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讲法，或小说美学的现代化——王祥夫小说论札

文学传统及其创新

王祥夫的小说，从文学传统上来讲，可以说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新文学”中，可以说继承了废名、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抒情诗小说”的传统，但他又有自己的发展与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创作，大多是学得了《红楼梦》的某一侧面，并加以融会创新的。如王祥夫的小说，继承了《红楼梦》叙述上的灵动与自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致描绘，以及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从这些基本点出发，王祥夫又融入了他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将之化为自己艺术上的特色，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王祥夫的小说，更像中国的小说，而不像西方小说观念中的“小说”，即他不注重故事、人物或思想，而更重视生活中的细碎琐屑之处，更着意于小说整体意境的营造，更注意发掘人内心深处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他的小说仿佛打开了生活中隐秘的一层层褶皱，让人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于是看似清晰的暧昧起来，看似简单的复杂起来，而正是在这种暧昧与复杂之中，我们看到了与表面现象不一样的“生活”，一种王祥夫眼中的“生活”，而这同时也构成了他独有的艺术世界。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诗小说”相比，王祥夫与废名等人的相似之处在于散文式的笔法、独特而深厚的语言功底、结构上看似随意的匠心独运。他们常常能在无事的故事中写出韵味，看似无所用心，却能曲径通幽，引领读者到达一种美妙的艺术境地。但不同的是，王祥夫的小说并不着意于回忆或想象，而是从广袤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意。他所关注的都是一般的社会题材或小人物，如《五张犁》中的失地农民，《狂奔》中从农村进城的儿童，《半截》中的残疾人等等，这就使王祥夫的小说打开了一种社会的视野，而不是仅仅沉浸于创作者的主观世界。我们可以拿汪曾祺与王祥夫作一下对比，两个人都有很浓的文人气，汪曾祺身上似乎更浓一些，他的每篇小说都耐人寻味，但如果集中阅读他的小说集，读到一半时便会感到吃力，因为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个人“主观的世界”，笔法、语调也颇相似，读多了难免会审美疲劳。而王祥夫的小说则不同，他的小说取材于现实社会，笔法、语调也能随物赋形，根据不同题材有所变化，因而即使集中阅读，也很少会产生阅读的疲劳感。此处并非要比较二人的优劣，只是阐明他们各自取材、叙述的特色。

从当前的文坛格局来看，王祥夫可以说是一位创作实绩大于其名声的作家。这可以说是较为罕见的，我想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王祥夫不追赶时髦的文艺潮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地写过一些“先锋派”作品后，王祥夫很快安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因为不在“潮流”中，所以也很少为弄潮的批评家注意。同时，因为少了追赶潮流的浮躁，他才能扎下根来，在艺术上发挥出自己的独创性，他的作品之所以被认为是底层文学，也只能说是一种“偶合”。其次，他不在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而是在大同这样一个较小的城市，因而少了很多“露脸”或交际的机会，然而同样的，这对他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再次，则在于他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短篇颇富神韵，中篇则更复杂微妙。

短篇与神韵

熟悉王祥夫小说的人会知道，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怎么说呢”，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为什么他会如此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句话呢？如果认真分析，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但我以为，或许在于他对“言说”的局限性认识，不仅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不仅是把先锋派的“怎么写”转换成“怎么说”，而是包含着对世界的茫然与难以把握。正是在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中，在不知“怎么说”而不断说的过程中，他展现出一种超越自己、超越精神困境的努力。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颇具神韵，如《堵车》《孕妇》等，写出了底层人生活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上边》《五张犁》则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而细腻的探索与表现。王祥夫将对底层的关注、思考与叙述的灵动、自然，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描绘结合起来，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其中《婚宴》与《狂奔》扎实、细密，是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短篇小说《婚宴》对农村厨师手艺的描写细致而有意蕴，写出了乡村社会的幽微之处，很见功力；中间细针密线，不断安排伏笔与对照，以致琐细的描写也能吸引读者；结尾处的“冥婚”承上文文脉而突转，出人意料，亦可谓成功，但似乎仍有令人不满之处。原因在于：小说前文的氛围是艰苦而温和的，结尾处转变为凄厉、阴森，虽或可发人深省，但其间的转折似不太协调。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狂奔》。此篇写一个在城市公共厕所内安家的农民工的儿子，颇为内向，在学校里谎称自己家在军队大院，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同学窥破真相，羞愤中疯狂奔跑，跳河而亡。这篇小说的叙述笔调从容自然，对于人物心理的描绘颇见功力，对主人公不得不撒谎、圆谎以及最后羞愤自尽的内心曲折，都有极为传神的写照，而结尾处的高潮并不突兀，将读者带入更为深广的思绪。就社会意义而言，小说对农民工子女内心的关注，似发人所未发，而其理解与同情之深，也非他人可及。这两篇小说的相似之处，在于前面大部分描写皆用散文笔法，从容、散淡而细腻，呈现出了生活的“原生态”，看似漫无章法，其中却暗含伏笔，而结尾处则有戏剧性的转折，使全篇在某一事件的高潮中结束。将生活的丰富性与故事的可读性结合起来，可谓巧妙。

《蕾丝王珍珠》开篇就将我们带入到一个诡异的氛围之中，但读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这并不是一篇悬疑小说。作者并没有对王珍珠男朋友的死因作出解释，而只是呈现了冰山一角，留下很多暗示，供读者猜测与想象——按小说中提供的线索，他与王珍珠可能是亲兄妹，他死后可能被藏在被子或褥子下面等等。作者借助悬疑小说的形式，对王珍珠喜爱蕾丝的癖好进行了一番侦查，在她对蕾丝的疯狂迷恋中或许隐藏着她对男朋友的欲望与激情，或许隐藏着她的犯罪与忏悔，或许隐藏着她极度的思念，或许隐藏着她对命运不公的抗争，或许隐藏着某种扭曲变态的心理。作者将这一切都隐藏在海面之下，以轻灵的笔触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幽灵世界，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探索复杂难测的人心。

短篇小说《归来》能够在平凡中发现生活之美，在平静中写出内心的风暴，在平淡中写出深刻的意蕴，在看似随意的谋篇布局中显示出构思的精巧与艺术的玄妙。《归来》作为一篇难得的佳作，故事很简单。外出打工的三小，三年之后带着老婆孩子回到家乡，但是他的一条胳膊没了，他回来时母亲吴婆婆已去世，办完了丧事后，他又带上老婆孩子踏上了回城之路。小说围绕这一线索，以散点的方式描述了三小归来又离去的过程，他哥嫂的生活与内心波动，以及乡村的丧葬风俗与人情伦理。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王祥夫作品中戏剧性与日常性的平衡。比如吴婆婆突然去世，三小失去胳膊，三小归来奔丧，兄弟妯娌之间对于遗产的态度等等，这些因素在其他作家那里，完全可以处理成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但王祥夫并没有这样处理，他将这些戏剧性的因素融入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一种“常态”。作者所追求的并非对一个事件的剖析，而是力图展示出生活本身的风景与逻辑。同时，王祥夫并没有因为日常性而放弃戏剧性，他的小说有散文化的笔法，但并不是散文，日常生活呈现在他的小说中，仍是有故事、有线索、有冲突。他通过对生活一角的把握、提炼和概括，力图展示出生活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篇小说写的并非只是三小的故事，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故事，或者说是一个“中国故事”。只有在当代中国的剧烈转型中，在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三小归来又离去的意义。他正在告别中国传统的乡村伦理与逻辑，走向残酷而现代的都市生活，这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的一种隐喻？

王祥夫擅长描述故事进展中的曲折，以及由此展现的人物内心的波动与人际关系的微妙。更难能可贵的是，王祥夫还对底层民众有着深厚的情感，他的小说写得最多的是底层民众，写他们的生活、困境、情感以及喜怒哀乐。王祥夫关注着他们的生活，感受着他们的情绪，写出来就特别感人，能引起人们思考。表面上看，王祥夫“士大夫”一样的性情，与底层之间似乎有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底层接近不是依靠知识或思想，而是依靠一种直觉，他与底层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是在生活与经验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

中篇：风俗画与风情画

王祥夫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生活化，他能把看似无事的故事写得极为精彩。这得力于他语言的灵活、自然与随意，他总是在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就能将读者吸引住。如果我们将语言比作做衣服的材料，那么王祥夫的语言无疑是像丝绸一样，柔软、丰润、轻盈，有如此好的语言，再加以精心剪裁，小说就可以写成艺术品。

《明桂》写了一个探讨世道人心的故事，这个小说让人想起司汤达的《红与黑》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于国栋是一个于连式的人物，想靠着女人向上爬，而女主人公明桂则是一个曹七巧式的人物，想把男人攥在自己手心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曹七巧怎么制服于连的故事。然而这又完全是一个中国的故事、当代的故事，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中的权力如何影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在一层层的转折中，那么多丰富的元素不断涌现，将人性最深处的脆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在激烈地爆发之后，又重归于生活的“宽恕”与平静。这篇小说恰似从生活中裁剪下来的一块，虽然小，却又那么丰富，让人闻得着生活的气息。

《顾长根的最后生活》写的是顾长根批评警察，反而被警察诬陷他嫖妓的故事，他竭力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却无济于事，陷入了一种尴尬而荒谬的境地。《老黄的幸福生活》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老黄退休后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在一次洗澡后被警察诬陷嫖妓。为了不把事情闹大，他缴了3000元钱，没想到过了几天，警察又来找他追加罚款，无奈之下他又缴了钱，但他心中却愤愤不平，跑到那家澡堂想真的来一次，人家却告诉他那里没有“小姐”。《风车快跑》写风车的母亲去世了，他去公墓买墓地，却被当作神经病关在了医院里，家人找不到他，他也无法出来，陷入了一种荒唐的境地。这三篇小说写出了生活荒谬的一面，让人们感受到现实的冷酷与非理性，小说不乏现代主义的气息，但寓深意于平实之中，引人深思。

《愤怒的苹果》讲述的是农大毕业的亮气，因承包果园与当地乡民和当权者展开的无奈抗争，通过对三次“白条大战”的生动描绘，将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和重重叠加的矛盾纠葛层层推进。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下荒谬绝伦的“哄抢”，在乡土逻辑中却显得“合情合理”。《尖叫》写米香屡次被丈夫殴打，离婚不成，走投无路后雇凶杀人，最后被抓的故事。小说同情的笔墨集中于米香，她所受的屈辱，她的无奈与善良，令读者唏嘘不已。最后她被抓，也使读者反思法律的“公正性”。《流言》写桃花开出租车被劫，丈夫及全家卖血救她，但当他们知道她还曾被强奸时，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从而引发了夫妻之间的精神折磨。这三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伦理的困境，现代法律制度下合理的行为，在与传统伦理、人心、人性的纠缠中却显示出了尴尬的一面，让我们不能不重新反思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性”本身的合理性。《驶向北斗东路》写的是一个捡到钱的司机，既想把钱留下，又想还给失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矛盾交织的故事。这篇故事内容很简单，但写出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让人们看到今日道德的脆弱性。王祥夫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叙事中，不断拷问着道德伦理的底线与可能性。

在思想上整体思考底层的处境与命运，并不是王祥夫所擅长的。他所擅长的是在具体可感的经验中描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王祥夫不是知识分子型的作家，而是才子型的作家，他长于体贴、感悟与表述，善于把握细节与情绪，但在整体的组织上却有些欠缺。我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中短篇小说要比他的长篇小说更优秀。不过这并非是他的缺点，而是特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只要扬长避短，就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此外，王祥夫的直觉可以突破思想的局限，他在对生活与经验的描述中，可以直接切入时代的核心命题，在王祥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忧思与感慨。

小说与世道人心

在小说创作中，王祥夫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精神状况，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对道德脆弱性的关注。在《寻死无门》中，一个得了肝癌的下岗职工，在去世前为给妻儿留下一笔钱，想尽种种办法，先是想卖肾，后又想撞汽车以获得巨额赔偿。作者在他一次次寻死的冲动与求生本能的挣扎中，写出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以及底层人在遭遇剥夺之后，精神与道德上的困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