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书评

我们今天认为依然有效的图书批评（书评）是精英启蒙大众想象性建构出来的。因此，不仅是好书的定义、经典的确立和阅读风尚的引导，甚至是整个图书的生产和消费流程都控制在所谓的文化精英手中。20世纪90年代，图书的市场化慢慢发育壮大，图书消费属性的合法性确立，大众阅读的欲求被激活和释放出来，而随着互联网的到场且技术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掌握，影响图书生产和消费的力量转移到网络空间。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生产和消费，也给传统意义上书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尤其是读者的下沉和扩容，带来市场的细分，读者的阅读品格并未相应地上行，那种“读者与作者的见解和趣味的较量”，那种“世界有这许多分歧差异，所以它无限，所以它有趣；每篇书评和每部文艺作品一样，都是这‘无限’的某一片面的摄影”（朱光潜：《谈书评》）的书评，渐渐式微。我们常常说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批评场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新媒体时代的阅读空间和国民阅读生活中，再造新的“书评”，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新传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书评？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2007年9月5日的“全媒体书评时代意味着什么”图书论坛就是基于以下的现实。

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诞生了豆瓣这样的开放书评形式，书评进入了全媒体时代——全民或终端评论时代。在这个网络时代，每个读者都是书评人，来自终端的、真心阅读后的评论，加之网络带来的对市场反应概率的实时客观反应，此类终端自发的书评后来居上，成为人们阅读购书指南的同时，也成为出版社策划营销的风向标。那么，以《纽约时报》书评为代表的纸媒书评大势已去了吗？还是仍然代表最经典的阅读及购书指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电视书评节目进入辉煌时代，上一次著名书评节目就是书籍畅销的保证，中国的书评或读书节目是否也能创造辉煌？还是已经失去机会？（蔡晓玮：《全媒体时代，你在哪里看书评？》，《东方早报》2007年9月6日）

2013年8月13日，韩少功、张旭东、王晓明等作家和学者参加的“书评时代——2013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提出：“全媒体时代，纸媒书评是否大势已去？”王晓明认为：“多种力量都在试图征用书评家，它们所看中的是你的专业性和建立在专业性上的权威。但这没法保证所产生书评的公共性。”“一个好的书评时代需要专业的书评写作与豆瓣的样式和类型的写作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也许可能重新焕发书评的公共性。”

在新媒体时代来临之前，是报纸副刊和专业书评杂志主导的书评时代。改革开放初期，《书林》和《读书》正式创刊。作为精英参与文化实践和社会改造的书评写作是整个图书生产和传播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比如《读书》和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是彼此生发的。《读书》所评之书，基本上处在思想文化前沿。1985年，济南召开“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同年，《光明日报》社创办大众性读书活动指导与书刊评物《博览群书》，并于1988年恢复了《图书评论》副刊，1993年改为《读书与出版》。1985年上海《文汇报》创办副刊《文汇读书周报》。此后，又有《中国图书评论》创刊。1989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成立。世纪之交，网络新媒体的出现，至少在其第一个十年，纸媒书评依然充满活力。新世纪的2003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创刊。2010年，《晶报·深港书评》《经济观察报·书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文景》等相继创刊。这些都是上行和高位品格的阅读风尚的倡导者，像《新京报·书评周刊》就以“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情怀”为理想，提出“阅读需要主张”。无疑，这和五四新文化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思想解放是一个精神脉络上的。《新京报·书评周刊》每年推出“年度好书致敬礼”，并举办年度书选，均为中国非商业性图书奖项的标杆。与此同时，《新京报·书评周刊》也在主动回应新媒体时代。2013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同名微信公众号开始推送书评。2016年，新京报从传统纸媒向“全媒体原创内容生产平台”转变，每天生产超300条原创内容，并与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合作，同时建立了涵盖旗下28个公众号的微信矩阵。（参见柴晶晶：《全媒体背景下〈新京报·书评周刊〉价值链重构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

观察新媒体时代的书评平台和空间，豆瓣、微信公号、微博、电视书评以及其他视频媒体书评（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文字呈现方式的“书评”。其中，2005年上线的“以书会友”的“豆瓣网”可以视作纸媒书评平台向网络的转场和扩容。“豆瓣读书”的图书评论针对同一本书有着四种形式的图书评论，分别是“短评”“书评”“讨论”和“读书笔记”。豆瓣读书的大数据算法能够根据用户点击和阅读的图书类型、用户停留阅读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图书做出的“想读”“在读”“读过”等标记行为，对用户的阅读兴趣做出分析，给用户推荐更多的符合阅读偏好的图书。以余华的《活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为例，截至2025年5月5日，在豆瓣共有短评203043条，书评1.2万篇，讨论837条，读书笔记2563条，137万人“读过”，36万人“想读”，3万人“在读”，评分9.4，77.6%的读者给出五星。

在网络交际语境下，图书的生产、传播、阅读与批评同时到场。表面上看，普通读者在网络上进行的批评活动相当活跃。文化学者德赛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有愉悦的东西，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斗争关系。在新媒体背景下，这种“斗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如亨利·詹姆斯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中所说：“新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打破了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

不仅仅是普通公民的参与，理论上不同的观点以及交锋随时可以发生，从技术层面，无论是微博、微信、音频视频平台等还是京东、当当等图书电商，都为阅读者预留了发出批评、表达看法的功能区。在这些功能区，不仅可以“点赞”，也可以发表或长或短的批评文字。网络使得普通读者参与图书生产成为可能。不过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事。在互联网为全体国民写作和选择阅读内容赋权之前，国民阅读普遍就低，这一现实直接导致发生在网络的批评约等于可以促进迅速变现的市场营销，甚至以粗糙乃至粗暴的打赏、打分、给星等的不讲道理代替了“见解和趣味的较量”的讲道理。而在传统的书评领域同样也出现了批评即营销的风潮，或者说惯性。操盘营销软文的往往是大众传媒制榜的专业书评人和职业批评家。这些营销软文覆盖自媒体以及专业大众传媒平台，有的甚至动用顶流的网红加持，其目的是短时间让受众接受。

有的问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何为批评家？比如新传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书评？我留意过批评家谈批评的那些文字，几乎没有人不意识到批评家的知识结构、精神构成、眼光视野以及批评家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职责，但到了具体的批评实践，也正是书评人在合力助推批评即营销即点赞，助推批评的滥用。如果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我们还把传统的批评到达网络现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现在的事实是，很少有不介入网络的书评人。但书评人到场何为？是我们今天要追问的问题。同样的，基于国民阅读状况的充分田野调查，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制度保障，来使得下沉的读者市场能够相应地有阅读品格的上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2024年4月2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推介2024合订本的微信公号标题是“AI写书的年代需要什么样的书评？”经历了二十年新媒体的洗礼，依然保有理想主义的激情：

优质的书评越来越被需要。它应该足够真诚，去除芜杂的考虑，聚焦书内，直面内容本身的好与坏；它也应该足够清晰，连通知识的网络，跳出书外，展现它在人类整体知识图谱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