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达人：从传统通儒之学看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教育

一、引言

论学尚“通”，是中国传统学者的重要学术追求，也是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的一个关键区分。钱穆曾于1960年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人与学”的学术讲演，在讲到中西为学之不同时，钱氏以欧阳修一人兼治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例，直言：“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据说，钱氏的观点当场受到了新考据派史家李济的“白眼”。[2］因为新考据派深受西方现代学术影响，讲求以科学方法开展专业研究，推崇的正是“专家之学”。钱氏“专家次于通人”的说法自然不受新考据派的欢迎。而钱穆无疑更重视中国学术的贵“通”传统，主张先“通”后“专”，以“通”驭“专”的治史方法。至于“通人”一词，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并不常见。清代学者梁章钜将康雍年间扬州江春、汪懋麟和马曰璐三大盐商称为“通人”[3］江、汪、马三人都是当时江南知名的儒商，他们集商人、士人、藏书家等身份于一体，凭借雄厚的财力，拥有丰富的藏书，他们的私人园林也经常成为文人墨客的雅集地，因而交游广阔。梁章钜虽然没有具体说明“通人”的意思，但从他所举的江、汪、马三家来看，“通人”的“人”在词义上应与“商人”有所联系。在以儒为尊的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中，“人”无疑是更宽泛的表达。所以，钱穆说中国学术界贵“通人”，在中国古典学术的语境下，其实就是贵“通儒”。在这里，我们把中国古代这种以“通”为尚的学术传统称为“通儒之学”。

钱穆与新考据派史家关于“通”与“专”的分歧，表面上看是在讨论中学和西学的异同，但以内在学理分析，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人文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交锋碰撞。科举改制后，中国学术进入到建立“新学”的历史环节中，随后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和专业研究院所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生产提供了根本性保障。科学知识成为一切学术的中心，即使是人文学也向自然科学靠拢。如胡适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在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表示创办史语所并非要发挥所谓国学，而是要取得新材料，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开展研究。4新派的学者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含糊笼统，喜欢谈论毫无用处的心性玄学，因此希望引进西方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窄而深的、问题取向的研究，为国人提供可信赖的、靠得住的知识，专家之学由此成为学术主流。

传统派学者则依然以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为宗，把学问视作“为己”之学，认为学者应在文化历史和生活中完成自我生命的融通，治学不应脱离德性修养。对于新派学者为学问而学问，重“事”而不重“人”的学术取向，他们不以为然。这种矛盾在国难当前、战乱频仍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上文提及钱穆与新考据学派的分歧，正源于此背景。

民族危机下，学者纷纷重提中国贵“通”的学术传统，强调大学要能引导社会，教人如何做人，而不能只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和生产机构。所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特别重温儒家经典“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认为现代大学的目的仍然在于“明明德”与“新民”。为达此目的，大学教育在面对“通”与“专”两大原则时，“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5]。梅贻琦提出通过增加大学的通识教育以纠正专科之弊。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倡导的通识教育，同时融合了中国通儒之学和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在具体的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修学年限等问题上，梅贻琦主张参考西方通识教育的制度安排，但他对“通”的概念解释则采用中国传统通儒之学的理解。“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6]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高校近十多年大力发展的通识教育并未脱离梅贻琦当年为通识教育所设计的理念和框架。

同时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雷海宗也撰文斥责“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是“专家的时髦性”，认为“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若欲求得澈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但雷海宗也承认现代各科知识深奥复杂，“通人”只能作为学者的最高理想，“无人能再希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7]

既然雷海宗在70多年前就已经感叹“通人”难得，那么在高等教育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各学科自成体系、知识壁垒森严的今天，我们还有可能培养出“通人”吗？如果答案并不肯定，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此时重提传统通儒之学？传统通儒之学能给现在的我们带来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厘清什么是传统通儒之学，然后再看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以及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

二、中国的传统通儒之学

“通儒”在当代经常被解释为“博通诸经，学识渊博的学者”[8]，学识虽然渊博，但研究的都是古代经典，与现代知识毫无关系。实际上，“通儒”一词的内涵要比“博通诸经，学识渊博”这个解释丰富得多。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通儒之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厘清其实际内涵。

“通儒”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末年兵书《尉缭子·治本》篇的“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9]一句。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理解，此句应是指君王的治理需遵循一定的法度标准，例如野生动物不能被当作祭祀的牺牲，杂学之士也不应该被看作通儒。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明确君王选拔“通儒”的具体标准，但可以确定在《尉缭子》的时代，“通儒”是代表地位的尊称，能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学问不讲求“杂”而另有更高的要求。

比《尉缭子》时代更早的《荀子》有与“通儒”相近的“通士”一词。荀子曰：“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10]不同于《尉缭子》基于知识立场的判断，荀子对“通士”的理解更多侧重于为人处事方面。通士是忠君爱民、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对的士人，荀子认为这比无论什么情况都秉公持正的公士和不避长短、为人耿直的直士以及言行规矩、诚实本分的士要更高明。总而言之，“通儒”或“通士”在战国秦汉之际就已经成为对学人、士人的崇高赞誉，是对他们学识、品行甚至政治地位的综合肯定。

东汉魏晋以后，“通儒”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在《后汉书》中，卓茂、杜林、贾逵、班彪、马融、班固、刘不、董钧、李育等学者都曾被誉为通儒。应劲对通儒和俗儒的比较很能代表这一时期对通儒的看法。他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11」应邵认为，通儒能够通晓古今知识，并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做出取舍。在家学习圣贤经典，在外实行圣贤之道，能活用先王礼制解决当世的事情，有益于国体纲纪。否则，仅仅讲诵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不能通经致用的只能称为俗儒。像杜林、贾逵、马融、班彪班固父子等都是承前启后、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的宗师人物，当然称得上应劲所说的博通古今，因时而立。

宋代的“通儒”概念在内外交困的政治社会危机中得到了新的发展。能被称作通儒的士人，在知识层面上不仅熟读儒家经典，也需熟练知晓兵法、边防、更治等学问，以体现匡时济世、有补国体的能力。《近思录》中记载程颢弟子邢和叔称赞程颢为“通儒全才”，认为程颢不仅默识上古三代帝王之治，而且教授礼乐制度、用兵战阵。至于“夷狄情状、山川道路、边鄙防戌、吏事操决、文法簿书”等知识也是“靡不究知”。［12]

这样的通儒涵义一直保持到明清之际。明代学者吕坤在其代表作《呻吟语》的《应务》篇中从能否识时势来比较通儒与腐儒。他说：“明义理易，识时势难。明义理，腐儒可能；识时势，非通儒不能也。识时易，识势难。识时，见者可能；识势，非早见者不能也。”[13］通儒如何能经世致用，而不像腐儒那般拘于成说，在于他们能识时势，不仅能看清当前的局面，还能预判事情的发展。

清初学者潘耒在为其师顾炎武《日知录》所作的序中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15]潘耒对通儒之学的解释可以说是为前代的通儒涵义作了总结。

通儒之学的关键在于“明体适用”。所谓“明体适用”，语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李，他认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16]。李在与顾炎武的书信往来中多次提及“明体适用”，比如：“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汨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以语于《大学》也。”[17］潘耒对通儒、俗儒之学的说法显然来源于李的“明体适用”说。李将“明体适用”解释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8］值得注意的是，“明体”于人自身内部包括两个层次，底层是知识层面的“穷理致知”，上层是道德层面的“识心悟性”，两层之间的连接通过“实修实证”来实现。而“适用”于人外部，也包含应对事物和匡济众生两个方面。因此，只有知行合一，立德与立功并举，内外兼修，才能称得上“明体适用”的通儒。

综上所述，中国的传统通儒之学，从来不局限于知识领域的博大高深，而是作为一种崇高的学术理想，鼓励知识分子明道存心，穷理致知，以对宇宙法则的掌握和对人本性的认识，去应对事物、经世济民，最终实现“体用兼”的人生价值。然而，从清代末年起，人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为什么日趋富强时，往往把原因追溯到中国贵“通”的学术传统不如西方分科知识架构，认为中国学术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究其极，一无所能”[19]，因而主张教育改革，成立专门学校。那么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时代变化让我们需要重新看待传统通儒之学，并且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思想观念来应对已经出现的困境呢？

三、人工智能（AI）时代的人文困境

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C.P.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讨论“两种文化”的文章，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学科的逐步细化，学者们越来越趋向于专注某一领域，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阁越来越大，双方的交流与理解也变得非常困难。经历以电子、原子能和自动化的出现为标志的科学革命后，人类知识进一步分化，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差异愈加显著，人文教育不仅面临边缘化的惨淡境况，还陷人了应对价值意义危机的泥沼中。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量人文社会学科被裁撤、人文学科入学人数减少的现象。英国《金融时报》2021年的报道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在财务压力和政府更加关注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下面临学科撤销和裁员的浪潮。数十所中等排名大学的艺术和人文课程将首先受到潜在裁员的影响。[20]美国《纽约客》杂志2023年的一篇长文也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大学阶段学习英文和历史的人数与之前相比下降了整整三分之一，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总体下降了 17% 。有大学因为招生人数不足，而考虑短暂取消包括英文、历史和哲学在内的十几个专业。与此同时，获得健康科学、医学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位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21］正如《纽约客》文章所说，人文学科的调整是一种全球性的变化。2023年中国教育部公布高校专业调整方案。历时一年的调整，全国新增1673个国家战略急需专业，主要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慧工程等关键技术领域，撤销或停招的专业大多是文史政经类专业。[22]导致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学科设置与就业市场需求和社会产业发展挂钩。许多大学开设和取消学科的决策，往往依赖于专业就业率和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而不是考虑学科本身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这种过度强调“效用”的观念，使得许多人文专业，尤其是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现代教育的需求，逐步边缘化。与其说这是教育领域的一种选择，不如说它是对社会和市场压力的一种应变。

如果考虑到教育与就业的紧密联系，那么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巨大变革就必须得到关注。据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测算，目前的生成式AI还未对全球劳动市场形成明显的替代作用，各行业工作中，只有约 1% 至 4% 的类别面临被替代的高风险，另有 25% 面临中风险。劳动者在AI时代是被淘汰，还是被赋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备运用AI技术的能力。[23]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世界各国将大力加强对AI技术的投资和相关技能培训，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失衡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另外，各国之间AI技术的不平衡应用极有可能加剧经济和社会发展鸿沟，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危机甚至能够抵消掉AI技术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面临工作岗位减少和个人身份认同危机时，人类将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