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宓生平的两则误传

一

近读《金岳霖回忆录》，书中“我做吴宓的‘思想工作’”一节谈及吴宓：

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候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吴雨僧先生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有一个饭团的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要我去劝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去，现在想来，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我对他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这下他生气了。他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我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金岳霖意识到自己当年的话“确实不妥当”，“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金岳霖记忆中的那两句诗，首见于《吴宓诗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题为《吴宓先生之烦恼》，作者在此还有一句行间夹注：“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维特之烦恼》四首，见右所录。”“吴宓苦爱”两句，诗集里是“吴宓苦爱□□□，三洲人士共惊闻”（金氏仅凭印象，弄错了后半句）。“毛彦文”三字，原本是三个框框。所以才会有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写文破译之，即《吴宓诗——小考证》（刊1935年8月14日《北平晚报》，作者西谈），将其与毛彦文挂钩。

“西谈”一上来开门见山，称“日前，顺便到了中华书局，见在天津《大公报》宣传甚久的《吴宓诗集》出版了。因此要来翻阅一过”。显示此人是书局的老友，随即称想仿效胡适的考古癖，作点考今之事，“以免好事者之疑莫能明”，继而指出：“吴宓教授曾痴爱过毛彦文的，却是天下皆知的事实，并且也不是甚么难为情的事。《北平晨报》所发表吴教授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人人皆知为毛彦文与人结婚时之一点余兴。”这里“忏情诗三十八首”，应为三十六首之误，初刊于1935年2月25日《北平晨报·北晨艺圃》，其后有《一续》《再续》《三续》和《四续》，分别刊于3月1日、2日、5日和6日。副刊编辑“闲人”，即北方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

具体来说，“西谈”给出的两条理由十分充分。其一，《吴宓诗集》卷末，《空轩诗话》第五十条云：“宓撰《空轩诗话》既毕，其日适为乙亥八（人）日（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九日），亦即海伦女士在沪结婚之日也。宓深伤感，爰题二诗于诗话之后。”其二，《空轩诗话》第二十七条：“初凫公撰《人海微澜》，偶拈北京女高师同学录得海伦之名，取以名其书中之人。”诗集里夹注小字“书中人（男），名郑彦文”，其后“予又介海伦与凫公相识”。而毛彦文即毕业于北京女高师。

换言之，所谓“吴宓教授曾痴爱过毛彦文”，最早是1935年才公之于众的。1935年3月1日，编者“闲人”于吴宓《忏情诗》的《一续》之前，有一则《闲谈·关于毛彦文一点传说》：

熊凤凰娶毛彦文作太太，传遍了中华古国，三三六六九九，直弄得大好山河，都要为之变色：这位老当益壮的熊翰林，我本不配去谈，至于那位毛彦文太太，据说：是和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吴雨生（宓）先生的忏情诗，似乎有一点儿关系。“曾经沧海难为水”，“沧海非指人乃指事”，“廿载相知七载苦”等等句子，或者是于毛彦文太太的恋爱过程中不无这一点回味。但我既不识毛，又不识吴，好在忏情诗又有《一续》寄来了，那我斗胆的将人们的传说写在前半段。

几乎已将此事勘破，其中“三三六六”说的是毛彦文三十三岁，嫁给了六十六岁老翁熊希龄。“九九”即两人年龄合计九十九岁。

3月2日，“闲人”还在《闲谈》中引用了吴宓来信上的话：“昨天因得到吴雨生先生忏情诗，根据传述，才说了关于毛姑娘的一点传述。今又得到吴先生忏情诗的再续，据他那来信上说：预计再作六首，即共二十四首……语虽似泛，而情事皆真。如此次之第二首，指女士旧历除夕失恃，人日结婚……”按，毛彦文除夕失恃（母亲去世），人日结婚（人日指农历正月初七，但1935年2月9日那天为正月初六），对应于《忏情诗》的“萱堂哭罢急催嫁，来复阴晴悲作欢”两句。

3月5日“闲人”在《闲谈》里说：“顷又得吴雨生先生诗稿，连前所刊十八首共为三十六首。吴先生来函云：‘……章法业已完具，但诗则愈作愈劣，最好能于三月十日以前登完，因报载凤凰新伉俪将于三月十日归居北平，今后决当默尔而息……’据此，则前所言传述为不虚矣。”

吴宓的《忏情诗》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如：1935年3月3日至3月23日《盛京时报》，共刊六次，完整转载。1935年3月7日、8日《汉口中西报·柝声》有：喻老室主（喻的痴）撰《吴宓忏情诗》，转载了前十八首，并略加评点。不久还传出八卦新闻：《吴宓博士恋爱史，爱情打了八扣，来生共订七人》（刊《盛京时报》1935年3月15日）。又见1937年8月11日《盛京时报》载《不可登庐诗话》，谈及“哀情诗人吴宓”的“忏情诗三十首”。甚至在1938年12月22日香港版《申报》，刊着“春风”《忆吴宓先生》，也大谈特谈，堪称当年的一桩文坛趣事。

那么，那四首《吴宓先生之烦恼》诗大约作于何时？该诗既是仿沙克雷（今译萨克雷）《反少年维特的烦恼》而作，应在其后。今不难查到译诗刊于1931年1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六期，原题《少年维持（特）之烦恼》，共四首。是为吴氏“烦恼诗”写作下限。原诗第一行Werther had a love for Charlotte，吴宓译成：“维特苦爱霞洛脱，此爱深极难言说。”“吴宓苦爱□□□”正与前一句异曲同工。那么吴氏“烦恼诗”真的是写于1931年末（此据章克生《吴雨僧师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吟诗理论及其实践》）？应该不对。因为“吴宓苦爱”接下来那句“三洲人士共惊闻”已将时间延后。前文已证，吴宓对于毛彦文的一段情史，是在其《忏情诗》发表之后才使普通公众知晓。“三洲”似可作两种解释，一指佛教除北俱卢洲之外的三洲，引申义为全国。二或指亚洲、欧洲和美洲，因1930年9月起吴宓有过一年公费赴欧游学史，但我很怀疑吴、毛恋史能否造成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倒不如金岳霖口中的“九州四海”清晰明了。

《吴宓诗集》有个漫长的编撰过程，早在1933年12月25日，天津《大公报》已登出《吴宓诗集不日即将出版，中华书局发行》的报道。然而到1934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第四十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才刊出萧公权《吴宓诗集题辞》和吴宓《自题诗集》。1934年12月24日，《清华副刊》再度刊出《吴宓诗集即将出版》的消息，提及吴宓“常以新事物新思想写入旧格律之诗中，积年所作，现已成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即定名为《吴宓诗集》”。将正式版《吴宓诗集》里的《忏情诗》与在《北平晨报》上的原刊版对勘，会发现不但个别字词甚或整句都有所修订，还增加了两首诗：“七载婚姻殊索寞，七年恋爱更摧伤。交亲责笑谁怜我，热泪中宵湿枕床。”“欲将稗史易葩经，渐远雪莱近但丁。主客齐观无我相，融真入幻可藏形。”

这就与1933年12月25日预告中“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余二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均具于诗中。今兹刊印成册，亦聊志生涯之鸿爪，供亲友之纪念而已。故于所作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的承诺，有着巨大差别。读者难免会好奇，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增加的《忏情诗》的第二首，与《吴宓先生之烦恼》的第四首“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可见它们都是在诗集最后定稿之时所添。

查1930年4月15日吴宓日记，“上午，接彦三月二十五日来函”，信中附有这年2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中一块《良辰新讯》剪报，其中记着：“去年秋间赴美留学之湖上超等交际明星毛女士，近与前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吴某交谊颇密。彼此鱼雁往还，每月邮费，损失不赀。据吴君友人方面传出消息，吴君即将出其糟糠之妻，恭请毛女士光临吴公馆，专主中馈云。”这几句短讯，算是将吴、毛情事向公众和盘托出了，故而引起毛彦文大怒，“又欲与宓断绝通信，且欲退还汇去之款，并勖宓设法消灭无稽谣言”。然而她过虑了。1933年10月1日、10月2日《时代日报》刊有“般若”的文章，提及毛的情史：“毛为浙之江山人，少时，受婚姻上之缺憾，因是离家；尝恋爱其表兄朱君，不惜逃婚以就之。朱曾任立法院编译，私人地位亦殊高，而以种种关系，与毛未能谐为眷属，今则已相离中道矣。毛之盛名，颇传诵于浙人之口，民十六七时，在杭主持妇女运动，绝著声誉，又尝为浙民厅科员，不知何故，见嫉于朱骅先厅长之夫人，因以去职。毛不以是介介也。毛于恋爱之过程中，曲折绝多，其与浙江省党部妇女部长许宝驹之一段情史，尤为喧传人口，容异日记之。”次日并谈及“许宝驹美于才，而不美于貌，且有残疾，厥背微驼，而毛殊爱之……”毛彦文1928年底被免民政厅职位一事，据1929年9月22日吴宓日记：“下午3—4与浦君（指浦江清）散步校外。浦述徐震堮言，谓在杭曾闻去年冬，杭某长官颇爱彦。旋闻彦与宓通信甚密，怒，遂免彦民政厅科员职云云。如确，则宓又累彦之一事矣。其后据彦复宓函，谓此事全属子虚。”且不论“般若”所记毛的情史之可信度，反正未涉及毛与吴宓的情感瓜葛，似可说明吴宓苦爱毛彦文之事，1933年时恐怕仍只在小范围内流传。

略作小结：吴宓并未将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公之于众，公开的是他在收到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请帖后陆续写的“忏情诗”，并赶在1935年3月10日前发表。而整部《吴宓诗集》里，毛彦文的名字都未曾出现，代之以“海伦”。

二

另有一则吴宓离婚被其父斥为“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一事，在今日亦被广泛传播。此事初见于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2002年第二期）：“吴宓和陈心一离婚，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学衡》同人一致谴责，其父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的尴尬在于，老派的娶妾，新派的离婚，偏偏他不新也不旧。像吴宓这么浪漫的人，注定不应该有婚姻，解除婚姻的束缚，‘犹如揭盖以出汽’，和陈心一离婚以后，吴宓有过多次婚姻机会，他不断地向别人求爱，别人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仅仅和毛彦文就起码有两次机会，然而关键时刻，都鬼使神差成了泡影。吴宓一生都在追求毛彦文，这是事实，毛真准备嫁给他，他又犹豫，活生生地把到手的幸福耽误了，这也是事实。”

吴父（应为嗣父吴建常，生父吴建寅在吴宓日记中被称为“爹爹”）怒斥他的话，见于《吴宓日记》第五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叶兆言还将原话抄错一字，应予纠正：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奉父五月八日谕，对宓责备甚至，谓宓无情无理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宓阅读痛苦至极。欲辩诉则父终不能了解，且以宓之辩诉为非是；不辩诉则怨愤冤抑之气无可发舒。宓之苦情，已具于四月三十日所记，兹不赘。

这则日记具体的年份，是在1930年。那么问题来了：吴宓是1929年9月与陈心一女士离婚的。（离婚声明首刊于1929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为何时隔八个月，其父对此还耿耿于怀，余怒未消，竟然口不择言，骂得他七窍生烟呢？似乎不太合乎情理。若是翻阅日记前后内容，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1930年4月23日，吴宓在日记里留有这样一段话：“阳历一月一日至今，所由各方拨交父处者已达750元，不可谓不多，而若此款以简易之方法汇呈，在父一样将款收用，在宓亦可省精神而免烦闷。乃以父主张拨款之故，致此间侯、江、谢诸人常来烦扰，应付不暇。尤以侯生之举动为无礼而可恶。夫宓平日劳忙已极，且皆极端用心之事，又以感情问题精神烦苦，易受刺戟。在此情形之下，更以拨款之事而增额外之郁激气愤，我实不能受。……在父一方面，既无量入为出之预算，又无月日数目之收款详帐。收来之款，则悉用之，且使宓迷糊不清。……抄出帐单，请父核阅，父则并原帐单弃之，亦未复谕。且谓宓不必如是计算清楚。此种观念及办法，不特使宓受种种不便，且根本错误。依此为之，则宓徒受累而与父无益。……此乃平日思想，至今夕乃感愤异恒，遂禀父述所苦，请停止拨款办法。”

原来自1929年夏以来，吴宓给嗣父的拨款，常由陕西留平学生侯、田、江等人家中拨付，说是可以“省邮汇之繁”，难免不被中间人私吞。于是吴宓事先与之说明：凡拨款，需在陕先交付，再以嗣父直接寄给他的亲笔信为凭，信到之日即交付。此外“决不通融，不预支，亦不借贷”。这样便引起中间人不满，遂有侯生“书信电话纠缠不休，强欲借贷”的情况发生，使吴宓苦不堪言，一直想要改变汇款方式。

1930年4月30日，“奉父四月二十日谕，……以盛气作为长函，严责宓，且怒斥之。宓读谕痛苦异恒，多日不解。呜呼，宓之罪，仅在禀函中措词不当，文字失检耳”。下面罗列他自认为何会措词不当的两条理由：“（一）自离婚后，又以恋爱目的未达，感情痛苦，心境不宁。兼之平日劳忙如此，事务繁多，神经恒在紧张状态，复来种种横逆刺激，遂一发而不可自制。（二）宓生平爱父，以父为惟一了解而爱护宓之人。故恒以宓之种种感情思想道理，详禀父知，求父同情并赞许；不图父终不能，且发怒。总之，宓之受责，及缘之而生之痛苦，仍由于用情不遂。误以父为能同情能爱我者，而父亦非其人。”

这天下午他还记道：“父只求每月有款汇到可矣，何必计较拨汇之途径，更何必因坚执拨汇之方法而加增宓诸多痛苦，且责宓学养不足，重利轻情。”晚间，他想写信解释，但“作成未发，旋即焚之。如是再作再焚，数易稿，乃能尽去感情之语，改为冷静之述事，然费时费力受苦甚矣”。

所谓“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云云，估计是吴宓在去信中埋怨嗣父不理解自己，近来自己在感情上不顺利，还被嗣父逼着按他的指示如何拨款，以致情绪更为烦躁，遂威胁要停止之前的拨款方式。旧礼教有所谓“父为子纲”，意谓儿子不应忤逆父意，否则就是“倒行逆施”。换言之，吴父并不是因为吴宓离婚而斥其为离经叛道，而是因为他怕烦想要改变汇款方式，而“停止拨款方法”六字，似乎带有最后通牒的意思，实质上是逼迫嗣父照他的意见办，这便是“倒行逆施”了。

1930年5月26日，吴宓又收到嗣父来信，这次一反之前的严厉，信中充满了温情：“奉父五月十六日谕，温慰备至，宓心殊感悦。父命所有心情悉可陈诉，惟勿作暴厉之言词。又勖宓以后如遇刺激而气愤之时，宜力求静默含忍，勿开口，说话。勿执笔，写信。”可知之前吴宓写信去讨饶，因言辞恳切，得到了他的原谅。而吴父所说“暴厉之言词”，“如遇刺激而气愤之时，宜力求静默含忍”也可印证此事的起因是吴宓由于心情糟糕，在给嗣父信中写了过激的话。

总之，吴宓是学术界的复杂人物，唯其复杂，就更应该审慎从事，多留一些心眼，不要轻信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