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如何实现筹资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开始，无论是具体到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还是宏观到服务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大学的发展都始终与资源问题密不可分。[1研究型大学是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和文化繁荣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2］需要不断与所在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才能获得足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充足资源，筹资就是大学适应社会变革、争取社会资源、维系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3]而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由大学依照法律和特定程序设立，以服务高校教育公益事业为宗旨，通过筹集资金、资金运作、项自管理等合法合规方式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4]其筹资属性逐渐成为研究型大学各项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撑。当前，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积极面向社会开展筹资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经验，但也存在着规划设计、专业程度、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问题[5]，究其根本是缺乏要素完备、运行高效的筹资模式。

模式在抽象、简化、假设的条件下能够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既可以通过对实践的概括归纳提出模式，继而被证实并形成理论；也可以通过对理论的类比演绎提出模式，以此推动实践的发展。[6]筹资模式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结构观念指出作为一项系统，必须包含元素、联系和结构三部分；环境观念指出，任何系统均有其外部环境，应从容括外部环境的全系统视角加以考察。[7]筹资系统作为人工系统，不具备自然生态系统与生俱来的自我调节功能，必须全面剖析筹资系统内各要素的关系，并将诸多要素科学合理地结合起来，形成筹资的系统结构。[8]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筹资模式是筹资系统内各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筹资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关联中所呈现的特性。

相较于选择“正确的系统”，制定“正确的目标”更为重要，目标如若不得当，即使选择“正确的系统”也只会走向错误的道路。[9]如何解决复杂系统内个人和组织发展所涉及的目标和愿景，价值共创理论有效诠释了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走向了何种道路”。[10]价值是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创造而非企业单方面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企业和消费者是相互合作、互利共生的。[11]随着“商品主导的逻辑”向“服务主导的逻辑”再向“顾客主导的逻辑”演变，组织中的价值究竟如何创造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以往的研究着重强调企业或组织对消费者的影响和互动作用，相对忽略了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作用。在设定了目标和愿景的前提下，不同的捐赠者或者利益相关者对于市场情境、价值实现的理解不同，研究型大学亟需打造学校、捐赠方、教师、学生、校友等“消费者”共赢的基金会筹资系统。

因此，探究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如何构建高效运行的筹资模式以支撑研究型大学的筹资价值，成为研究型大学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识别筹资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借由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修订筹资模式的构成要素框架，继而深人解译筹资模式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的定位、释义、内涵等，形成筹资模式的最终整体架构。同时，结合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从筹资环境、组织治理、现实利益等内外部因素切入，为研究型大学如何实现筹资价值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提供参考。

二、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的构成要素框架构建

筹资模式作为一个复杂、完整的系统，任何独立的构成要素都无法达成模式的最大成效。基于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专家咨询等方法建立筹资模式的构成要素框架，并进一步对框架内各要素的特征与内涵进行解读和系统性分析，以此完成筹资模式的整体构建及运行逻辑的深入挖掘。

（一）初始构成要素的识别

遵循价值共创理论的主要观点，将各利益相关者转化为研究型大学价值共创的参与者和多元治理者，强化价值创造的目标和愿景，有助于形成良性发展的“价值共创需求-价值共创行动-价值共创结果”系统闭环。[12]因此，识别筹资模式的构成要素必须坚持目标导向性、协同性、适用性等三项基本原则。第一，高校筹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体现的是工作内容的公益性、发展能力的综合性和推进过程的专业性，筹资能力如何适应所处环境的不断变化，其本质是大学筹资究竞以什么为目标，并使筹资目标在系列内部决策和外部事件中逐步、渐进地加以优化。第二，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是多主体、多要素、多种联系协作构成的综合体，它并未将组织视作封闭的系统，而是强调环境对组织运行的影响，筹资模式的构建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和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资源重组，从而形成目标、过程、支撑子系统的多方协同。第三，一个组织重点关注自身可持续发展，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尽可能降低对关键性资源提供者的依赖，同时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关键性资源，由于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的优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现实环境处理好整体与部分关系是重中之重。依据构成要素识别的基本原则，本研究对有关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的文献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初步识别和提取了筹资目标、组织结构、筹资过程、制度规范、条件资源5个一级构成要素，以及28个二级构成要素（如表1），建立了筹资模式的初始构成要素框架。

（二）构成要素框架的修订

以前文对筹资模式初始构成要素的识别和提取为基础，本研究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归纳修订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的要素框架。德尔菲法也称为专家调查法，它以匿名的方式向专家反复咨询评价，并对每一轮的咨询结果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和分析，几轮咨询后专家意见逐渐趋于一致，最后得到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结论。[13]本研究共计开展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通过问卷编制、专家避选、意见咨询、回收分析等步骤，探讨要素的完整性、准确性、合理性。鉴于专家选择是德尔菲法实施的关键因素，首轮专家咨询选取18位高校教育基金会领域的相关专家，分析其权威性和咨询问卷的填写情况，第二轮专家咨询从中选取14位继续发放问卷，以最大程度保证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构成要素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通常专家积极程度、专家权威程度和专家意见的协调性等指标表征专家咨询的可靠程度。首先，两轮专家咨询有效回收率均为 100% ，表明专家积极性高。其次，专家权威程度通常用专家权威系数（Cr）来表示，一般认为Cr≥0.70为可接受水平。14]它主要由专家判断依据系数（Ca）和专家熟悉程度系数（Cs）两个因素决定，即 Cr= （ Ca+Cs）/2 。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均为0.87，表明专家咨询的结果具有可靠性。最后，用变异系数（CV）、肯德尔协调系数（Kendall’s W ）及其显著性检验表现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第一轮专家咨询对每项构成要素进行量化处理，对“合适”赋值3，对“建议修改”赋值2，对“建议删除”赋值1，并采用SPSS26.0forWindows软件对本轮专家咨询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问卷回收结果显示，本轮专家咨询问卷的算数平均数均值为2.75，标准差均值为0.49，变异系数均值为0.18，专家对该指标体系的认可度较高，且意见一致性较高。而在第二轮专家咨询中，算数平均数均值为2.81，标准差均值为0.33，变异系数均值为0.12，三项数据较第一轮专家咨询均有所优化，专家对该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和意见一致性都得以提高，且进一步对构成要素框架进行了修订。与此同时，本研究通过科隆巴赫系数分析问卷信度，得到构成维度、构成要素的重要性评价系数分别为0.841、0.873，充分表明该问卷具有较高信度。根据行业专家研讨结果，5大模块和23个要素最终构成了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的要素框架（如图1），各要素之间互联互馈。

（三）筹资模式的整体构建

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是由构成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构成筹资模式的各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本研究以前文总结的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模式概念模型为基础，结合文献和专家咨询，对筹资模式的整体建构进行深度解读。

第一，聚焦价值的筹资目标。任何目标之于其系统都至关重要，它回应了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为谁筹集资源、为谁培养人才”这一核心问题。在多元化办学资金上，除政府拨款、学费收入、科研收入、校办产业等资金外，面向社会募集捐赠资金，包括现金、非现金（有价证券、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延后捐赠（人寿保险、退休计划资产、遗产等）等形式，为学校提供可持续的财力支持。在高校治理能力上，能够通过筹资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助力高校治理变革，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及管理服务和支撑保障水平。在人才培养能力上，能够通过筹资提升人才引育质量，如战略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领军人才、创新团队、青年人才队伍、国家和区域发展所需的人才等，不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类关怀、创新引领、全球胜任等特质的时代新人。在学术研究能力上，能够通过筹资助力基础和前沿交叉研究，推动学科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实现学术创新的迭代升级。在社会影响能力上，能够通过筹资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从而进一步弘扬大学精神、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类福祉。

第二，综合集成的组织结构。筹资模式是在大学对筹款工作的顶层设计下，对人力、物力、校友等筹资资源的结构安排。“综合集成”可以概括筹资模式中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综合”体现在筹资主体涉及范围的综合程度上，“集成”则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集成、校级与院系的集成、校内与校外的集成。校领导担任基金会理事长，理事会在基金会中居于核心地位，理事长及理事构成直接影响战略规划、政策制定、重大决策等问题。基金会设立专业化的筹资组织机构，成立专职筹资机构，如根据筹资业务、目标市场、捐赠主体等细分若干筹资部门，并由项目管理、对外宣传、公共关系、战略研究、法务风控等部门予以配合。在院系层面成立专职管理组织机构，一般由学院领导和专职负责筹资工作的人员构成，管理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学院筹资方向和日常各项常规运行事务。在校院两级成立筹资委员会，形成支持校院两级筹资活动开展的战略发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投资委员会等智库平台。设立校董、理事等多层次荣衔体系，根据贡献程度授予基金会名誉校董、基金会名誉理事等荣誉称号。

第三，多元创新的筹资过程。组织是一个开放的协作系统，是组织内部要素和外部社会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其内部变革策略无不与组织试图获取更多外部资源、降低外部依赖和由依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关。“多元”既代表不同筹资主体的筹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又代表筹资金额、筹资区域、捐赠来源的多元性；“创新”则代表了筹资策略不能墨守成规，需根据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在积极部署筹资战略和调集社会资源上，学校领导者秉持对大学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承担资源拓展的计划、领导、决策等职责，并通过有效的战略规划和资源动员发挥作用。在协调校院资源上，基金会负责联动校院两级制定行动方案、推进组织实施、落实管理控制、提供专业化的捐赠项目管理服务等。在挖掘自身特色优势上，院系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培养、学科布局、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优势，动员学院校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捐赠。在优化筹资金额、区域、捐赠来源等筹资策略上，针对大额、小额筹资金额，境内、境外筹资区域，以及个人、企业、基金会等捐赠来源，采取差异化的筹资策略。

第四，绩效导向的制度规范。研究型大学筹资尚未成熟，筹资管理仍处在“功能导向”的初级阶段，亟需向“捐赠人需求导向”的管理模式转变，进而迈向“使命筹款”的高级阶段。“绩效导向”体现了筹资模式中制度规范的特征，其中“绩效”既代表对激励考核制度的重视，也代表制度规范的作用方向。在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上，推动税收、配比、信息公布、年度检查等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完善。在出台相关考核激励政策上，将筹资业绩纳入各级领导与专业筹资人员的考核指标之一，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根据筹资贡献度对优秀筹资者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和表彰。在健全管理监督体系上，优化管理流程，即捐赠分析评估、劝募、项目执行管理、捐赠人答谢认可和关系维护、信息化支持系统等，同时完善自我监督和第三方监督等内外部监督体系。

第五，共享协同的条件资源。研究型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资源依赖性组织，其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而“共享”体现了多元条件资源类型间的合作共赢关系，“协同”则体现了条件资源间相互配合的关系。在筹资和校内外合作关系上，学校重视资源保障体系研究和部署，推进全校性筹资专题会议、专项筹款行动等，将筹资研究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同时通过校内跨专业、跨院系、跨部门以及校企、校地合作等方式共同推进筹资工作。在筹资人员的专聘和兼任上，吸引筹资专业领域的人员以专聘或兼任的方式参与教育基金会筹资工作。在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上，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动态跟进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在浓厚的社会捐赠文化上，传承和弘扬乐善好施的慈善文化，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度。在建设母校-校友发展共同体上，形成母校与校友之间情感共鸣、网络共享、事业共创、使命共担的关系网络。在掌握个人、基金会、企业的捐赠动因上，分析外部资源提供者的捐赠决策影响因素，以进一步拓宽个人、基金会、企业的筹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