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壳

进门前，密码锁拍到我，识别框左右抖动，不断地发出语音提示：您没有权限，您没有权限。我不得不感到局促，脚步向后移，几乎站到楼梯边缘。走廊里光线晦暗，勉强能看得清墙壁上那些斑驳的印记。侧面楼梯拐角处有一扇小窗，玻璃雾蒙蒙的，转弯经过那里时，有薄薄的灰屑从窗棂上飘落下来。一切都显现出苍老的意味。我站在门外，小腿沉重，眼皮滞涩。漫长的车程令人疲乏。逼仄的暗影中，空气凝结。我昏昏欲睡，感觉自己几乎快消失了。

细细的风吹过，我闻到其中悠长的幻香。门锁摇动，从内部推开，洁白的光亮给我带来了无法消化的眩晕。我不受控制地迷蒙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纤细洁白的手。

空气中仍有弥散的芳草的香气，我屏住呼吸，仍然踌躇于原地，声如游丝地开口：“您好，请问一下，我需要换鞋吗？”把简单的疑问说得异常完整，是我潜意识里出于怯懦和自尊而养成的文明习惯。直到已经走远的身影又折返回来，我才注意到，女主人是一位肤色白皙、举止优雅的年轻女人。她趿着一双棉毛质地的拖鞋，走路几乎没有声音。她嘴角向下，带着一种慈悲的神态。我想，她是我见过的最符合人们设想中的女性形象的人。

“穿这双吧。”女人打开又关上鞋柜，我注意到她的指甲修长，泛着微微亮光。转身时我在她扬起的发丝中又闻到那股芳草香，一股浓烈的具有生命感的味道。女人指引我走向客厅的另外一侧，我跟随她，在一张类似于餐桌的桌台前坐下。我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过了五秒钟，我又把它拿了回来，放到自己身后。旁边是一扇巨大的窗子，玻璃被擦得异常干净，窗外林立的楼宇、飘荡的云团和盘旋的群鸟看起来都触手可及。我转过头，环顾四周，感觉这里有手术室一般的洁净和光明。这令我感到不安。巨大的光亮预示着死亡。我来自乡村，我无法做到不这么联想。

“要喝水吗？”女人打开冰箱，没有等我回答，就拿了一瓶水递过来。我接住，感受到一定的分量。我握紧瓶身，觉得自己正身处于一种意味不明的秩序感之中。“我先生在睡觉，我儿子还没回来，你先坐这里等一会儿。”女人仍然站在冰箱附近，身后是一台体积不小的咖啡机，旁边是一排外形相似的厨房电器，如精密仪器一般摆放在那里，闪着银色的光芒。“阿姨带他下去踢球了。”女人又补充道。

我点头说：“嗯，好的。”又说：“不着急。”

女人没有再说话，淡淡地走开了。她背影单薄，藏在那套米灰色的羊绒睡衣之下，显得顺从而安宁。我把视线移到更远处，试图寻找一些游离于秩序之外的元素。这大概是传统意义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所有的墙壁都涂成了利落的白色，一些地方贴了大理石板，锋利的线条成为自然而然的区隔。阳台有一盆叶片宽大的龟背竹，空调口的风把它吹得轻柔摆动，似乎是这个几乎静止的空间里唯一没有被隔绝的生命。隔绝，一时间我想到这个词。走进一座老旧的、晦暗的居民楼，穿过一层又一层脏乱衰颓的楼梯间之后，我抵达这里，一个不合时宜的洁白之地。我尽力凝视它的边际，分隔的白色窗栏和金光熠熠的把手也许会让人联想到巴黎。当然，我从来没去过巴黎，因而无法做出这样的联想。干净、明亮、清新，《雪国列车》的头等车厢，我只想到这个。

还有那扇门，那么厚重，关上时会发出闷闷的声响。上一次见到这种门，还是在监狱里。想到这句话，我在心里暗暗发笑。随即又意识到，这是个无法分享的笑话。初入大学的某一天，我曾试图和一个男孩分享这个玩笑。幽默是我们的连接词，我这样以为。但最终那个男孩只是对我报以同情的目光，伴随着不知如何回应的尴尬。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善用幽默的人已经认同了自己的弱者身份，仍在斗争的人不会允许自己屈从于一种取悦的幽默。尴尬是他人的文明，是我们之间的连接词。我从未去过监狱，但他相信了。我从没想过，我和监狱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玩笑的距离。几个星期后，我的室友问我，听说你爸爸在坐牢，是不是？

“我倒是希望如此。”我当时应该这么回答，我仍然沉迷于幽默，不知那是否意味着我对于抵抗的全然放弃。但我没有开口，我只是摇摇头，在眼泪夺眶而出之前赶紧走开了。我不擅长争辩，我出生于沉默的阶层。我的生命没有声音。父亲不赞成我读这所大学，为此我们冷战过一段时间。在乡下，我们住在祖父的老宅里。屋院翻新过几次，但很快又会刻上脏旧的痕迹，家具上布满黏腻的脏污，白色的墙壁只能维持不到一年，就会被父亲的烟雾熏得焦黄。院子里常年堆着杂物，角落里总有凭空出现的垃圾，野草拔了又长，霉菌从潮湿的地方肆意滋生，到处是碎石和灰尘，到处都显得邋遢。在层层嵌套的复杂人生中，卑琐是我生命的底纹。

我住在西面一间很少照见阳光的小屋。那曾是哥哥的房间，哥哥搬至县城后，它才归属于我。房间很暗，窗户的位置很高，几乎贴近屋顶，没有门，正对着父母做活的堂屋。夏季异常漫长，白日里燥热难耐，偶尔，他们会借舅舅家那台几乎废弃的电风扇来吹，但那多少意味着牺牲掉了一些尊严，于是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忍着。夜晚会好过很多，有时候有一点凉爽的风，有时候有月光透过小窗照进来。我躺在小床上，床板发出吱呀声，浓厚刺鼻的烟雾从堂屋飘进来，但世界依然是宁静的。等月光轻柔地流过我的面颊时，我会默默地流泪，然后裹紧身上那张已经褪色的毛毯，陈旧的、带着朽味的温暖，那便是我拥有的全部人生了。我如猫一般在这个苍老的院子里长大，沉默、温顺、乖巧、懂事、熨帖，所有在乡村被赞颂的美德，我都自愿地消化进身体。顺从是我的生存智慧，是我唯一的盔甲。因而，在展露出强烈的离家的愿望之后，我从父亲的瞳孔里看到了无法平息的混乱，也许是愤怒和屈辱的结合。我的复杂刺痛了父亲的复杂，我的聪明被看作是对他的挑衅。

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费用——庞大的城市、遥远的路途和急于摆脱某种身份枷锁的欲望。在堂屋，父亲坐在那把棕红色的椅子上，我一次又一次向他保证，我将自己负责自己的人生。听见我笃定的承诺，父亲的脸涨得通红。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将要被打破了。他恐惧于沦为熟悉的失败者。父亲总是这样，他渴望子女接受教育，为他挣得一点可以延续的荣光，又惧怕教育的力量最终将他所有的权威剥落。夹在父亲的得意与失意之间，我感到既羞辱又恐惧。高中三年，父亲每天接送我上下学。每天早起一个小时，父亲骑一辆老旧的枣红色三轮车，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晨光微亮，空气中布满游离的水汽。乡道两旁种着阔大的芭蕉树，一片一片闪烁出清新的色泽。路上，常有同村或者隔壁村的人一路，他们去镇上赶集，同样的枣红色三轮车，车里装着农货，妇人们也坐在后面。那时候，我觉得十分幸福，在倒退的路途里，仿佛有无限的时间去畅想未来。

“你们学校，是在鼓楼西大街那里吧？”女人再出来时，已经换了一身衣服，添了妆容，因而面容显得更精致了。

“嗯，是的。”我回答时还在想着是否应该起身。

“没关系，坐。”女人看懂我的心思，也在我面前坐下，“你学什么专业？”

“哲学。”

“哲学？那出来能干什么？”

“嗯……我也不确定，文职一类的工作吧。”父亲也再三盘问过我，因而这并不是新鲜的问题。

“也挺好。”有一分钟的时间，女人没有再说话。沉默的间隙，我望向窗外，看到远处的天空中积了一层薄薄的灰云。

“我倒也很喜欢哲学。”她再次开口，手指向我身后。我转身，看到墙上挂着几幅现代艺术风格的画，中间那幅黑白色的肖像异常显眼，用胡桃木的画框装裱，显得周正古典。

“尼采？”我又把身体转正，询问着回答，仿佛自己正在通过某种测验。

“对，你果然认识。我的朋友们都不认识。”女人并非在寻求共鸣，她平静地继续说道，“我喜欢尼采，很同意他的超人学说。人生的意义难道不就是在于实现自我超越，甚至超越生命本身吗？我想，生命力的本质就是意志力。”

“是的，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尼采。”我不知道还能回答什么，但一种义务感迫使我要继续说下去，“他的学说很适用于如今的社会。成为主权独立的人，不模仿任何人，不被任何权威束缚而只属于自身，那样的确很好。”我适时地停下来，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失去了和这个话题的链接，我不认为自己属于超人，也许在她的眼里，我正是那自我剥削的“末人”。

“你呢，你喜欢哪个哲学家？”女人已经站起身来，从身后沸腾的壶中倒了一杯花茶，又插上一根玻璃吸管。

我停顿了一会儿，脑袋里闪过阿伦特和西蒙娜·薇依的名字。然后我开口说道：“我也很喜欢尼采。”

女人饮了一口花茶，点点头说：“所以，我从那么多的家教简历中，一眼就选中了你。我想，学哲学的学生肯定比较特别。我对我的小孩教育要求一直是比较高的。我不能让他像别的孩子一样，语文课就随便补补阅读和作文，只追求在学校的成绩，你明白吧？我们要培养他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思想，才是最有竞争力的，最无法被控制的。你说对吧？”

我点点头，不置可否，再次看向窗外。“不过，话说回来，你才刚开始读大二吧？你父母怎么会允许你出来做家教？”女人再次抛出问题，不过未等我回答，走廊尽头的卧室中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应该是我先生起床了。”女人留下这句话，便进卧室去了。

窗外，天色正渐渐变成灰蓝色，远处的云层越积越厚，把原本那片朦胧的山影彻底挡住了。我看了看时间，才上午十一点，光线已经暗了下来。世界好像被那扇白亮的窗子分隔成了两半，一半是几乎静止的、凌厉的白炽光，一半是模糊不清的、充满危险意味的云山雾罩。

离开老家那天清早，村里也下了浓重的雾。父亲早早吃完了饭，在院子里把那辆枣红色的三轮车擦了又擦。他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竟没怎么抽烟。我起床后，发现父亲又把我的行李擦了一遍，留下道道水渍。学费和生活费已经提前几天打进了银行卡里，母亲出于惯常的谨慎，把银行卡缝进了书包的隔层。父亲送我到学校，坐最慢的火车，车票不到一百块钱。一路上风景变幻，我们好像穿过了许多道山，无数和故乡相似的村庄一闪而过。下了火车之后，父亲决定带着我打车。去学校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沿途经过了这座繁华的城市，宽阔的马路、巨大的十字路口、明亮的折射着光的大厦，这一切令我觉得晕眩。走进校园前，父亲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绢来，不合时宜地弓着身子擦了擦鞋。我愕然，这才注意到父亲穿了一双油亮的黑色皮鞋。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蓬勃的标语，父亲问我一座楼上的连体字是什么，我回答那是明德。父亲点点头说，对，学什么都好，总还是不能忘了德行。然后父亲坐最晚一班的火车回家乡去了。

到学校的第一天晚上，我穿梭在午夜的校园商店中苦寻一把剪刀，以便剪开母亲缝得密密的夹层。夜晚，躺在宿舍里，我想到曾经和父亲的争吵，再次感受到他内心那种无法抑制的恐惧。父亲曾诅咒：你没有走出乡村的权利。我没有，你母亲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不会有。对于父亲来说，我的出走，是一种对自身阶层的背叛。那些阻挠和争吵，背后是恐惧，是诘问，是不敢挑明的屈辱。而我也的确不敢回答，为什么不能留在家乡？为什么要到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中去面对异乡人的身份？急于摆脱自身，便意味着否定自身。我看到这种否定，看到自我厌弃，觉得自己心里的某种软弱被刺痛了。那软弱是我和父亲母亲所共享的，而父亲也同样被刺痛过百遍千遍。我甚至无法直呼它的名字，因为一旦说出口，我便觉得它如影随形。“死于”——我在日记本里写——“尊严”。

男人走了出来，女主人紧随其后，打开了更多的灯，室内变得更加刺眼明亮。我稍稍起身点了点头，瞥了一眼男人，没能记住他的样貌——被藏蓝色法兰绒睡衣包裹着的、平平无奇的中年人的面容。

“咖啡呢？”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正准备做。”女人边说边向厨房这头走过来，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又转过身去，“噢，这是我找的家庭教师，之前跟你说过的。”

男人并没有回答，一眼都没有看向我这边，而是径直走向了西面的客厅。我再次坐下来，看了一眼时间，是十一点半。很快，空气中弥漫出一股咖啡的香气，浓郁的味道在低沉的空气里游离，我觉得屋子里比之前更加安静了。做好咖啡后，女人端着杯子走向客厅。她在一侧灰色的皮质沙发上坐下来时，发出了滑稽的一响。

她的语速突然变得很快，急迫地说道：“上次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她和她先生一起去旅行了。”

男人接过咖啡，张开嘴喝了一大口，咖啡液沿着杯壁流下来，啪嗒啪嗒，滴在他的睡衣上。他说：“换豆子了？没有之前的好喝。”

“嗯，换了一款新的拼配……那我再买一些之前的吧。”女人应声答道。

男人不再回答，而是打开了电脑。他敲击键盘时没什么表情，整个人塌陷在沙发里，呼吸声很重，仿佛是某种沉睡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