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教育，少一些折腾才是硬道理

中国大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大学镜像》是一部理性反思中国大学存在状态的学术著作。作者基于近40年从事高等教育基层管理、研究生教育教学及教育学术研究的切身体验，综合运用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文化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深入刻画和解析了中国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良建议。

《教育家》：您的新作取“镜像”这一概念来探讨大学的存在状态。您认为当前大学需“照见”的核心矛盾是什么？

董云川：首先要说明，《大学镜像》一书并非心血来潮之作，其间的言说源自本人在高校持续从教40年的真切感受。书中的“观点”皆为“观察之点”，所以并不周全，视野局限，难免狭隘，仅供同道商榷。毋庸置疑，今天的大学在“视觉”里的体态投影越来越大，在“知觉”里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而在“智觉”里的镜像呈现却显得模糊离散—世人对教育大多抱有功利性的需求而缺少情意关怀，人们对学术大多偏于工具性的利用而匮乏敬畏之心，学者作为社会的良心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明显式微，学生作为被打造的受体对未知的渴求大幅削减。时光荏苒，象牙塔已然流俗且甘于流俗，而逐渐疏离了大学的使命，师生员工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逐渐被异化为指标、节点或符号式的存在。大学健康发展的核心矛盾“照见”如是。长此以往，大学虽主观朝向于“高质量发展”，但客观上未必如愿。既然难得“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也就遑论“成就卓越”了。任何人，但凡沉心进到院校基层，深入教研一线，触及师生心灵，除非屏蔽五官，否则就不难看到，也很容易感同身受一系统上下，几乎人人内卷于“KPI”，学府众生，皆慌忙无比且从不满足，辛劳不休但缺乏归属感。《大学镜像》的论述立场，就如我2017年写给研究生的新年寄语那样：“我真的不想说教，你完全可以不听。”一个深爱教育的教师身处其间，践行践履，极目所见，有感而发而已，“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董云川，云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教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

《教育家》：大学困境的本质是时代转型的投影，当社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如何挣脱短期主义的锁链，回归“培养完整的人”这一本质使命？这与当前“双一流”建设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

董云川：《道德经》有云：“长短相形…前后相随”，如此方能够“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培养“完整的人”“大写的人”是教育的美好意愿，过去未能如愿，现在尚未圆满，未来总会实现。教育是百年大计，稳步递进，笃定前行，少一些折腾才是硬道理。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个体的人或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组织都各有其生命的节律和蜕变羽化的周期，更别说是由千差万别的人和千变万化的学科所构成的现代大学了。社会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系统交融贯通而成，其中，以文化为根性的大学组织之生命轮转周期相对更长久，生长节律愈发复杂且难以锚定。高教系统的生长发育取决于国家所提供的宏观制度保障，这是其健康发展的前提，缺了这个条件，什么也做不成。而一旦牵涉中观的教育组织运行，进而再深入到微观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一线，核心要件则来自系统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相应的机能发挥状态，任何人、任何组织无论凭借着多么美好的主观意愿也不要时刻想去“规定”他者的言行，更不应频繁地进行各种外在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干预。从理论上看，越往上，“他组织”功效越显著，越往下，“自组织”功能越有效。“高质量发展”是长远之策，需要短期目标及配套任务的逐步累积，最终方可达成。忽视当下，不解燃眉之急，规划的未来就难以实现；但如果仅专注当下，而不论未来，势必会恍惚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人生悲剧有二：一是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另一则是理想已然实现。社会的发展张力以及组织的进步同理。尊重教育规律，凸显生命色彩，勇敢面对未知，永远积极就对了。所以，“211"“双一流”也好，“中国式一流”“世界一流”也罢，不过是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风景线。历经数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回望过去，既已成效卓著；面向未来，更需兴利除弊。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唯愿在求索教育远景之时可以同步感受到生命感、意义感和归属感，并从中获得内在的生发动力。世界远未圆满，社会总在变化，任何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教育家》：有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教育杠杆的效应正逐渐衰减。您怎么看？高校招生政策如何更好促进教育公平，区域间教育资源失衡问题是否有解？

董云川：对此，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当今教育的杠杆作用比任何时代都强大，以至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皆无法淡然地置身事外。从中小学围墙外驻足守候的家长，大学校园内外茫然的学子到左冲右突的“青椒”，再到焦虑的中年骨干以至于各种各样的“戴帽人才”，皆“内卷”其中，概莫能外。只不过这个杠杆所撬动的方向发生了时代性的位移罢了。过去，高等教育作为传承、启蒙及创新的杠杆总能激起一代又一代人宏大的梦想或理想，促使人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今，教育作为强效的杠杆总是撬动起一类又一类人“具象”的心念或欲望，大家更关注教育给现实家庭带来的效应，更关注通过教育所博取的绩效和殊荣，任何个体皆不愿输在“同一起跑线上”，人人争先恐后，都想更快更高地“成功上岸”。

至于招生政策的公平或区域资源的均衡问题，本人研究不深，不敢妄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通过资源配置大幅度地优化了教育的区域均衡。当然，专项政策总是针对一定时空内的情形应运而生，既能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也会联动新的不均衡。正因如此，教育政策才需要与时俱进、动态优化。公平的机制有两种取向：一是“平足”，二是“平头”。前者提供起点和机会，后者在意制约和均衡，各有利弊长短，本人倾向于前者。教育总体上是一项关乎生命成长的温良事业，不该成为竞技拼抢的场域。在高教领域，给予机会、承认差异、尊重个体、包容不同至关重要。至于国家层面的责任担当，本人亦存天真的想象：为了保障公平，自当把“扶持经费”投向弱小的存在，以避免“马太效应”；为了鼓励竞争，应该将“松绑政策”给予高精尖的院校，以促进其创新发展。

《教育家》：当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育人”现象，您认为该如何平衡学术产出与人才培养？

董云川：近年来所谓“重此轻彼”

的现象无非是人为分割而导致的曲解。从根本上讲，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且混沌的系统，教育教学、科学探究以及人际互动皆同步发生于特定的时空，并融会贯通于全过程。大学本身就是探究学问或为个体社会化做准备的场所，教学则属于师生面对预设目标和不确定的进程所展开的协同活动，教育过程可能产出具体的科研成果，也可能没有，但绝不可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这样的教学脱离了科研。反之，任何一个大学教师如若失职于学术研究，就成不了文化传承和探究新知的责任主体，自然也就不合格。我很难相信世界上可以孤立地存在只教书不育人的老师，抑或仅仅只专心作文而不关心育人的老师。说到底，以身作则潜心学问，热情洋溢快乐从教才是正理，写不写文章拿去发表倒是其次。但很多人忘却了教育常识，颠倒了评价重心。

更何况，所谓“科研”的产出周期，在学科之间迥然各异，再加之“利用价值”具有显性和隐性、短期和长远之别。所以，与其说这是教学行为和科研动作的冲突，不如说是学术逻辑与行政管理的矛盾。

《教育家》：近两年，越来越多高校发出学业预警，为“混文凭”敲响警钟。预警之后，高校应如何对存在学业问题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学业预警对高校提高教学质量也是一种提醒。高校对此又该做出哪些反思？

董云川：由于中国大学持续居高不下的毕业率，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忘却了上大学最基本的规则：你进来了，是因为达到了招生条件，而你能否顺利毕业其实谁也没有承诺过，是必须通过努力达到学业标准方可取得的结果。普遍的误解在于，学校对已成年的大学生所承担的是无限责任，加之退出机制并未常态化，而学校又迫于指标考核的压力，不得不对一些后进生采取变通的策略“放水”出门，负面效应因之而生。“混文凭”者历来有之，而当今尤甚。除众所周知的原因外，我以为：客观上是教育方对课业目标和学业过程的把关松懈，使得管理底线一再退让，导致了严进宽出。主观上是受教育者在学习中找不到意义感，同质化的培养过程缺乏乐趣和挑战，象牙塔不再是大学生心目中探究未知或青春勃发的场域，模式化的教师群体缺乏“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个性感召力。曾记得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先生的一记棒喝：不要老责备学生厌学，先得问先生们现在教的是啥，是否值得听，值得学？

真实的问题在于：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太多。突围生机无处不在。一方面，教育管理要严格，使得学生不能混，也混不下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开放且具有弹性的帮扶机制，使各得其所成为可能。要严管底线，依法治校；要放开上限，张扬个性。高等教育既已普及化，自当宽进严出，不要只为“名校”奋争，而要“活学活用，健康快乐”地去探寻生命的真谛。

教育的重点在“育”而不在“教”；“教”是有局限的，而“育”是有周期的。以此相应，教育管理的重心在“理”而不在“管”；“管”的最好结果是“管住”，而“理”的结果才可以“理活”。

《教育家》：近年来，高校学生“空心病”、就业焦虑等问题日益凸显，大学该如何回应这一代青年的精神需求？

董云川：这涉及本人另一个愚痴善念。要知道，基础教育除了作业训练之外，重在为成人奠基，这个过程如果不快乐，长大以后身心发展皆会存在根本性缺陷。而高等教育学生除了打考勤上课之外，还需要度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阶段如果不练就独立思考的本领，毕业后何以效力于国家建设。一言以蔽之，人生每一阶段都不能白活。

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是自己的问题，而一代人的问题当然少不了所处时空所连带的际遇痕迹。教育者口口声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其一，未必真有；其二，其间未必感到安然与雅趣；其三，为师者未必以身作则、心心念念投身其间，上行下效，奈何学子乎？继而再论及在校生的就业焦虑更是本末倒置。我相信，教育自有因果，不好好读书，哪里来的气质？不练就“研究”功底，哪里来的竞争实力？莘莘学子就该安心向学，从教为师自当专心学问，师徒相携共长，在有限的学段里练就一身“武艺”。是日空耗情绪，始终不想钻研，当下问题成堆，怎能奢谈职业规划或择业大计？无论是教育整体还是师生个体，舍弃当下就舍弃了未来。

《教育家》：AI技术正在颠覆传统教育模式，高校应如何避免陷入“技术工具主义”，真正利用技术赋能人的成长？

董云川：人工智能产品相继问世，群情振奋之际，我开始担心作为另一种工具性存在的师生会因此变得更傻。过去数百年的科技史以及乐观人士的说辞，证明了我是杞人忧天。科技进步、世界变迁谁都无法阻挡，落后就要挨打。冲刺向前，存在风险但更多的是生机。教育唯有勇敢面对，积极接纳。好在时至今日，人与技术的边界尚存，因此“赋能”也好，“捆绑”也罢，“吸收”也行，“交互”之后尚存无限变异的可能，总体向好但偶有遗憾的可能，只得随遇而安。从根本上说，外力可以左右教育的行动但无法决定教育的命运，教育唯有坚守“智觉”，才能够区分既要“赋能”又想“操纵”而不愿被“奴驭”的界限。

《教育家》：“文史哲经”是以人类思想、行为、文化及社会规律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性学科。在您看来，如何落实文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人文学科如何走出当前的窘境？

董云川：大学里学科学术鳞次栉比，交互交融。文史哲经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早有共识，为何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依然是“有用无用”之争在特定时空下的矛盾纠葛。当下的问题，一方面，源自外部对这类学科隐性作用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当然也来自这类学者自身的疲软状态。要确立生境、摆脱困境，当然少不了教育管理制度的宽容和维护，而且必须固化于法制的层面，关键在于对教育的功效要有“周期性的等待”。否则，大文科学术功用的隐蔽性和长期性绝对会输给并乖乖让位于显性的科技和应景的实作。同时，学者自身对文科学术功用的自证不可或缺，而这种自证又绝非自嗨于“高精尖人才培养”等口号式的表达。拔尖人才往往来自宽容有机的教育经历，并非刻意打造的模型。历史指明了这一点，而当事者依然自以为是。如缺乏开明的学术生境，无心插柳统统变成有意锻造，无为而治变成刻意作为，是教育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