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的哭处

一

水先生不姓“水”，水先生姓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宝儿叫他“水先生”，从此他就一直都是水先生。宝儿还说，水先生是绿色的。水先生果然像绿云一样地飘来，像绿云一样，他又飘走了。

有一次，宝儿对水先生说：“外婆家也是绿色的呢。”

水先生问：“外婆家怎么会是绿色的呢？”

宝儿的外婆家，茂密的竹林是一望无尽的绿，没有风，却丝丝的凉。蝉的演奏会仿佛正在高天之上举行，那么远，但又那么的清亮。水声汩汩，像是场外的合奏，有点怕惊扰了主旋律似的，它们总是小心翼翼的，只见其声，却难寻其迹。

“那是妈妈的故乡哦。”水先生说。

“什么是故乡？”宝儿问。宝儿的心里有“老家”，很少有“故乡”。“故乡”这个词好文雅，多数的时候，它出现在文学作品里。

“故乡——故乡就是第一的哭处。”水先生这样回答。

洗衣机在努力地旋转，它太累了，有些力不从心，卷着床单被罩吭哧吭哧地喘粗气。我把目光从堆满肥皂泡的水池里抬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穿了一身绿衣的水先生——清瘦而高挑，面色黑红。他戴近视眼镜，和宝儿讲话的时候，扶着眼镜的手修长得有一些雅致。他说一个人生下来就哭，他的第一声哭在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他的故乡。

这话很熟悉，我一定是在哪里听到过。可能是看过的一部电影，也可能是读过的一本书。可是我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我又有多久没有读过一本书呢？

我想不起来了。

宝儿踮着脚拉开斗柜的抽屉，拿一张水票递给水先生。

二

水先生是位送水工，一身绿衣是他的工装。他扛湖蓝色的水桶满满地来了，换一张宝儿递给他的水票，又拎湖蓝色的水桶空空地走。而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出现的概率又总是很小的。大多时候，是我早上出门以前，将空桶放在屋门外，一张水票压在桶底下。水先生会取走空桶和水票，再换满满一桶的水，那桶水照旧立在屋门外，从上午一直立到下午，又从下午立到了黄昏，再从黄昏立到夜色悄悄地降临，听见了匆匆的脚步一个接一个地从身边经过，又嗅到烟火的气息逐渐温暖了夜色——我有些焦躁不安。

我总是焦躁不安。

尽管我知道，不会有人去碰那满满一桶的水；我还知道，住在楼下的老马和他的老太婆会替我照管好宝儿。宝儿会在他们家里吃晚饭，一碗粥，两个软软的小豆包。马老太婆管宝儿叫“阿姐”，呆呆的样子。宝儿分一个豆包给她，她并不吃，拿在手里，还是呆呆的样子问宝儿：“阿爹呢？”她一个劲儿地问，宝儿会害怕，再不想喝粥，也不想吃豆包，端一只小板凳，坐在小区的门口等妈妈。

所以我总是焦躁不安的。

那串钥匙有节奏地在楼道里响起，嚓嚓，嚓嚓，嚓嚓，这节奏声让我厌烦透了，想捂起耳朵不要听，还想从窗口一跃而下——三楼，并不算高，跳下去或许不会丧命，可是万一摔断条腿，宝儿会难过成什么样子——我不敢往下想。嚓嚓，嚓嚓，那串钥匙的节奏声很快就响在了我的耳朵边。钥匙挂在胖主任的裤腰上，明晃晃的，有银白色的，还有黄铜色的。

无论是银白还是黄铜的钥匙，它们现在都安静了。

胖主任站在我面前，他说，要给全省所有的中小学校发课题申报的通知，今天晚上做好文件，明天一大早发出去。

我看一看表，晚上七点钟。

我又看一看五个人的办公室，只留我一个——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胖主任，他也许刚刚吃过晚饭——他就着两瓣大蒜吃了一碗油泼面，蒜经过了他的咀嚼与吞咽，再从胃里反上来的气味变得臭烘烘的。当他凑近我的时候，这味道令我作呕。我能感觉到一只肉乎乎的东西正在爬上我的脊背，那东西或许像极了一只癞蛤蟆，它在我的脊背上摩挲着，顿时，作呕的感觉被惊恐驱散，我的脚底生起了凉凉的风。

三

顺着唐延路一直向北，金光门桥下，有我和宝儿的家。离婚的时候，我用我所有的钱买了这套五十八平方米的小单元房，是20世纪90年代建的老旧房，有一大一小两个居室，带一个小小的阳台和一个小小的客厅。当时东郊还有一套六十五平方米的房子，价钱比这一套并不贵多少。但我还是选了这一套——我是那么喜欢它在金光门桥下。我给宝儿说，这里是唐长安的西城门，是记在唐诗里的名字。

可是宝儿没有听见，她趴在我的肩上睡着了。

住到这里的第二年，金光门通了地铁，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金光门”存在于唐诗里的故事，我渐渐想不起来了，“金光门”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地铁站的名字。进站口拱形的门像张开的嘴巴，连接着高高的台阶，是吞咽我的喉咙。清晨，当太阳还没有来得及用它金灿灿的光芒照亮东方的时候，我就已经被这条喉咙吞噬了。夜色浓重的时候，我会从这条喉咙里艰难地爬出来，带着我自己都厌恶的被咀嚼过的气味，穿过那张大而厚实的嘴唇，我看见外面的灯光亮如白昼。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亮光底下，摇着蒲扇一边驱赶蚊子，一边打发着光阴。她们总是令我想到衰老其实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看，她们的笑声落在了桂花树的叶子上，叶子闪着轻快的光，像数面镜子在反照着彼此的欢乐。可是，还有一大片的叶子躲在黑暗里，它们并没有被笑声感染，它们在夜色里是黑黢黢的宁静的一片。

绕过这排桂花树，我也就走进了黑暗里。几百米之外，小区门口的灯昏黄得仿佛亮在一片浓雾之中似的。宝儿的声音从浓雾里飘出来，她在喊“妈妈”。

顿时，我的世界明亮了。

四

老马的手电筒在漆黑的楼道里撑起一片光，他用这片光将我和宝儿送上楼。水先生来过，屋门外，满满的一桶水，还有一个粉红色的手提袋。借着老马手电筒的光，我看见袋子里装着的，是金珠一样诱人的杏。

宝儿说，杏是水先生送她的。她显得很兴奋。

我将满桶的水装进饮水机，转身进厨房，水池里堆着早上没有来得及洗的碗筷，还有煮粥的锅。宝儿端一杯水给我，她要我当着她的面喝下去，之后，她自己也喝一大杯。我明白宝儿的心思——那一天是周二，她想在未来几天的时间里把一桶五加仑的水用完，这样就可以赶得上周末的时间让水先生来送水。我并没有把宝儿的心思说破，卫生间的窗帘坏了，洗完堆在水池里的碗筷和煮粥的锅，我得站在一条木凳上，把卫生间的窗玻璃用贴膜贴起来，不然洗澡时会像是给住在对面楼上的人搞直播。

从卫生间出来，我看见宝儿正举着一只塑料盆站在饮水机前接生水，盆里，放着几只金黄的杏。

我有些生气，但我克制住了。我告诉宝儿，饮水机里的水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洗水果的。她两只眼睛水汪汪的，身上的裙子湿了一大片。给她换件干净的睡裙，我把她那件湿了一大片的裙子拿去阳台上。在阳台，养文竹的花盆像宝儿的眼睛一样水汪汪的，裹了泥的水从盆口抽抽搭搭落下来，阳台上也湿一大片。

我在宝儿面前俯下身去，告诉她，文竹喝太多的水会死的。

宝儿点一点头，她告诉我她以后不会了。

可是宝儿尖锐的哭声传出来，还有我从不相识的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吼叫的声音。如果不是喉咙间撕扯的疼痛感，我大概不会以为，那吼叫的声音是我自己的。我并没有在宝儿面前俯下身去，我也没有告诉宝儿文竹喝太多的水会死掉，尽管，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在歇斯底里的吼叫声中，我用宝儿那条湿了一大片的裙子抽红了她细小的胳膊，还有她雪白的脖颈。

老马上楼来，穿着一件破了洞的老头衫，灰白的头发疲倦地贴在头皮上。他用一只手安抚着宝儿，另一只手握着拖布在清理又湿又脏的阳台。屋子里的光线有一些恍惚，偶尔的瞬间，仿佛站在阳台上那个灰白头发的人，是爸爸。我站在距离他几米之外的客厅，我没有动，但我却看见了我正奔向他微微佝偻的背影，我从背后拥抱着他，我趴在了他的脊背上，他坐在竹林旁边的那间小院里——爸爸在劈竹篾，白色的，轻薄的竹节膜在我眼前飘啊，飘啊，像蝴蝶在跳舞。

五

那个晚上之后，我再没有将空水桶放在门外过。我开始计划着每个周末我和宝儿在家的日子里约水先生来送水。宝儿很是欢喜，她说，她一直担心，水桶放在外面会丢掉。

我的宝儿啊！从此的每个周末，她的水先生都会绿云一样如期地飘来。

我在厨房将西兰花拆成细小的朵，每一朵都是绿色的小花，漂在水面上。宝儿在客厅问水先生，他送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水先生说：“是从终南山里来的。”

宝儿又问：“终南山在哪里呢？”

水先生说：“从宝儿的家一直往南，那个和天挨着的地方，就是终南山。”

水先生讲话慢条斯理，他弓下腰看宝儿的眼神会令我想起那个晚上佝偻着脊背的老马，那个晚上的老马在我的眼中像爸爸，水先生在宝儿的眼中会像谁呢？我从来没有问，但我问了水先生：“您有孩子吗？”

水先生说，他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念大学。他还有一个女儿，和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他说他一直都记得他的女儿和宝儿一般大，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才发现女儿竟然高出宝儿多半头。水先生的老家在甘肃，那里出美酒，也出李广杏，于是我也就知道了那一晚水先生留给宝儿的杏，竟有这么威武的名字。

但宝儿却突然问：“为什么是李广杏？”

水先生说，这个问题留到下一次回答，他们两个仿佛有了暗语似的，水先生说“欲知后事如何”，宝儿便说“且听下回分解”。于是宝儿总是盼着水先生。

下一次，水先生又绿云一样地飘来，他将空水桶从饮水机里拆下来，又将满满一桶的水换进去。他给宝儿讲飞将军：“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水先生在饮水机旁边做了一个拉满弓的样子，引得宝儿在他身边笑，他修长的手指扶一扶眼镜，也笑了。水先生面色黑红，但黑红的面色不掩他念诗时的儒雅，我忽然想起他曾说的那“第一的哭处”——他说一个人的第一声哭在了哪里，哪里就成了他的故乡。

“这段话有没有出处呢？”我问。

水先生说，这段话出自废名先生的《桥》。他读过废名，我也读过的，可我是在哪里读过的呢？我仔细地想了想，大约是在竹林深处的一道小溪旁，溪水开出来的花一朵接着又一朵，清亮得像水晶一样。太阳光深而高远，洒向竹林的时候，被密密地切成细碎的线，落在了身上，又是暖暖的一片。爸爸喊我的声音追着阳光由远而来，我听见了，我在心里笑一笑，却故意装作听不见。

六

我在网上买了废名先生的《桥》，和我许多年前坐在竹林深处读的那本不一样，我那时读的是单行本，现在的这一本是先生名篇的合集，但我还是找到了那“第一的哭处”。名叫程小林的主人公离乡十年，他再次归来，竟是学业荒废，或许还欠一身的债。原来一个人真的是身在他乡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想念起故乡。

轰隆隆的声音伴随着两束金色的光划破黑洞洞的隧道，地铁进站了，白色的巨龙收敛起飞奔的脚步，它变成温顺而又慢吞吞的样子，缓缓地停在我面前。我将那“第一的哭处”收进背包里，背包很大，除了装“第一的哭处”，还装着一个文件袋，以及我早上路过早市时买的一包豆角、两根黄瓜和一袋燕麦面包。我并没有来得及将“第一的哭处”与它们妥妥地安顿——它们相互挤压的样子令我难受，但潮水般的人群已将我拥进巨龙的身体。我在黑压压的密林之中感受着站在我身后的那位青年火热的胸膛，我将一双手护在胸前——那里也一样的火热，我怕贴上了与我相向而立的那位大哥的身体，大哥的喘气声拂过我的头顶，有种异样的感觉，令我的脸庞发烫。这样的感觉我并非总能体会到，我下班总是很晚，那时的地铁晚高峰早已退潮，空荡荡的车厢有足够的空间，我想坐哪里，就坐哪里。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我少有的一次，可以迎着晚高峰卡着点下班回家。

将要五点半钟的时候，当楼道里又一次响起了“嚓嚓——嚓嚓——”的节奏声时，我想今天晚上又将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晚上。我的心里又开始厌烦透顶，我想捂着耳朵不要听，我还想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可是，“嚓嚓——嚓嚓——”的节奏声并没有停在我面前，他停在了我旁边的那张办公桌前。那里坐着新来的女同事，她的名字叫欢欢。

欢欢来了，从此五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六个人。在这六个人里，从此不再只有我一个是编制以外的——欢欢也没有编制，但她那么年轻，又那么漂亮，她穿桑蚕丝的连衣裙，粉红色的，像朵桃花似的飘来飘去，整个办公室仿佛都变得生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