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梦湖

母亲被确诊患有淋巴癌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她凶多吉少了。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一家医院的另一间病房。

我给父亲打电话时，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父亲耳背听不清，便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

他大声回答：“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都要说服父亲。

我说：“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着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人，就那么无助地在电话两头哭。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

过了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

我突然感到心痛、内疚，心想，父亲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一定已经心力交瘁了，我们凭什么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时，母亲坐在轮椅上，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

顿时，我胸口抽紧——对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母亲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把手，好像身处悬崖峭壁，一旦松开就会一落千丈。

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

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

我问她：“妈妈，你要喝口水吗？”她说：“要。”

我请护工拿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一次检查时，母亲躺在硬邦邦的CT机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

父亲跟医生在隔壁房间研究母亲的CT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个病情类似的病例，这回轮到了他的爱人。

从CT结果来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CT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息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让她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你劝劝他吧。”

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都不敢问。

母亲睡着后，我回信息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过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说她想走，我就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

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

二姨也发信息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

我回道：“父亲就是不想让她走，要不惜代价地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

有些话我太难启齿，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我发现，妈妈只要在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她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时弄到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强，很骄傲，她对病痛忍无可忍了才会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瘦得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我郑重其事地把这封信交给父亲，他读完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之后还给我。

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

父亲不看我，也不作声。

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我们陪着她，让她走。”

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片刻后，说：“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

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

他说：“你们回家吧。”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着母亲受煎熬，夜里神情恍惚地幻想着如何解救她。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吗？还是因为爱？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神了许多，吃了半个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歌。

有段时间，母亲奇迹般地好转起来。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在一旁听着，有时眼神转向远方。

记忆里，母亲摆脱了苦难的那些日子，屋里总是洒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里充满了少女的渴望：

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儿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你走山路，我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

她走后，我才知道那天她唱的歌叫《罗梦湖》。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主题是讲述生离死别之际对爱的寻觅。

（米 粒摘自《上海文学》2023年第1期，马明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