游走在男人之间。她的路，或许是“逃离”，也可以是“寻找”，是女性自主力量的摸索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