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里特岛开始的二十世纪？

二0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亚美尼亚裔议员加罗·帕伊兰在推特上发布了奥斯曼帝国时期迪亚巴克尔省里杰区区长侯赛因·内希米的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内希米因违抗奥斯曼帝国政府强制迁移亚美尼亚人的命令而被杀害。帕伊兰写道：“希望这片土地能成为侯赛因·内希米们的国家，而不是塔拉特帕夏（强制迁移的始作俑者）们的国家。”在“一战”中保护亚美尼亚人的经历只是内希米悲惨人生的一部分，对亚美尼亚人的强制迁移也不是内希米人生中唯一一次遭遇的对少数族裔的迫害：侯赛因·内希米是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在十九世纪末克里特岛先取得“自治”后并入希腊的过程中，他这样的克里特穆斯林同样遭遇了暴力驱逐。在逃亡到奥斯曼帝国本土后，内希米也写过长篇作品， 描述难民的悲惨遭遇。作为族群冲突的受害者，内希米最终选择为保护其他少数族群而死，令人唏嘘。不过比起“一战”时的亚美尼亚人，克里特岛的穆斯林的遭遇在今日几乎被遗忘。美国里海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乌尔·泽卡利亚·佩切博士于二0二四年发表的著作《岛屿和帝国：克里特内战如何动员奥斯曼世界》（以下简称《岛屿和帝国》）重新发现了这段历史，并且佩切将克里特岛的地方史和二十世纪的全球暴力史结合起来，揭示了这段被遗忘的暴力史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传统的历史书写由民族史学主导，克里特岛的暴力史在土耳其的民族史学中被视为希腊人的“反叛”，而在希腊的民族史学中被视为反抗暴政的“革命”。佩切摈弃了这两种称谓，则将克里特的冲突视为“内战”。他认为内战的特点是士兵和平民之间界限模糊，且交战方有相似的属性。他认为这两点都很符合克里特的情况：在克里特的冲突中没有明确的士兵和平民的界限，此外，交战双方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都讲希腊语。佩切希望能在政府档案和本地资料的基础之上书写一部关于像侯赛因·内希米那样在内战中被驱逐的穆斯林难民的历史。

本书的正文部分包含五章，前三章主要讲述克里特问题的由来以及克里特穆斯林被驱逐的过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克里特爆发了严重的族群冲突。基督徒控制的“协会”组织发动了武装斗争，杀害或者驱逐农村地区的穆斯林。在欧洲国家的压力之下，奥斯曼帝国被迫在一八九八年撤出了在克里特的全部军队。次年克里特岛成立了欧洲列强领导下的自治政府。克里特自治后，一些穆斯林在政府中任职，并参与市民组织。基督徒政治家也意识到保护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意义，例如克里特自治政府的总理埃莱夫色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后多次出任希腊总理）就认为克里特自治政府对穆斯林少数的治理能够为未来的希腊提供宝贵的治理少数民族的经验。然而克里特穆斯林群体最终仍然消失。

本书正文的后两章和结论章讲述的是克里特岛穆斯林流亡到奥斯曼帝国本土后的历史。一九0八年， 克里特并入希腊。从克里特流亡到奥斯曼本土的难民参与组织了一系列抗议集会。伊斯坦布尔和省城的抗议集会喊出了共同的口号“克里特或死亡”，佩切认为共同的口号表明克里特已经成为动员奥斯曼国民的一种手段，而克里特穆斯林难民在动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外，奥斯曼帝国多处爆发了抵制希腊商品的运动。抵制运动不仅针对来自希腊的商品，也针对持有奥斯曼国籍的希腊人的商品。克里特穆斯林难民积极参与了抵制运动。他们明白，肉身驱逐和财产破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们可以通过抵制运动破坏奥斯曼籍希腊人的经济利益，他们最终就可以逼迫这些人离开奥斯曼帝国，就像克里特的基督徒逼迫他们离开克里特一样。全书的结尾是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一个是佛查的克里特穆斯林难民侵害当地的奥斯曼籍希腊人的故事，另一个则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侯赛因·内希米为保护亚美尼亚人而牺牲的故事。有些受害者最终变成了加害者，而有些受害者则保护其他少数族群不受侵害。

佩切的作品反映了奥斯曼史学界近年来的一个新变化，即从人的视角而不是从国家或是政府的视角书写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历史。传统上，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从外交史的角度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不过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国家和政府转移到在奥斯曼帝国丧失的领土上生活的人。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两本。一本是莱依拉·阿姆齐- 埃尔多杜拉尔的《奥斯曼欧洲后传》（The Afterlife of Ottoman Europe ）。这本书研究了一八七八年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失去波斯尼亚后留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另一本是弗拉基米尔·哈梅德- 托洛扬斯基的《难民帝国》（Empi re ofRefugees ）。这本书研究的是从北高加索流亡到本土的穆斯林难民。与这两本书的路径类似，《岛屿和帝国》书写的是克里特穆斯林这一群体的流动史。通过描述克里特穆斯林的经历，佩切把克里特岛的历史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历史结合在了一起，从政府和国家之外的视角书写了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可以预想，今后会有更多的作品从人口流动的视角书写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本书的优秀之处远远不止这一点。佩切认为，自己的专著有三点主要的贡献，一是将十九世纪末克里特的族群冲突视为内战，而非革命或反叛， 二是研究了十九世纪末国际共管克里特的历史，三是指出了穆斯林难民在奥斯曼帝国末期政治运动中的主导作用。笔者认为，第二点是本书最突出的贡献。传统的历史书写将近现代国际政治史视为民族国家取代其他国家形式的历史。然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时，国际共管也成为大国协调解决国际问题的新形式。海瑟·佩纳泽尔指出，国际共管有接近三百年的历史，历史上至少有七千五百万人曾在国际共管的土地上生活。此外国际共管地往往是国际热点地区，比如十九世纪末的克里特岛和冷战后的波斯尼亚。这些因素使得国际共管常常和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不过，国际共管体制在学术界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话题，佩纳泽尔指出，目前还没有学者对国际共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过专题研究。然而在国际冲突愈演愈烈的当下，当民族国家和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之时，重新审视国际共管制度的历史遗产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佩切对克里特岛国际共管的研究回应了当下世界的需要。

此外，佩切的专著成功地将地方史和世界史结合在一起，揭露出十九世纪末克里特岛的暴力史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前文已经提到，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伴随着领土缩水和人口减少。奥斯曼帝国撤出后，民族国家在巴尔干建立起来，然而民族国家建立的副产品是对本地其他少数族群的屠杀和驱逐。马克·列文指出，现代历史上的种族灭绝是一条通往独立和现代化的“近道”。巴尔干的新生国家选择了这条道路，在这之后，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少数族群施加的暴力一再发生。然而，比起“一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暴力，克里特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衰亡过程中遭遇的暴力却被遗忘了。民族主义史学甚至会正当化这种暴力，将其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奥斯曼帝国衰亡过程中对少数族群的暴力是二十世纪其他地区的暴力的前传，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罗伯特·格瓦特在《战败者》一书中指出，“一战”后各个族群之间的暴力不是从“一战”开始的，“在东南欧和地中海的战争不是在一九一四年，而是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开始了……巴尔干国家联盟把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除色雷斯东部一个小据点外所有的欧洲领土上赶了出去，并引发了对该地区穆斯林居民包括屠杀、强迫改变信仰和驱逐的暴力狂潮”。佩切更进一步指出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就遭遇了类似的暴力。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暴力背后的逻辑。在干预克里特内战时，欧洲国家设计的解决方案就是将穆斯林和基督徒分开，因此在共管克里特时，欧洲国家鼓励克里特穆斯林离开。佩切指出，这一逻辑将单一的人口结构视为地区稳定的基石，后来成为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人口大交换的思想基础。笔者认为，欧洲国家不仅在干预克里特时使用了这套逻辑，也把这套逻辑强加到其他地区，例如“一战”之后的中欧，然而在欧洲干预下诞生的新民族国家并没有带来稳定，而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佩切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一套给二十世纪的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逻辑首先被欧洲国家用在十九世纪末的克里特。克里特岛穆斯林的灭顶之灾是之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少数族群所遭遇的灾难的前兆，而欧洲国家对这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某种程度上说， 动荡的二十世纪是从十九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克里特岛开始的。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本书正文部分的一些章节有大量的叙事， 但是却缺乏分析。佩切在第二章花了不少笔墨描述欧洲国家对克里特的干预及其背后的逻辑，但是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指出这些逻辑对二十世纪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深远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另外，他或许高估了克里特并入希腊引发的抗议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影响。佩切指出在奥斯曼帝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多个省城都爆发了抗议，他认为这些抗议“动员奥斯曼世界”（本书副标题），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抗议的规模。如果这些抗议只有不到一千人参加，如果抗议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当地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成员，那么这些抗议就不足以“动员奥斯曼世界”，只能说是不成功的全国性动员尝试。总之，本书在叙事和分析上都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佩切的《岛屿和帝国》一书是一部翔实的历史学作品，是一本将地方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的优秀学术著作。佩切不仅发掘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也指出了这段历史和我们更熟悉的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二〇二四年，希腊为土耳其公民提供了有限度的落地签服务。然而，克里特岛并不在落地签范围内，侯赛因·内希米的后人们仍然需要经受折磨人的申根签证手续才能拜访自己的祖辈生活过的土地。当下的世界仍然处在动荡中，族群之间的冲突仍然在延续，给侯赛因·内希米等克里特穆斯林带来灾祸的逻辑仍然在给世界带来灾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岛屿和帝国》的出版是一场及时雨，它能让我们反思今日动荡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