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屁股

一

在我老家，管折耳根叫“猪屁股”。我向很多老者打听过这个名字的由来，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而最有模有样的，恐怕是“猪鼻拱”的讹传：这种植物喜阴怕光，总长在温暖潮湿的角落，猪常被它的气味吸引，将它拱出来吃掉，故一些地方的人将它称为“猪鼻拱”或“猪鼻孔”。而我们什邡人叫它“猪屁股”，很可能是一开始听岔了，但觉得好玩，于是就坚持这么叫了。你到什邡的菜市场上喊“来一斤猪屁股”，老板绝不会给你一斤真的猪屁股—我们管那东西叫“座墩”。

不同的地方，对这种学名叫蕺菜、俗名叫折耳根的植物，还有很多奇异的叫法。广东人叫它狗耳贴，关中地区称之为菹菜，有的地方叫它虎耳草，有的地方叫它臭菜，有的地方叫它鱼腥草—我觉得这一个最贴切、最生动，也最有切肤之感。它与榴梿、臭豆腐、活珠子、臭鳜鱼等“重口味家族成员”一样，是爱者巨爱、恨者狂恨的东西，甚至有人还因此惹出巨大的纷争。

我第一次吃猪屁股是吐了的，吐得翻肠搅肚，吐得翻天覆地，吓得给我喂菜的七姨以为闯下了泼天大祸。她十分不解，这么新鲜好吃且价格不菲的东西，竟让小家伙出现如此剧烈的反应。那一年我3岁，我身体的防御系统以强烈的排斥反应，将猪屁股标注为“高危生物”。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视猪屁股为敌人，大人们也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将我和它远远地分隔开，让我们不再彼此怨憎。而后来我又是怎么开始吃猪屁股，并将它视为最爱的呢？这与我妈妈的一段临时工经历有关。

我6 岁那年，妈妈到马井镇卫生院负责做饭。马井镇据说是因刘备当年路过此地，马足陷井而得名的。20世纪70年代，我们那里交通不便，马井镇离县城10里，步行要走半天，骑自行车也要很久。为了工作方便，妈妈索性住在那里。当时离上学还有一段时间的我就作为小跟班跟了去。

卫生院的生活区是一处三进小院，妈妈和我住在进门第一间，那里以前是门房。往里是更安静整洁的正房，住着几个外地来的医生。后院是灶房，中间是一个终年湿滑的天井。灶房有一个烧柴的大土灶和一个烧煤的铁桶炉，前者用来炒菜，后者用来煮饭、烧水。医院十几个人吃饭，妈妈一个人当炊事员，中午有一个婆婆来打下手，不领工资，只要潲水。

妈妈是个天才厨师，却不是个好炊事员。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唯独不喜欢洗碗和收拾杂物等琐碎活儿。如果是在家中，人少碗少，倒也罢了；而一个卫生院十几张嘴，几十个碗盘杯碟，实在令她烦躁。

更令她不舒服的，是她的临时工身份。她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群天天看书读报，说话斯斯文文、从不吐脏字的人，一个眼神里就可以加胡椒面。妈妈不喜欢知识分子，但又拼命逼我好好学习的心理，大概可以溯源至此。

在医生里，令妈妈最不舒服的是薛姨。薛姨与妈妈年龄相差不大，长相普通，但“自视甚美”。妈妈不爽她的，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是高傲看不起人，尤其是临时工和杂工。我妈说她每次进厨房，都是把鼻孔当眼睛用的。这话我多年后在一本芭蕾舞演员形体训练书上看到了，说这是显得气质高贵的重要秘诀，我笑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第二点是挑剔，这是由第一点衍生出来的。既然看不起人，自然看不起他们做的事，不管妈妈怎么用心做菜，都很难换得她一个稍稍满意的眼神，仿佛一旦露出满意的神情，就显得她见识不多，失了高贵。

第三点让妈妈不爽的，是薛姨的爱干净。爱干净本身是好事，但与妈妈的工作发生了直接冲突。薛姨用热水的量很大，但当时医院没有锅炉，全凭厨房的煤炉烧水。好不容易用手摇泵汲出一桶水，在恹恹的煤火上烧开，准备做饭的时候，薛姨就傲然地拎着她那个巨大的热水瓶，旁若无人地舀走一大半。因为她占用了做饭资源，妈妈预计的开饭时间常常因此延迟，这引起众人的不满，甚至说话一向委婉的院长也直接批评了妈妈。妈妈很是委屈，对薛姨便更加不爽。但从薛姨的角度看，每天多用几瓶热水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她在老家时，单位有锅炉，可以无限量续水甚至洗澡；到了这个穷乡僻壤，不仅用水不方便，还要看临时工、炊事员的眼色，心中自是千百个不爽。两个彼此不爽且都有几分要强的女人，像两个越来越鼓胀的气球，在这么个小小的地方，终于有一天碰撞在一起，引起一场“战争”。

二

“战争”的导火索，就是猪屁股。

那天中午，主菜是萝卜烧肉，配菜是凉拌青胡豆，再加一份冬瓜汤。送菜的大爷为讨好妈妈，悄悄添了一撮猪屁股，说是早晨刚挖的：“送给你尝个鲜，野生的，香得很。”

妈妈没有独享，而是将它洗净，切碎，拌到青胡豆里，撒了点儿葱、姜、蒜和小米椒，淋上点儿酱油、醋和鲜榨的黄菜籽油，就成了川西坝子上一道风味独特的小菜。看着盘子里这道青红汇聚、色彩绚丽的菜，妈妈有一种艺术家完成一件得意作品的快感。

卫生院的人都很喜欢这道菜，连院长都啧啧感叹，说吃到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就在这时，听到有人“哇”的一声吐了，很夸张、很放肆地吐在天井里，然后到手摇泵那里拼命摇泵取水，仰起脖子哇啦哇啦地漱口。

是薛姨。

对于薛姨，妈妈早已不指望她认可自己的厨艺。但薛姨如此行为，却是不曾想到的。对妈妈来说，哪怕有一个人吃她做的饭不爽，都是一起事故，何况是出现这样剧烈的反应。

大家当即少了边吃饭边说笑的兴致，有人帮忙送水送纸，有人则端上碗筷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

薛姨厉声问道：“不是说这厨房里不能有猪屁股吗？怎么坏了规矩？”

确实没人告诉过妈妈有这规矩。况且，川西坝子的灶房里不能有猪屁股，这规矩也太诡异了吧？

妈妈问正准备开溜的院长。院长尴尬地一笑，说以前是这么说过，因为有个别同志不喜欢那东西，但“不是硬性规定”。

“ 有个别人不喜欢就要禁止，这未免太霸道了吧？有人不喜欢麻味和辣味，有人不喜欢萝卜和豆腐，是不是都要禁啊？那这个饭就没法做了。”

“做不了就不要做，总有人会做！你看你做的那菜，连你儿子都不爱吃，背着你埋去地里了！”

薛姨的反击，戳中了我妈的软肋。之前我确实悄悄地将猪屁股埋到了花圃后面的红砖下，不料竟被薛姨看到了，如今成了反击我妈的武器。这让我妈猝不及防，她委屈地望着我。

这时的我，心里冒出从没有过的保护妈妈的欲望。我腾地跳起来，叉着腰对薛姨说：“你乱说，我没有！我喜欢妈妈做的菜，我喜欢猪屁股！”

“你喜欢还往碗外面扒？”

薛姨抹抹嘴，把我往花圃拖，要让人们一起看看“罪证”。

但花圃后的红砖下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我看到几只半大的鸡得意扬扬远去的背影。它们救了我！

“一定是鸡吃了！”

薛姨有些不甘，但嘴显见地软了。

我端起自己的小饭碗，跑到灶台上，搛起猪屁股，大口地吃，努力掩饰着不适，尽量显出轻松和贪婪。最初是装的，但装着装着竟变成真的了。

那是我第一次“保护”母亲，同时，我也不再排斥甚至还喜欢上了猪屁股。

薛姨虽然在那场争吵中失败了，但这件事以及过往的不快令妈妈很不舒服。最终，妈妈辞工离开了卫生院，结束了那段并不愉快的临时工经历。院长很不舍地说：“院里很快会有招工指标，本来也考虑了你的。唉……”

妈妈失去了这辈子最后一个进单位当正式工的机会，但她并没有什么遗憾，即使在多年后听说接替她的厨师退休后能拿3000多块钱，她也没羡慕，只是淡淡地说：“少受了好多的冤枉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