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远方

一

手机来电，来电人的名字只显示一个字——娘。

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母亲打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她换了电话号码，也不会告诉我。每次打开手机通讯录，看到“娘”这个字，我就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原因失效，变成别人的号码。

母亲的新手机号，总是由妹妹转给我。这些年，母亲的手机号换了好几次，但每次更新后，我都不会打过去验证一下，那边接电话的人是不是她。

总听人说，手机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可我一直觉得，母亲在远方，离我很远很远。我们之间，隔着长长的大路，隔着漫天的大雾。

这次母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在北京住院，问我认不认识什么“大老板”，能不能让他们资助一点住院费。我又急又气：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就算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跟他们开口要钱；气的是，母亲好不容易给我打一次电话，说的事情竟和我们母子无关。

二

我们的家在我童年时就已破碎。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母亲改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母亲是因为对我失望透顶才离开的。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和我从村南的姥姥家回村北我们的家，姥姥送我们。乡村夜晚的月亮明晃晃地照在土路上，路两边的树因为过于高大而显得有些阴森，姥姥对母亲说：“看看你背后的这个孩子，一辈子没出息的样子。”我在后面几米处，但还是听到了，我希望母亲能反驳一下姥姥，但母亲只是叹了口气。

青少年时代，我一直用十分理想化的思维去想象母亲的处境。比如，大家族里人人都愿意帮助她抚养孩子，农忙的时候可以帮她分担劳动。正是这种错觉，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会母亲，再加上来自周边的仇恨教育，让我一想到母亲就会陷入绝望。

等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理解，母亲改嫁，并非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家族内部，因为诸多至今不明的原因，她常和其他长辈、同辈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还不免动起手来。在一定程度上，她也是迫于无奈而走的。

等我长大成人，也掉进家族的泥潭左右拔不出脚的时候，才更真切地体会到母亲当年的艰难。

三

我的年少无知，使母亲在家族里的艰难处境雪上加霜。

有一次，我点燃了爷爷家的草垛。爷爷家的屋外，紧挨着墙根有一个巨大的草垛，每每路过它，我就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想法。比如，忍不住想要知道，火苗会不会从它的中间穿过，烧出一条通道，我可不可以从这条通道爬过去，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

想着想着，我的好奇心就强烈起来。终于在一天下午，我颤抖着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个草垛。一根小小的、不起眼的火柴，在与麦草接触之后，竟然会发生那么大的反应。

先是小范围燃烧，等到我因惊惧而目瞪口呆的时候，火苗已经不可控地变成火球，然后又放大为恶魔般扑来的火势。漂亮的通道没出现，我在被大火吞噬之前逃之夭夭。

此后是如何收场的，我脑中一片空白，我失忆了。母亲没有打我骂我，只是在几天之后跟我说：“去你爷爷家看看吧。”我沉默不语。母亲说：“没事的，你是小孩子，如果有人打你，我去找他们。”有了这个承诺，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爷爷家。

爷爷家的门口，是一幅灾难性的画面：整个草垛变成了一堆灰烬，地面上是草灰与灰黑色的水汪，房屋的土墙壁被熏烧得一片乌黑。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默默转过身去，眼神让人战栗。

有个叔叔走了过来，冷着脸对我说：“你知不知道，就差一点，你把这一排房子全烧了。”那排泥坯草房，是父亲带着五个兄弟花了一个夏天建起来的。

我站在草灰边上，宛若站在世界尽头，想要放声大哭，却哭不出声音，流不出眼泪。生命里仿佛有些东西和这个草垛一起被烧掉了。

四

还有一次，我偷了母亲的钱。

大约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午睡的当口，带着最好的朋友来到村里的供销社，掏出五元面值的人民币，买水果硬糖请客。我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里沾沾自喜。

没想到，供销社的老头，在我们刚刚返回学校后，就去我家里跟母亲告了状。那张五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当时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我把母亲的三十五元藏了起来，藏在客厅里桌子抽屉的底下。偷藏的动机是，花掉这笔钱，买一个孩子所有想要买的东西。但我并不知道，这三十五元是母亲所有的存款，我们家的家底。

丢失这笔钱的母亲哭泣了三四天，她哭得越伤心，我就越不敢承认是自己拿了这笔钱。

直到供销社的老头告发了我，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找回这笔钱剩余还没被花掉的三十元，母亲可以不哭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件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母亲因为这件事和大家庭里的许多人吵了架。她觉得是别人偷了这笔钱，却没想到家贼难防。

我一直觉得，因为这件事，母亲对我彻底失望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内疚感，远远超过其他的事加在一起造成的创伤。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和母亲谈这件事。

五

我随爷爷的整个家族迁往县城之后，彻底和母亲失去了联系。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杳无音信。

一九九二年，我十八岁，在街道的一家工厂打工。突然有个人找到我，说母亲要来看我，问我想要什么东西，她可以买来当礼物送给我。母亲可能觉得，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她想要来和我确认一下母子关系。

没有人在见到自己的母亲时会尴尬，我见到母亲时却手足无措，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那个爱闯祸的孩子的模样。

这次见到的母亲，她的表情很温和，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个面部肌肉紧张、表情焦虑的她消失了。不知道她是怎么磨炼出来的。

我跟母亲要了一辆变速自行车——那个年代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大玩具。母亲带我去县城十字街口的自行车店，我选自行车，她付钱。那辆车三百多块钱，是我三个月的工资，母亲帮我付了这笔钱。我觉得母亲真有钱，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我们俩都显得挺自豪。

骑上组装好的新自行车，我一溜烟地消失了，忘了有没有和母亲告别，但母亲那温暖的笑脸，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后来，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追到了女朋友。再后来，女朋友变成了妻子。所以，要谢谢母亲。她用很少的花费，间接地帮我成了家。

六

我和母亲联系的频率，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最长的时候有七八年不联系，常见的是两三年不联系。最近这些年好多了，每年春节，当我们一家四口出现在大埠子三叔家，准备去给父亲上坟的时候，我都会见母亲一面，长则半个小时，短则几分钟。

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伸着手招呼她的孙子、孙女，和她的儿媳妇热络地聊天，两个人不时欢笑。我在旁边给他们拍照，一家人亲热得宛若别的家庭一样，好像没有分开那么久。

但当只剩下我和母亲的时候，场面就冷清下来。母亲会说“你忙吧”，然后静静地转身走了，我有时回答一声“好”，有时默不作声地看着她走。从这一走，到再见时，又是一年。

我的性格里，有一些与母亲性格相似的东西——很矛盾、很顽固、很复杂，会为一件小事热泪盈眶，也会在重大的时刻心冷如铁。

在我最艰难的时光里，从来没有想过向母亲求助。上中学时需要交五毛钱给老师拍学生证的照片，我去向一个叔叔要钱，没有要来，但在路过母亲家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去找她要。我想还是不要打搅母亲，让她过自己的生活。

母亲大概也是一样的想法。她从来不为自己的事给我打电话，偶尔有小事，也是让妹妹给我带话。

七

表姑曾好几次跟我说：“多跟你妈通个电话。”我满口答应，每次却在打开手机通讯录找到她的电话号码后没有拨出去。因为我不知道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母亲会开口说什么。

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母亲，她也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儿子。

除了知道我有两个孩子，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其他的情况。除了确定每年母亲会在村口三叔家里等我，我也不知道母亲的状况——她的身体好吗？她和家人相处得好吗？冬天有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有人关心她吗？

我经常会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人敲门，母亲来了，她已经老了，老到无人愿意照料，只能投奔她唯一的儿子。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她的第一句话：“娘，您回来了。”

（心香一瓣摘自现代出版社《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