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的逻辑，还是和平的修辞？

二0二二年二月，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这场饰以“特别军事行动”之名的征伐时，欧洲政治精英几乎一致臆想这将是一场倏忽即逝的闪击战，基辅政权将在数周内崩溃。彼时， 欧洲各国纷纷表态支持乌克兰，承诺提供“必要援助”，这种表态仿佛是一种道德姿态的展示，而非实质性的战略承诺。然而，基辅的顽强抵抗与欧美持续的军事援助，使战争进入了一个谁也未曾预料的长期消耗阶段。如今，随着前线态势的日益不利、西方援助的逐渐疲软，以及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乌克兰的命途似又立于存亡之际的抉择关口。究竟是何种力量塑造了这场战争的走向？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在哪里？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欧洲政治的内在矛盾，以理解这场战争的深层逻辑。

欧洲支持的幻象与现实

在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未来战争的面貌》（The Future of War： AHi s tory ，2017）一书中，这位英国著名战略学者曾警告西方民主国家对未来冲突的天真预判。尽管该书写于俄乌战争爆发前几年，但其中的洞见却在当前冲突中得到了惊人的印证。弗里德曼认为，西方社会对战争的认识已经深刻扭曲，他们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一种可以通过先进技术快速解决的“手术式行动”，而忽视了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残酷的、持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暴力形式。

“战争从未像许多西方政治精英所想象的那样干净利落、短期见效。”弗里德曼在书中这样写道，“从越南到阿富汗，从伊拉克到利比亚，西方对战争进程的乐观预期一次次被现实否定。然而，这种乐观偏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和平年代愈发强化。”这种对战争本质的误解，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了新的佐证：欧洲最初对乌克兰的承诺建立在一种短期战争的臆想之上，他们想象中的支持是为乌克兰提供充裕的武器以支撑至谈判端绪的开启。当战争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时，这种支持的性质与规模便显出了根本性不足。

弗里德曼进一步揭橥了西方军事思维中的一个根本悖谬：一方面，西方军队不断追求技术优势与精确打击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技术至上主义却削弱了西方对地面占领、人口控制等传统战争要素的重视。这一矛盾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国家关注精确制导武器的提供与技术支持，却忽视了乌克兰在人力资源、后勤补给与工业动员方面的根本性劣势。弗里德曼称之为“有效性幻象”（illusionof effectiveness）—相信技术优势可以弥缝战略深度与持久力的匮乏。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弗里德曼在书中预见性地指出了“强势国家的弱点”与“弱势国家的强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传统大国往往具备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却在承受伤亡、维持长期战争动员方面表现脆弱；而那些表面上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可能拥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与战略耐心。这一观察在俄乌战争中得到了双重印证：一方面，乌克兰展现出了超乎预期的社会韧性与抵抗决心；另一方面，欧洲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承受能力却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削弱。

在更深层次上，弗里德曼的分析揭示了民主体制在长期战争中的结构性弱点。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必须不断向选民解释战争的必要性与代价（代价往往就是选民本身），面临着定期选举的压力，这使得他们难以维持长期且代价高昂的军事承诺。相比之下，威权体制能够更为强势地调配资源、管控信息并遏制反战言论。俄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体制差异对战争走向的影响就越明显。欧洲领导人面临着选民对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与经济下滑的不满，这些国内政治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

弗里德曼对西方战略文化的另一洞见是“记忆的周期性失忆”—每一代西方领导人似乎都需要重新学习前几代人已经掌握的战争教训。冷战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段罕见的宁谧与昌盛时期，战争被视为一种遥远的、几乎是抽象的现象。这种历史断层导致了当代欧洲政治精英在面对俄乌战争时的准备不足—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军事能力，还是心理层面的战略理解。他们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性与持久性，也高估了自身影响战争进程的能力。

战争的逻辑与欧洲内部分化

战争一旦爆发，便彰显出其内在的辩证逻辑与动力学。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On War ）中所言，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续，但它拥有自己的语法。这种语法往往会反过来塑造政治目标，使得战争的实际进程偏离最初的设想。

在这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与斯蒂芬·沃尔特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7）中对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塑造外交政策的分析，为理解欧洲对乌立场的内部分化提供了有益启示。尽管该书聚焦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但其核心论点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外交政策往往并非源自客观的国家利益衡量，而是为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微妙博弈所裹挟。

这一观察在欧洲对乌政策中得到了印证。欧盟内部的立场分化，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不同成员国的历史记忆、地缘境遇与政治生态。以波兰为例，其对俄罗斯的历史伤痕与地缘邻接，使其自然成为对乌援助的坚定支持者；而德国则受到其“二战”后和解文化、对俄能源依赖以及工业界压力的多重影响，表现出更为克制的立场。这些国内因素的作用，使得欧盟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对俄战略，而是呈现出“多速欧洲”的特征—不同成员国以不同步调、不同程度地参与对乌支持。

米尔斯海默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更新版2014）提供了理解俄乌冲突更为宏观的框架。在这部奠定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的著作中，米尔斯海默申辩道，大国行为主要为地缘政治逻辑所驱动，而非意识形态或国内政治因素所左右。“大国害怕彼此，总是竞争权力，并且努力在彼此之间建立优势。”这一论断对解析俄罗斯的行为动机以及西方反应的局限性具有洞幽烛微之效。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非源于普京的个人野心或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对北约东扩这一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构性反应。同样，西方对乌支持的局限性也不仅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而是受到大国竞争内在逻辑的制约—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升级控制需求。米尔斯海默早在二0一四年就警告，西方将乌克兰拉入自身阵营的尝试必将引发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而当前冲突正是这一预警的悲剧性实现。

这种结构性解释直击欧洲主流的道德叙事范式之软肋，后者倾向于将冲突简化为“民主对抗专制”或“国际法对抗侵略”的道德二元对立。米尔斯海默主张，在洞悉大国行为时，地缘政治因素往往较规范性考量更具本质决定性。这一视角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实际行动常常落后于其道德修辞—他们不得不在价值宣示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寻找平衡。

沃尔特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分析提供了另一个关键视角。在《以善意铺成的地狱》（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2018）一书中，沃尔特批评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自由霸权”共识，认为它导致了一系列战略失败。特朗普的崛起，在沃尔特看来，部分反映了美国公众对这一精英共识的反叛。这一分析对理解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对乌政策具有直接启示：特朗普的交易式思维与对传统同盟关系的怀疑，可能使他更倾向于寻求某种形式的地缘政治妥协，而非坚持价值观外交的理想主义立场。沃尔特还指出，美国的战略退缩将迫使盟国面对一个不舒适的现实—他们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这正是当前欧洲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俄乌战争揭示了欧洲安全对美国保障的深度依赖；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当选又使这种保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种矛盾处境加剧了欧洲内部关于战略自主的争论，也影响着其对乌克兰的政策取向。

欧洲的战略自主幻象与困境

欧洲的战略自主一直是一个饱含争议的概念建构，其野心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在斯蒂芬·沃尔特的经典著作《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1987）中，作者发展了“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结盟的目的是平衡威胁而非权力本身。这一理论为理解欧洲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困境提供了有益框架。

根据沃尔特的理论，欧洲列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战略权衡，其微妙之处如同中世纪的权杖与十字架之争：一方面，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构成了直接威胁，推动欧洲与美国加强联盟关系；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美国又可能导致自主性丧失，特别是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下。这种两难处境解释了为何欧洲在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又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的必要性。然而，没有物质基础的战略野心往往导致政策上的犹豫不决与摇摆不定。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离岸平衡手”概念，也为理解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洞见。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其最佳战略是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大陆，而非直接卷入每一场地区冲突。从这一视角看，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其程度取决于俄罗斯威胁的严重性。一旦冲突进入僵持阶段，美国的战略兴趣可能转向寻求稳定局面，而非追求乌克兰的完全胜利。

这一理论框架揭示了欧洲战略自主的根本困境：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却又担心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发生转移。俄乌战争初期，欧洲与美国展现出罕见的团结一致；但随着战争持续，双方在战略目标与承担代价方面的分歧日益显现。美国更关注大国竞争的宏观格局，而欧洲则直接面对俄罗斯威胁的地缘压力。这种结构性张力，加上特朗普当选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欧洲的战略自主愿望与现实能力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拉大。

米尔斯海默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评估也值得关注。他意识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面临着永恒而深刻的存在主义挑战，欧盟作为一个战略行为体的能力受到多重因素限制：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决策机制的低效、军事能力的不足以及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俄乌战争既强化了欧洲对一体化的需求，也暴露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结构性障碍。

这种战略能力的缺失在欧洲对乌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国家能够提供经济援助与部分武器系统，却无法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维持对乌克兰的全面军事援助。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缺乏能够左右战争进程的阿基米德支点，其战略困境恰如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徒具智慧而无法挣脱锁链—无论是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还是对和平进程的塑造能力，都高度依赖美国的参与。这种能力不足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主张在现实中沦为一种修辞多于实践的口号。

特朗普当选与战略转折点

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无疑将成为俄乌战争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理解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政策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of World Order ，1996）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框架。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学界备受争议，但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多极世界的预见，在当前全球政治格局中显示出新的相关性。

亨廷顿早在冷战结束初期就警告，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认同将成为全球冲突的新驱动力。这一视角对理解特朗普的世界观具有启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与亨廷顿对西方相对衰落的担忧存在共鸣。在这种思维下，美国不应将有限资源投入到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项目中，而应专注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这一立场与欧洲基于价值观的外交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导致跨大西洋关系在俄乌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亨廷顿的另一洞见是对“核心国家责任”的强调—每个文明区域都有一个主导大国，它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发挥秩序维护作用。这种地缘文化分区的思维与特朗普倾向的“大国协调”模式高度契合：在他看来，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各自管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相互尊重而非价值观输出来维持国际稳定。此等思维路径，恐促使特朗普倾心于与普京谋求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地缘政治均势，其精妙处不啻梅特涅治下的欧洲协调，因此，也就一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

更令欧洲担忧的是特朗普对传统同盟关系的功利性态度。在他的交易式思维中，北约等安全联盟被视为成本中心而非价值共同体。这种态度与亨廷顿警告的“西方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呈现出微妙张力：一方面，特朗普认同西方面临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却不愿为维护西方价值体系承担传统的领导责任。这种矛盾可能导致他在俄乌问题上采取某种形式的“分区和平”策略—承认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利益，同时敦促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