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组织理论视域下研究生师门育人机制探析

由同一研究生导师或导师组及其所指导的研究生构成的组织被称为“师门”。在导师的主导作用下，研究生与师门内其他成员进行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交往，师门由此成为研究生育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相较于研究所、院系等正式组织运用课程、考试、学位论文答辩等制度化培养手段而言，于师门内发生的人才培养行为更具自发性、随机性与灵活性，这使得师门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非正式组织的特征。本研究从非正式组织理论出发，在剖析师门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合理性的基础上探究其育人机制，以期为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对策建议。

一、非正式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非正式组织的界定

1934年，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首次针对“技术组织”提出“非正式组织”概念。“技术组织”指被管理者从技术、治理等层面服从管理者相关制度规定的组织结构，其存在目的在于明确各单位及权威等级之间的职能关系[1]，典型代表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公司组织。与之相对，“非正式组织”指那些在技术组织中没有明确组织形态或相应制度规定，但又实然存在于具体人际交往中的组织结构。鉴于此种描述性界定带有一定的模糊色彩，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于1939年再次对“非正式组织”进行了描绘，并首次明确了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相对性，即“正式组织是正式制度的组织结果，非正式组织则与正式组织相对，是存在于组织成员中的那些没有被正式制度规定的人际互动关系的集合”[2] 。

1960年，现代管理理论奠基人巴纳德同样开始关注非正式组织，他从个体于组织中的活动情境出发，认为人们偶然的，或者有组织的活动所附带发生的，或者因某些个体愿望或群体本能所产生的自发性接触、聚集和相互作用，会影响乃至改变群体成员的知识、态度和情感，这种“人的自发性相互接触、互动和聚集的总和”[3]即为非正式组织。可见，巴纳德同样认为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属性在于人际互动关系。但巴纳德同时指出，非正式组织可以和正式组织共存，“由个体间充满情感因素的互动而组成的结构总是可以被称为非正式组织，这种互动是可以和正式组织共存的；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仅仅是针对同一组织系统的两个分析维度，而并非两个绝对独立或绝对对立的事物”[4]。可见，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具备相对融合性，如非正式组织内部的交往形式更为灵活，这无疑加强了组织“柔性”，可有效缓解正式组织因“刚性”较强而带来的成员自主性较低、运行效率较差的问题。对此巴纳德称：“正式组织无法也不应排斥非正式组织，因为非正式组织可以促进正式组织走向完善。”[5]布劳和斯科特关于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融合性关系的论证更为明确。他们指出：非正式组织产生于正式组织，每一正式组织中也都会存在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的生成与运行深受正式组织的滋养，正式组织的变革与更新也时刻受到非正式组织的鞭策，两者共同构成了组织的整体，“犹如人的基本骨架与神经系统”[6]。至此，学界对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彼此共存共生的观点达成基本一致。

（二）非正式组织的特征

第一，形成的自发性。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无显著外部目的或针对性计划的人际互动中自发形成的，是组织中的个体对彼此心理期待、行为动机和行动模式相互认同的前提下产生感情联系后自愿结合而成的组织结构。大多数非正式组织起源于某一群体于人际交往或情感沟通中的共同需求，这些需求促使群体成员彼此进行持续地接触与交流，并由此产生长久交往、长久合作的意愿。长此以往，群体成员间的行为、习惯、态度、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会逐渐趋同，进而形成一种在结构上相对松散但却具备较强凝聚力的组织结构。[7]

第二，互动遵循情感逻辑。情感逻辑是非正式组织成员互动的基本原则。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认为，“情感”系指非正式组织成员在长期人际互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与价值体系，是非正式组织成员间人际互动与合作得以产生、维持与拓展的根本，非正式组织成员间的任何互动在本质上也可被视为“情感价值的载体”［8]巴纳德同样指出：“这些情感是社会性的、交往性的，它的影响持续体现在非正式组织成员间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中”，其后果是使其“通过长时间、在广泛地域范围内的更多人的无限互动联结中得到传播和扩张”[9]。科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更加明确论证了非正式组织中“情感”与“互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将互动描绘成一组情绪关联与循环反馈的过程[10]，认为互动更易在非正式组织中发挥作用，通过相互的关注焦点来体验共同的情感，从而使参与者形成身份的认同，为参与者带来诸如热忱、自信和主动进取等的情感能量，使他们有信心、有愿望去做在群体道德上容许的事情等。[11」可见，非正式组织中的成员互动是遵循情感逻辑的。

第三，内部结构相对扁平化。非正式组织在结构上并非是混乱无序或随机模糊的，它与正式组织一样，具备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性与协调性。但同时，非正式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并非是基于管理的纵向隶属关系，它更倾向于基于个体互动的横向交流关系，因此其内部结构更具“扁平化”特征，这表现为非正式组织内部的层级关系较少或层级关系不突出、信息或“小道消息”可以更为高效的流动。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非正式组织成员在最初产生互动时一般均是基于平等关系的横向互动，但伴随着非正式互动的持续展开，成员之间会将服从与支持的个人意愿赋予非正式组织内共同认可的核心人物，“自然领袖”开始出现，非正式组织的扁平化特征也会由此相对减弱。

（三）非正式组织的运行机制

在非正式组织理论中，非正式组织的运行与非正式互动、非正式权威与非正式社会控制密切相关。

第一，非正式互动是非正式组织运行的内在动力。古典组织理论认为，正式组织运行的逻辑出发点在于人是理性的存在，理性人之间的互动目的在于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为此，由理性人在正式组织内部完成的人员互动一般是经过精心计划而建立起来的，这种互动通常会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表现，如特定信息或指示经特定传递链条向下传达，特定意见与建议经特定传递链条向上汇报等，从泰勒的计划与执行分工、标准化原理，到法约尔的等级链、统一指挥等一般管理原则，再到韦伯的层级节制、非人格化的员工关系等均对此进行了验证。非正式组织理论则关注人的非理性特征，其逻辑出发点在于人是情感性的存在，在情感性个体追求理解最优化的背景下，非正式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逃脱或规避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影响，他们在自发、真实、相对随机、不被计划、充满个性化的人际交往与情感互动中交流情感，维系亲密关系，实现彼此行动的一致与认同感的增强，由此使得非正式组织得以持续运行。在此，非正式互动可谓非正式组织运行的内在动力。

第二，非正式权威是非正式组织运行的向心力。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等级制的权力结构决定了金字塔顶端的个体享有最高权威，无论是传统型、魅力型还是法理型权威均因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产生，因此，它们可被称为正式权威。[12]与之相对，非正式权威的形成并非依托于权力等级、制度规定或职位威摄，自发性的形成规律、情感约束下的互动规则以及组织内部结构的扁平化特征，使得非正式组织成员能够主动对其公认的核心人物给予服从和支持，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生成的自发性权威，它同样对成员个体具有规范性与影响力。享有非正式权威的核心人物被称为“自然领袖”，因为它的出现是在其个体能力、人格魅力及行动感召力赢得非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高度认可后而自然产生的。[13]换言之，以自然领袖为代表的非正式权威产生于组织成员互动中的情感共鸣，它因感召力的存在而在非正式组织运行中发挥向心力作用。

第三，非正式社会控制是非正式组织运行的调节剂。社会控制系指组织利用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对成员个体的行为予以调节，这可以表现为规范、约束或限制。正式性社会控制一般指向有明文规定的相关规则，如法律法规、制度纪律等；非正式社会控制一般没有明文规定，如约定俗成的习俗、惯例、行为方式等。非正式社会控制隶属于组织控制手段范畴，其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关乎个体情感的组织控制手段”[14]，是非正式组织成员间基于个体情感互动而产生的特殊性约束机制，是成员个体在长期互动过程中相互促生的行为期望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需要指出的是，非正式社会控制所产生的约束力对不同的成员个体在程度上是存在差异的，个体在非正式组织内部所处的相对位置不同，其对约束标准的服从程度也会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在组织内被赋予较高权威与期待的个体成员（如自然领袖），其行为需相对更为严格地遵循非正式社会控制准则，否则将会危及其组织地位和组织声望，进而伤害组织成员的信任感。[15]

二、作为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师门

研究生师门兼顾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特征，其作为正式组织具有合法性，这是当前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中普遍推行的导师负责制赋予的；其作为非正式组织具有合理性，这是师门内部成员于学业交往与人际互动中自然赋予的。相对于师门所具备的正式组织特性，本研究所关注的师门是人际交往的、充满情感的、具体情境的，因此更为注重其所具备的非正式组织特征。

第一，师门可隶属于非正式组织范畴。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导师负责制，导师的指导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由此形成了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相较于研究所、院系、班级等正式组织在形成过程中的结构化和规范化，研究生师门的形成和发展更具自发性、松散性和随机性特征，它现实地存在于导生互动与生生互动之中，其内部人际交往也明显遵循情感互动性，这表明实际运行中的研究生师门可隶属于非正式组织范畴。

第二，师门组织具备非正式组织形成自发性、情感互动性与结构扁平化的特征。其一，师门的形成具有自发性。相对于研究所、院系、班级等由制度规定构建的正式组织而言，师门是由导师和学生自发形成的一种开放式的社会组织。研究生与导师的最初接触在多数情况下是研究生的自发行为，其发生时间很可能早于院系关于导生互选的制度化安排；师门成员间同样具有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的意愿，在彼此的交往与认同之下，自愿结合成师门组织。这一过程虽然也受到院系制定的相关正式制度的影响，但其导生结合的过程一般是基于自发性人际交往的，因此，师门的形成具有自发性特征。其二，师门成员的互动过程遵循情感逻辑。一方面，师门成员间具体互动的产生是基于情感逻辑的，如研究生在探索未知的科研领域时，常常会因遭遇科研难题产生挫败感和无助感，在情感诉求驱动下，师门成员间的非正式互动促使社会情感的产生以满足研究生的情感需求。在此过程中，导师能够适时给予研究生情感关怀和支持，同门的师兄师姐则以“过来人”的身份为师弟师妹纾解困惑。另一方面，师门成员间互动的结果也反作用于情感逻辑的规范作用，如研究生在师门内满足情感需求，更易使其产生群体认同，有信心、有意愿地遵守师门规范、约束自身行为以符合师门共同价值观的要求。其三，师门内部结构呈现扁平化。在师门形成之初，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之间处于相对平等地位，即使导师和学生之间也不存在严格的等级或地位高低之分，此时师门的组织结构带有典型扁平化特征。伴随着互动的持续，基于情感约束的互动规则，成员将自己服从与支持的意愿自发地赋予师门内具有特长的优秀领袖人物，进而产生师门内的核心领导人物以引领师门成员发展，师门内部结构的扁平化特征由此虽有所减弱，但仍是相对于正式组织而言的一大特征。

三、非正式组织理论视域下师门育人机制探析

在非正式组织理论的关照下，具备非正式组织特征的师门之育人机制与非正式互动、非正式社会控制及非正式权威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非正式互动：导生互动及同门互动为师门育人提供内在动力

在师门这一非正式组织中，研究生时刻处在与组织其他成员的互动之中，从互动的主体来看，这主要包括导生互动和同门互动。

1.导生互动

经常性的师生互动是影响学生发展的首要因素。[16]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采用“导师制”，这使得导师成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也赋予导师于师门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导生互动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师门的整体运行。导生间的非正式互动往往是导师和研究生自发形成的，一般发生在制度规定的计划和安排之外。从互动内容上看，导生互动可分为学术性互动和非学术性互动。

学术性互动指的是导生以学术性科研活动为中心产生的互动过程，是导生互动的核心内容。导生间的非正式性学术互动可指向诸如师门会、读书会、座谈会、组会等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导生间发生的学术性互动既可以通过导师主动实施科研指导完成，也可以通过研究生主动进行科研求索完成，在导生的学术性互动中，研究生能够在导师的言传身教中获取知识、吸收方法、获得观点，理解、接受并认同导师的科研态度与学术信仰，获得学术技能及学术情感的双重发展。非学术性互动则指向导生于日常生活方面进行的互动，它与学术性互动相辅相成，同样是导生互动的必要环节。如导师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与研究生交流沟通，及时关心了解、引导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心理状况、生活境遇、发展规划等，研究生则在此过程中感受导师的情感呵护，这使得亲密型导生关系更易形成。无论是导生间的学术性互动还是非学术性互动，其本质均是基于自发性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一种非正式互动：在“求学”的目标追求下，导师和学生自发地形成以学术交流为中心的学术性互动；在“为人”的目标追求下，导师和学生自发的形成以情感交流为中心的非学术性互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