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华南高校与中外学术交流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华南高等教育火种，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高校相继内迁至韶关、梅州、云浮等地，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时，在风雨如晦的战争环境中，内迁华南高校教师群体努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始终坚持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内迁华南高校教师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认识到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想方设法拓宽对外交流渠道，积极参与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对接彼时国际学术前沿，有力地推动战时我国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极大发展。目前，关于华南高校内迁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南高校内迁办学实践与特征、内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内迁高校的个案研究等[1][2][3][4]，对于华南高校在内迁时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所涉较少。内迁华南高校在中国大学办学最为艰难的战争期间，深度参与和见证了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外交作出积极贡献。通过梳理抗战时期内迁华南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脉络，集中展现内迁华南高校中外学术交流的特征及其成效，以期发生在抗战时期的这一段重要的内迁华南高校与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得以彰显，为当今我国高校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内迁华南高校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为了掐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并彻底摧毁中国，“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之目标”[5]，其目标区域“北至平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内地江西，各地学校校产、校舍及图书仪器等设备，付诸一炬者为数甚大”[6]。自1937年8月开始，华南重镇广州连续14个月被日军狂轰滥炸，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华南高校成为日军屡次空炸的主要目标，学校师生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十分惨重，华南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日军摧毁之危险。为延续华南教育文脉，保存民族复兴力量，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等10余所华南高校开启了在抗日救亡中被动选择与主动应对的教育自救行动，先后辗转迁徙至韶关、梅州、云浮等地办学。

全面抗战时期的华南高校内迁在抗战形势变化、地理环境限制、国民政府实施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明显体现出空间位移和时间阶段性的特征。从空间位移来看，这次华南高校内迁总体呈现出由广州沦陷区向四面辐射的椭圆形状，西至云南、广西，南至香港、澳门，北至韶关，东至梅州。全面抗战时期的广东高校主要集中在广州地区，在广东省国民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等机构内迁后，西南的内陆地区以及粤北、粤东偏远地区成为这些高校内迁的主要目的地。从时间跨度来看，全面抗战时期日军一直在扩大侵略，高校的内迁行动已无形中被迫常态化，只是因战争局势松紧呈现阶段性的集中内迁或分散内迁的局面，自1938年10月至1945年秋华南高校内迁出现了三次高潮。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华南高校出现了第一次内迁高潮，部分高校西迁往云南澄江和广西梧州、滕县一带，另有部分高校南迁至香港、澳门。1940年8月滇西战事临近至1941年香港沦陷的一年多时间里，外迁省外和境外的许多高校相继迁回局势相对趋于稳定的粤北战时省会韶关以及附近的曲江、乐昌等地，这是华南高校内迁的第二次高潮。第三次内迁高潮发生在1944年前后，日军攻占韶关并打通粤汉铁路，迁移至此的一些高校主体再次向粤东迁移，另一些则往西边迁移至连县、仁化、罗定等地。

日本侵华战争给华南高校带来深重灾难，但高校以暂时的教育资源转移或战略性放弃为主要形式，保存了华南地区“读书的种子”，给华南高等教育的战时避难和日后恢复争取了时间、赢得了喘息机会，使华南高等教育和华南文脉没有因战争而中缀。各内迁华南高校在战争中虽偏居一隅，但却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教与学以及科研的庇护空间，提供了中外学术交流与发展的良好氛围和土壤，积聚了如王亚南、吴尚时、杨成志、邓植仪、梁伯强等经济、文哲、史地、医学领域的大师级学者，也由此催生了连接中外学者并辐射至海外的一批创新成果。这些学者及其成果在中国近代的中外学术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内迁华南高校与中外学术交流的 特征

尽管抗战时期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势对内迁华南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造成诸多不良影响，但它们的交流活动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在颠沛流离、经费紧缺的环境下继续开展。总体上看，这时期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鲜明地凸现出以下四个特征：多样性、互动性、选择性和政治性。

（一）交流的多样性内迁华南高校中外学术交流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交流的方式与内容上。（1）交换学术刊物与受赠书刊。抗战时期华南高校在积极复办和创办学术刊物的同时，设法与国外学术机构交换学术刊物，以便交流与分享前沿学术信息，如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就编辑出版了一些定期学术刊物与国外学术机构进行交换[7]。除了交换学术刊物外，华南高校也接受国际学界的捐赠，如私立岭南大学于1939年接受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赠书共五箱。[8（2）译介国外学者论著。华南高校十分关注国外学术动态，积极翻译并刊发国外知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如国立中山大学吴尚时翻译了著名地理学家M·巴台尔和马东男的论著，及时引介了国外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3）出国学术考察。华南高校通过国外学术考察活动，获取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而了解国外学术前沿进展，如国立中山大学杨成志获教育部选派赴美学术进修，对人类科学、黑人、印第安人和华侨等项自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4）选派师生留学或实习。选派师生留学或实习也是华南高校进行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如私立岭南大学与美国大学关系密切，表现突出的师生均可赴美国留学，毕业生中成绩最优良者可前往国外工厂实习。（5）邀请国外学者讲学。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不仅能拓宽师生国际学术视野，还能增强国际合作意识，因而成为高校常态性的学术交流手段，如英国都伦大学雷威克、英国文化科学访华团李约瑟、美国国立科学院葛德石等受邀为国立中山大学各院系做讲座，所讲主题丰富多样，涵盖诸多学科专业，极大地满足了各专业学生的求知需求。内迁华南高校中外学术交流的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地理、数学等学科，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呈现出深层次、高水平的特点。丰厚的学术交流不仅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华南高校自身的文化血脉，而且也为推动后续高校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交流的互动性

内迁华南高校中外学术交流的互动性，主要是指交流的双向性：既“走出去”又“引进来”，形成了内外学术交流的良性互动。1940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教授连续在校服务七年成绩卓著者，得离校考察或研究半年或一年”9]。同年9月，国立中山大学也随之发布类似政策《国立中山大学关于专任教授离校考察或研究颁发的布告》，规定“凡教授连续在校服务七年并成绩卓著者，有离校考察、进修或研究半年或一年的机会”10]。因此，该校陆续有符合条件的教授或副教授带薪出国进修或考察["]，利用国外丰富的学术资源开展学术研究，从而增长自身学识和提高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水平。1941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休假进修办法》并通令各高校遵荐休假进修教授，国立中山大学朱之谦、杨成志、侯过等5名教授被荐入选教育部休假进修教授名单，其中杨成志由教育部选派赴美国各省及印第安人分布地从事美国同化开化研究。12」此外，华南高校师生也可以通过自费、获取奖学金或受外国友人资助等方式出国留学，如国立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雷镜鎏自费留学美国研究人类氏族科学[13]，私立岭南大学教师冯秉铨、李兆强、高兆兰均领取哈佛大学、米西根大学奖学金并赴校留学研究无线电学、历史学和物理学。[14]在华南高校师生逐步走出国门的同时，国外学术文化引进来也得到华南高校的重视。国外知名学者受邀来华南高校讲学，如英国贾慧宜、雷威克，美国葛德石等为华南高校学生讲演战时英美大学生之生活与思想、英文作文法、英国诗学、地理系与地质系之新发展、中国在航空时代之地位等报告，英国文化考察专员蒲乐道还专门赴国立中山大学进行文化合作。15」华南高校教师群体中有不少留学归国的学子，如杨遵仪、石兆棠、卢鹤发、胡世华等教授，他们以华南教育为归国第一站，给华南高校学生带来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以教育的方式投身抗战，对华南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内迁华南高校与国外学术交流的路径是一个双向的、动态的、互动的过程，它们不是一味地被动接收国外学术文化，而是主动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互动，在与国外专家学者对话交流的过程中积极汲取国外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三）交流的选择性

内迁华南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对象随战势发生转变，最终形成以英美等同盟国为主的交流新格局。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是古已有之，但近代日本崛起后侵略中国，致使两国关系陷人极不正常的状态，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也由此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英、美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英、美等同盟国除了对华实施军事和经济援助外，还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援华活动，形成了以派遣留学生、互换教授与交换学术资料为主体的文化交流局面。[6抗战期间华南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主要是在盟国间进行，彼时英美国家已成为华南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主阵地，如私立岭南大学7名教师于1939年赴美留学，植物学教授容启东1944年受邀赴美讲学（后因拒绝到中训团受训而放弃出国）。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在1937-1943年间赴英美留学的学生分别有42人和35人。[17华南高校留学生主要集中于英美两国，其留学国家的选择也与学术中心变迁息息相关，美国学术革命使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18]，不但涌现出许多知名学府，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教授，而且学校设施先进、图书设备齐全。此外，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处于领先优势，其资本国力较为强大，因此，战时赴美成为华南高校师生的首选。英国在经济上虽有衰落，但培根的科学方法观、牛顿的地心吸力学说、达尔文的种源论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仍然吸引着华南高校师生远渡重洋求学。抗战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华南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正常发展，使华南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即只选择向英美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借鉴“他山之石”巧琢“己身之玉”，为华南高校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续航的强劲动力。

（四）交流的政治性

内迁华南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政治性，主要是指交流的功能突出政治性特征。抗战时期华南高校与英美国家的学术交流不只是单纯学术文化方面的互动，而是伴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展开的。中国因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其背后潜藏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成为英美国家争相“拉拢”的对象。因此，英国文化委员会、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启动对华文化援助计划，分别选派李约瑟、葛德石赴华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李约瑟于1943年访问考察了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和东吴大学，葛德石于1944年访问考察了国立中山大学。由于两者均属国家政府资助派遣，因此他们的文化交流活动有着抹不掉的政治烙印。尤其是葛德石访华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学术机构甚至政治机构密切联络并建立良好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为加强政治理念传播的目标而服务。19］由此可见，葛德石来华南高校讲学实际上是借机宣传美国政治理念。这种冠名为“互惠性”的学术文化交流模式将对华文化交往的重心直接上升为国家使命，转向对外输出代表国家意志的文化价值观，无疑是一种国家性质的政府行为。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学术文化交流中，战时中美两国属于非对等国家行为体，美国是先进的一方，具有主动的、进攻性的特征，目的为改造对方使其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中国是落后的一方，具有被动的、防卫性的特征，目的为寻求摆脱困境、振衰起颓的出路。面对这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新格局，中国在与美国的学术文化交往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彼时中美学术交流已提升到官方化的层面，具有强烈而严峻的政治性质，一切都以实现国家利益为首要任务。

三、内迁华南高校与中外学术交流的成效

抗战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迁移过程中开展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维系了华南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纽带，不但在战乱状态中促进华南高校教师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助力他们更好地投入本专业领域潜心钻研学问，而且促使华南高校学术跟上国际学术发展步伐，获取国际学术前沿热点。此外，教师的学术交流成果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高校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