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亵：网络世界里伸向孩子的黑手

在网络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已延伸至网络世界。自由、广阔的网络社交，潜藏着难以察觉的伤害。一些犯罪分子借由情感操控、身份伪装、威胁恐吓等手段，对未成年人实施隔空猥亵。隐秘性、欺骗性与持久性的叠加，使得这类犯罪更具迷惑性与破坏力。

本期“视点”旨在聚焦隔空猥亵这一现象，试图在法律追责之外，进一步追问未成年人为何容易落入网络陷阱、他们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当前教育存在哪些短板、家庭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从法律、情感、教育、心理等多维度织密未成年人的守护网。

4月9日，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一起隔空猥亵案，高校教师黄某以诱骗、威胁等手段强迫未成年人拍摄裸露照片与视频等，时间长达一年，犯强制猥亵罪获刑五年。隔空猥亵这一现象，再次浮现于大众视野，引发关注。

隔空猥亵，指的是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

这样的案例并非偶然。2018年，针对通过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拍裸照等问题，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等同于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截至2023年已累计追诉犯罪3000余人。

在网络社交低龄化的当下，隔空猥亵犯罪因隐蔽性强、取证难等特点，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灰色地带。为进一步了解隔空猥亵背后存在的问题，《教育家》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检察官李思瑶，她曾经办理过600多件各类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其中不乏隔空猥亵案件。她办过一起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即2024年，舒某因对40多名未成年女孩实施隔空猥亵被判刑15年6个月，是公开报道的同类案件中量刑最重的。

采访过程中，李思瑶表达了自己的疑惑：40多名受害者，为什么没有一个家庭站出来主动报案？同样，冰山之下，更多问题等待着解答，为何未成年人会轻易地提供私密照片给陌生人？网络社交对其而言意味着什么？家庭教育缺失的一角是什么？性教育为何难开展？社会各界要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隔空猥亵揭开的，是未成年人在网络时代共同面临的隐秘之痛。

“闺蜜三步曲”

打造一个被收养、经常被哥哥欺负、长期得不到关爱的小女孩人设，以博取未成年人的同情，是舒某惯用的伎俩。从2019年至2022年，他故意在社交平台上伪装成10岁左右的女孩，换上卡通头像，伪造信息资料，以可怜、孤单的人设与未成年的女生“处闺蜜”，并有策略地开展三步曲：先是交换“真实信息”，再以“身体发育不好，想知道对方的身体发育情况”为理由交换身体隐私部位的照片，最后以威胁、情感绑架等形式索要隐私视频等，持续进行隔空猥亵。

受害的女生大多在10岁左右，她们从未想过，屏幕的另一端竟是一位20多岁的成年男性，在“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看的”“你是我最好的闺蜜”等花言巧语中交付真心，一步一步走向预设的陷阱。

“他太懂孩子的软肋”，李思瑶翻看聊天记录时发现，舒某会利用儿童对友情的渴望要挟她们。有女生拒绝发送隐私照片时，舒某会打情感牌：“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不跟你当闺蜜了”，或是同时跟两个女生成为闺蜜，在群里说：“如果你不发，我就不跟你玩，我要跟她成为最好的闺蜜。”

李思瑶进一步补充，网恋、冒充星探、红包引诱等都是实施隔空猥亵的手段。比如，在另一起隔空猥亵案中，嫌疑人以请喝奶茶为理由利诱女孩发送隐私部位的照片。但网络个性交友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为什么网络社交对未成年人而言如此重要？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 7 . 3 %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一代，网络社交是如同吃饭、喝水一般自然的事情，并且常在内部掀起攀比风潮。在“扩列”“处CP”等网络交友潮中，大部分未成年人将在网络上拥有朋友视作社交资本，甚至会将其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在网名后特意加上“已有闺”三个字。

回顾过往所办理的案件，李思瑶表示，许多未成年人由于学业压力加重、父母陪伴缺失等，在现实里缺少与周围人的交际，更容易沉迷于在网络上寻找朋友，“他们需要关爱与交流”。

此外，舒某还会以各种手段威胁女孩，以“不听我的，我就告诉你父母你偷偷上网”“你给我发照片，你也是违法犯罪”“小心我将你的照片和视频传播到你的学校”等说辞胁迫女孩就范。

这种伪装与胁迫的双重陷阱，使得许多未成年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侵害。

这起隔空猥亵案于2022年被发现，海淀警方接到社交平台报案，称有用户利用社交平台向未成年人索要私密照片。办案人员在舒某手机里发现了40多个以人名命名的文件夹，里面都是未成年人的隐私照片和视频。

李思瑶接手案件查看资料时，看到了满屏的隐私照片和视频，冲击感扑面而来，“血压嘈地一下就上来了”。

如何找到这些孩子，是整个案子最为困难的一环。李思瑶和助理协同海淀警方通过恢复聊天记录、人脸识别、信息比对等多种手段明确了被害人的信息，并前往全国9个省、14个市、16个区县，用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证据，才终于将舒某绳之以法。

为何40多个家庭无人报案？

40多位受害者，竟然无一人报案。这是最初萦绕在李思瑶心里的疑惑。

在和受害者家长打交道的过程中，李思瑶才终于明白间题的症结所在。她解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有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被侵害了，即便意识到，但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有部分家长因受到舒某威胁，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而没有选择报警。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在许多家长眼里，他们认为隔空猥亵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李思瑶办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她表示，大多数家长都会对此存在一种羞耻感，甚至会觉得是孩子犯了错。而这也导致李思瑶等人取证困难，许多父母不愿意带孩子出来做证。

家长担心的事情很多，比如做证会不会被记入档案，开庭是否会被他人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孩子未来。这些顾虑都在多次沟通下慢慢打消。

一些家长拒绝的理由是，不愿意再让孩子回想起当时的痛苦，他们认为这是在撕开孩子的伤口，“时间会治愈一切”。实际上，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机会进行情感的抒发和真实感受的表达，是尤其重要的，这更利于她们走出被伤害的阴影。李思瑶观察到，许多孩子比家长想象得勇敢，他们说出自己的经历后，往往认为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自己的行为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进而产生认可感。

在多个取证现场，李思瑶发现，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支持远远不够，常常是孩子一边做笔录，家长在一旁“骂骂咧咧”。

她印象深刻的是舒某案中的一位女孩何苗苗（化名），她的家庭条件较好，和父母关系融洽。在讲述舒某如何威胁她时，手擦得很紧，但始终没有掉眼泪。可一提到父亲知道情况，打了她一顿时，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何苗苗的妈妈在旁边补充，父女关系一向和谐，这是父亲第一次动手。

李思瑶深受触动，在许多讲述者的故事里，亲子关系是绕不开的难题。另一个家庭曾令她揪心，受害者的父亲知道情况后，当场把女孩打了一顿，责骂孩子：“我曾经跟你说过，不能给陌生人看隐私部位，为什么你不听。”后来害怕司法机关上门取证，连夜带着孩子离家出走。

“其实很多孩子是非常无助的，非常需要家长的支持，如果父母认为是孩子的错误，并且因此打骂她们，她们就会害怕表达自己的感受，造成二次伤害。”李思瑶说道。因此，她常常跟家长强调，犯错的从来不是孩子，而是犯罪分子。

在一次进校园的自护教育活动中，李思瑶提到了一个女孩出门被人性侵的案例，她问在座的学生：“你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有错吗？有错的请举手。”结果让人惊愕，大部分孩子都举起了手。李思瑶询问原因，他们说：“爸爸妈妈说过，小朋友不应该自己一个人出门。”这一刻，李思瑶意识到，为什么受害者能够轻易地被“我告诉你父母”这句话威胁。他们虽记住了家长关于“注意安全”的叮嘱，但也会误以为遭遇危险是因为自己不听话。因此，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时，除了告诉孩子要保护好自己以外，也需给予孩子支持，让他们明白被伤害不是自己的错误。

家长认为隔空猥亵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在一定程度折射了社会舆论对“完美受害者”的要求。“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众多苛求受害者的言论常常出现在舆论场，这导致家长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侵害的事实。李思瑶强调：“我们希望，公众的关注点不在于指责孩子，而是指责犯罪分子。这样，才能改变一些家长的观念。”

如何填补“真空”地带？

有人认为，隔空猥亵并未“实质性”地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侵害，其受到的伤害会小于真实生活里的猥亵。

其实不然。李思瑶解释，由于网络空间的公开性和易传播性，隔空猥亵对未成年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更为深远。身体层面上，犯罪分子会让受害人实施一些对身体有伤害的行为，比如拿异物插入下体，让姐妹二人互相自慰等，这些都会对其身心发育造成负面影响。心理层面上，犯罪分子对受害者进行威胁和恐吓，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隐私照片会被泄露、传播，这如同埋下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恐惧始终如影随形，紧紧地缠绕住她们，让其无法正常生活。

隔空猥亵案件中，受害者的情况各不相同，但都透露出一个共性问题，即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乏，有的孩子甚至是在被隔空猥亵的过程中，都没有意识到被侵害了。

为了从源头改变现状，李思瑶所在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联合社工团队，定期进入学校开展自护教育，向学生科普性知识，告诉学生在遇到性侵害时要勇敢说“不”。李思瑶会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准备不同的科普内容，低幼年级重在告诉他们隐私部位是个人身体的一部分，不能随便让他人看和触碰。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她们会利用趣味游戏让大家脱敏，能够坦然地谈论性教育，并用一些现实案例告诉他们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权利，如何正确认识身体的发育。

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首次出现了“性教育”，其要求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李思瑶指出，部分学校仍然存在性教育科普难以开展的问题。此外，如何把握尺度，让不同阶段的未成年人既能听懂又能接受，还缺乏具体的操作手册来指导学校落地。

自2017年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来，李思瑶明显感觉，近两年此类案件在增多。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亦滋生了风险，这是一类具有时代特征的犯罪案例。舒某案得以披露，最开始得益于社交平台主动移交线索。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社交平台有处理和移送相关违法犯罪线索的义务，但如何在未成年人保护与用户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未来需要进一步摸索和解决的问题。李思瑶介绍，自舒某案后，海淀区检察院与社交平台、公安机关合作，开展了隔空猥亵治理专项，通过合作机制，得以及时斩断隔空猥亵的黑手。

家庭教育理念的错位、性教育科普的失语、网络时代的监管不力未成年人在灰色地带被狩猎，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导致的。李思瑶指出，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需要家庭和学校加强性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让孩子合理使用网络，正确认识性知识，在侵害发生前勇敢拒绝。其次，需要加大打击违法犯罪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意识到此类犯罪行为的后果，震慑更多犯罪分子，减少相关犯罪事件。第三，需要更多的力量推动家庭教育，让家长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更新养育理念，科学育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而社交平台和司法机关，可以进一步加强协作，构建及时的响应机制。“孩子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这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织就一张真正的保护网。”李思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