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遗产

“请描述你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时刻。”

32岁之前，我从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

2019年3月14日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老舅从家里打来的：“倩倩，你爸好像得了肺癌，先别告诉家里人。”

4个月前，我刚结束在科特迪瓦的短期工作回到美国，加入了此前就梦想加入的一个致力于减贫和促进发展的国际组织。我希望投身于对现实生活有积极影响的工作，在世界上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比如，在非洲建一条公路。

那天之前，我的人生还算顺利：父母比我的同龄人的父母年轻许多，这意味着我不必过早担忧他们的晚年；爷爷奶奶身体健康，衣食无忧。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镇，后考入北京大学，追随自己的热情先后从事政治记者和政治风险咨询的工作。我在30岁之前来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的政府学院，满足了自己心中对名校的执念。

我曾认为自己做着很重要的工作，认为自己的人生可以被计划，世界是玫瑰色的。每当听到别人的不幸时，我都缺乏共情能力——我从未体验过失去亲人的痛苦，看着失去亲人的同学和朋友悲伤的表情，我暗自庆幸，似乎这样不幸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2019年

但人生就是会出意外。那晚，“可控感”轰然崩塌。

我抗拒接受这个现实，但不得不打开电脑搜索肺癌治疗和预后相关的资料。4期、远端转移、10cm×15cm的肿瘤，最多不到5年的存活期……一种幻灭感从心底升起。爸爸才56岁，我要是看不到爸爸60岁以后的模样，在非洲建公路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我不仅是一个做着重要工作的专业人士，更是一个想留住爸爸的女儿。挂掉老舅电话后的那个周末，我48小时没合眼。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并没有自认为的那么强大，也没有能力为爸爸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

妈妈是什么感受？爷爷奶奶呢？我只能理解他们的悲伤于万一。我突然意识到自我的局限：我没结过婚，不理解即将失去相伴30多年的伴侣是何等的痛苦；我没有孩子，无法想象爷爷奶奶会是何等的悲痛。但我们总有缺失的体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4月，爸爸在黑龙江和北京多次检查后，终于用上了第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肿瘤应答迅速，3个月后CT显示肿瘤缩小了2/3。

5月，妈妈也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幸好是早期。

“母亲”这个角色包含着我意想不到的坚强与伟大。妈妈手术后的化疗副作用强烈，当时她的头发掉光了，肠胃反应也很大。那一年我回国5次，妈妈在化疗期间，会硬撑着和我抢着做家务。我知道她是在用行动让我安心：照顾好你爸就行，妈没事。

8月，爸爸对奥希替尼耐药了。这预示着在后续治疗中，爸爸只能接受化疗。

10月，从小就疼爱我的奶奶过世了。在父母患癌的压力下，我没有为她的离去而过度悲伤，只是回国冷静而麻木地处理家事，给爷爷请保姆，然后还要远程关照爷爷的生活。

这一年，我一直过得慌乱而沮丧。我不得不放弃很多工作项目，更没有恋爱和社交，每天起床后和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父母打视频电话。我离我原本计划的人生越来越远，老天仿佛从云端伸出了一只手，强行扭转了我的轨迹，把我按在家里，让我动弹不得。

2020年

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这一年是我难以忘怀的与家人最亲密的时光。6月，我终于买到了机票，回国进行远程工作并把工作量压缩到最小，这意味着我的收入也在减少。7月下旬，我见到了爸爸，从那天起直到爸爸去世，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8月初，我发现爸爸时常落泪，这是自从他被确诊一年半以来，我首次看到他如此脆弱。“没希望了。”爸爸低声委屈地对我说。几次下来，我开始意识到，他患了抑郁症。他说的“没希望”，不只是没有治愈癌症的希望，更是生命的可能性在缩减的绝望感。

《自然》杂志发表过一项统计研究，各种癌症患者中会有不同比例的抑郁症患者，在肺癌病人中，患抑郁症的比例是11%～44%。

我15岁就患过抑郁症，了解那种大脑被黑洞侵蚀的痛苦。如果一个人长时间看不到生活中的任何希望，能预见的只有死亡，就很容易抑郁。我想让爸爸看到一些希望，让他有一些可以自己掌控的事。

爸爸最自豪的是他的开车本领。8月的牡丹江天气正好，我决定给他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让他教我开车。果然，老司机的精神一天天见好。

有一次我打开车载音乐，发现爸爸平日听的都是很悲伤的歌。爸爸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想听很悲伤的歌。我说：“可能是因为你心里很孤独吧。”

爸爸声音哽咽：“对，孤独。还是我姑娘懂我。”

除了治疗本身，我开始了解情绪压力、皮质醇等激素与免疫系统的关系。是不是爸爸有长期的精神压力，那些没有被看见和理解的情绪郁结在心里，压垮了免疫系统？

我渐渐体会到，爸爸给自己压上了过重的责任，而我们也一直把这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忽略了他的感受。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想用微薄的力量撑起这个家，从不示弱。

爷爷和他的大儿子都念过大学，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他们计划了爸爸的命运：这个小儿子就留在家里给父母养老。

爸爸一直承担照顾爷爷奶奶的责任，却一直活在他们的打压下，从来得不到来自他们的一句认可。他因此而自卑，又因为总是急于表现自己而看起来行为鲁莽。爸爸见爷爷最后一面时，我明白，他一直在期待但直到最后也没等来爷爷的一句话：“你比你哥强。”

除夕夜

以前我偶尔会感到命运不公：为什么我不能得到理想中的成熟爸爸给我的人生智慧、开阔的视野，和一个女儿格外需要的安全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像爸爸一样，我也极少得到来自家人的认可，这导致我总对自己极度不满，总觉得人如果不优秀，就一无是处。这也让我不断向外寻求认可，在社交中变得和爸爸一样自卑且鲁莽。

直到回归家庭，回到爸爸身边，看见他的过去，我才原谅了父母，也原谅了自己。他们也没有得到来自父母的很好的爱，怎么会知道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是什么模样，又有什么能力给我更好的爱呢？他们已经把他们能给的百分之百给了我。而我更无须和我的同学们比较——我已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了。

10月，爸爸开始咳血。咳血过多会导致贫血，爸爸需要输血。医生取出冰冷的血包，叮嘱我要用手焐到常温。我便捧着那袋即将输进爸爸体内的血，有时会隔着保暖内衣贴在我的身体上。过去我一度抗拒无偿献血，但当那袋血贴在我身上时，我感恩不尽。

给爸爸擦拭身体的时候，我常常忆起小时候爸爸给我洗头的场景——二十几岁之前我一直都是短发，小时候比男孩子还淘气，爸爸会一把将我的头按进水盆里，像给调皮的小动物洗澡一样。我们都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游戏。现在，是一个成年的女儿给虚弱的爸爸擦拭赤裸的身体。我能察觉到一开始他的别扭，但他也只能接受这种状态。给他擦干身体，扑上一点爽身粉，“香香的”，我告诉他，然后再亲一下他。

我们的角色反转了，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他拼尽全力去保护的女儿，他也终于可以放心依赖我，不必担心被否定、被无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今晚不想洗脚，明天想吃鹅肝，后天不想去见某个人。

爸爸去世前一个多月的一天，我给他洗脚，他坐在床边，看着膝前的我，跟我商量着说了一句：“姑娘啊，下辈子再给爸当姑娘。”

现在，我终于明白，成为张晓岩先生下辈子还想拥有的女儿，是我一生最高的荣誉。

那年冬天的除夕夜，爸爸躺在床上看电视，我坐在床边的摇椅里陪着他。我劝爸爸早睡，但他一直等到电视里新年钟声敲响，窗外升起烟花，才说：“行了，我睡了。”爸爸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看着窗外同样璀璨的烟花才明白，他大概清楚那会是他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他想陪女儿完整地跨个年。

40天后，爸爸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了另一个世界。在最后的时刻，我告诉爸爸，我永远爱他。

后来

亲口向一位八旬老人传递他的儿子已经过世的消息，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之一。那天之后，爷爷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明显加重了。2021年，我开始疗愈过去两年留下的心理创伤，安排爷爷的生活，处理爸爸留下的一些债权官司，同时自学法律。

2022年，我完成了两个自媒体平台的签约，保证自己和妈妈的生活支出。同时继续学习法律，陪伴妈妈。这也是我成年后难得的与妈妈独处的幸福时光。爷爷在那年的圣诞节离开，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

2023年，我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妈妈的身心状态都恢复得不错，我也准备回归自己的生活。

重新回到位于华盛顿的办公楼的第一天，我的内心充满恐惧：往来于医院、法院4年，在一座四线小城里几乎与世隔绝3年，我荒废了专业，所有的阅读都围绕着肺癌论文和国内法律。我失去了对自己“专业人士”身份的认同。而到了需要告别“照护者”身份的时刻，我不知道自己能用什么身份来面对世界。

在与世界新的碰撞中，我发现自己发展出了全新的人格：从一个30岁之前在社交中缺乏自信的我，变成了一个“社牛”。我开始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身边人的情感与苦痛：一位南非的同事在合同续签面试后的周六清晨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打听着办公室的近况，我能觉察到他是因为没收到结果而焦虑，因此给予了他恰到好处的认可；和一位失去与我同龄的儿子的父亲共进晚餐，我能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与他一同落泪；在工作中，当上司对我指出改进工作方法时，我不再将其视作对我的否定，而认为他在帮我成长——我开始以松弛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坦然接受并努力精进。32岁前的冷漠已然远去。深刻的痛苦让我懂得，无论有怎样的社会标签，人在面对痛苦时，都是一样的、平等的。

爸爸左下肺的那颗肿瘤好像长在了我的心里，让我有机会体会人类终须面对的痛苦，尝试着给予无条件的爱，治愈自己的残缺。这大概是他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繁星若尘摘自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本刊节选，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