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评的公众性助力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化战略举措之一，书评的公众性，则是通过对阅读者与阅读对象的有效沟通，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有力抓手。

书评公众性的首要表现是内容上应该具有“问题意识”。今日中国，几千年来从未经验过的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急速发展的科技对人文领域的挑战，二者所带来的全民性的价值动荡，是有目共睹的不争的社会现实。面对这样的转型与挑战，中国的人文学界陆陆续续地推出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如何在每年海量的人文出版物中，慧眼识珠地将这些研究成果推荐到中国公众面前，并通过公众性的语言，将这些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化解中国公众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带来的人文困惑的精神资源，是公众性书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社会担当。其中，需要的是对社会、对公众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是广博的人文视野、敏锐的思想感受力、能够有所发现的强大眼力、与公众生命和生存的息息相通、敢于代公众发言的勇气等。

书评的公众性，还表现为通过鲜活生动的语言将相对专业相对深奥的见解、知识深入浅出地传达给有识文断字基础的公众。这是有别于学术论文文体的一种独具形态的文体形式，而中国的书话传统是应该为公众性书评作者所学习、继承与发扬光大的。

要之，切合中国公众精神需求的内容，适合中国公众当下文化接受水准的表达方式，是公众性书评的两大基本要求。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书评作者严重不足，这样的书评作者队伍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能够大手笔写公众性书评小文章的老一代学者，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远去，越来越少；二是现有的老一代学者，由于身体与精力的原因，也由于他们尚有对自己人生学术道路、学术经验的总结这一迫切任务压身，已经不可能有足够充沛的能量用之于公众性书评的写作了。

目前中青年一代的学者，无论是学术积累还是表达能力，能够胜任公众性书评写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相对于公众性书评的需求量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这一代学者，他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还是放在自己专业的学术论文的写作之中，并以此体现自己在专业领域里的水准与影响力。就表达能力而言，自踏入研究生学习阶段以来，他们更多地还是受着专业学术论文写作的学术训练，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习惯。当他们以此写作公众性书评时，那种文体风格，足令公众望之却步、难以卒读。

以此弊端责怪中青年一代学者，实在是有失公正的。中国学界的传统是，重书上作书，重专业性突破，至于其应用性则是相对比较被轻视的。以学界传统的眼光看来，一篇专业性较强、能在专业领域里引起重视的论文，其价值被认可的程度，是远远大于另一篇在千百万读者中产生影响的书评文章的。还有，国内一流高校及许多省市高校，在评职称及统计学术成果时，书评是不能作为学术成果入围的。其实，能够将专业性很强、专业水平很高的人文类读物，深入其堂奥，把握其精髓，将之有效地与公众所面临的社会性问题及相应产生的人文困惑做有效的对接，并在这种对接中，加入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又在这一理解中，在客观中扩大深化所推介出版物的内涵与深度，这是很能体现一个书评作者的学术水准与学术能力的。但面对前述的学术体制，面对严苛的学术考核，又怎能指望中青年学者将自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公众性书评的写作之中呢？又怎能指望作为教育机构的高校，将自己的人文学术成果走出校园步入公众之中呢？

当下中国综合性的书评期刊有《读书》《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书城》《书屋》及《名作欣赏》的书评专栏，报纸有《中华读书报》及《新京报》的“书评周刊”、《中国教育报》的“读书周刊”、凤凰出版社主办的“凤凰书评”。这些报刊通过自己所刊发的书评、不时推出的好书排行榜以及“豆瓣”通过打分对人文类书籍的评价，相当有力地引导着、影响着中国公众对人文类出版物的阅读。在这些报刊的主题策划中，在这些报刊对可读性的书评体的推崇中，你都可以看到其将书评公众化的努力，都可以看到其通过公众性的书评助力全民阅读的努力，且其在办刊办报中，都力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譬如《名作欣赏》的书评专栏，就追求将史实性、文学性、问题性相统一的新书话风格。但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的书评类报刊，还没有在全球公众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不能责怪这些报刊的努力与能力。除了上述公众性书评作者队伍的不够强大以及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外，单单就出版业自身来说，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等评价系统，就都没有将读书类的期刊辟为单列，而要想让这些期刊与专业性的学术期刊以现行的学术标准相竞争，那其进入核心期刊的难度不说是难于上青天，而是说与专业性学术期刊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而如果不是核心期刊，那吸引作者吸引文章的力度，业内人士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

与其十日将军，不如每日拱卒。将读书类期刊以单列形式引进中国核心期刊的评价系统，或许也是一个有力地以期刊为阵地、以书评为抓手落实、推动全民阅读的更为有力的举措吧！能切实地进一步，就努力地进一步，这或许也是以公众性书评助力全民阅读所可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