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席记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纺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地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们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织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劳动。那些女孩子们，相貌端庄地坐在门前，从事劳作。

这里的房子这样低、挤、残破。但从里面走出来的妇女、孩子们却生的那么俊，穿的也很干净。普遍的终日的劳作，是这里妇女可亲爱的特点。她们穿的那么讲究，在门前推送着沉重的石砘子。她们的花鞋残破，因为她们要经常在苇子上来回践踏，要在泥水里走路。

她们，本质上是贫苦的人。也许她们劳动是希望着一件花布褂，但她们是这样辛勤的劳动人民的后代。

在一片烧毁了的典当铺的广场上，围坐着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坐在席上，垫着一小块棉褥。她们晒着太阳，编着歌儿唱着。她们只十二三岁，每人每天可以织一领丈席。劳动原来就是集体的，集体劳动才有乐趣，才有效率，女孩子们纺线愿意在一起，织席也愿意在一起。问到她们的生活，她们说现在是享福的日子。

生活史上的大创伤是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提起来，她们就黯然失色，连说不能提了，不能提了。那个时候，是“掘地梨”的时候，是端村街上一天就要饿死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敌人决堤放了水，两年没收成，抓夫杀人，男人也求生不得。敌人统制了苇席，低价强收，站在家里等着，织成就抢去，不管你死活。

一个女孩子说：“织成一个席，还不能点火做饭！”还要在冰凌里，用两只手去挖地梨。

她们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端村街上就没有人了！”那天，一个放鸭子的也对我说：“敌人如果再呆一年，白洋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赏读】

这是现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的散文名篇，描绘了作者亲眼所见的白洋淀织席女子的劳动图景，以及抗战胜利前后的巨大对比。这篇散文是写白洋淀人的，也是在白洋淀写就的，最初刊载于1947年3月10日的《冀中导报》上。当时，孙犁先生正以该报记者身份去各处采访，观察燕赵大地的新变化，并撰写短文发表。

孙犁先生与这片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热土是血脉相连的。1913年，他出生在河北安平的一个小康之家。安平县距白洋淀所在的安新县大约有一百公里。孙犁先生原名为孙树勋，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孙犁”是他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

孙犁先生是在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革命作家，他的作品极有风格，通过《织席记》以观之，文中对解放区人民勤劳乐观、自强向上的细致描摹，是那样地朴素洗练、清新自然，让人们看到，织席女子的生活虽然辛劳忙碌，但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还给家家户户分了苇田，她们总算过上了有盼头的日子，生活条件比“敌人在炮楼‘戳’着的时候”，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于是“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孙犁先生真诚地写道，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这充满哲思与力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织席女子的劳动之美、人性之美，同时也不由得真心为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点赞。勤劳与希冀相缠绕、旋转、上升，定会带我们迈向更加光辉的明天。（鱼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