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当年话读书

尚永亮，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主要从事贬谪文化与文学、唐诗学、传播接受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方向的研究。国家级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学院院长，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人文社科委员会委员，日本京都大学、德国特立尔大学、巴黎第七大学等海外高校的客座教授，以及教育部高等院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楚辞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大学语文学会名誉会长等。

杨阿敏：请您谈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及中小学学习经历。

尚永亮：我是1956年生人，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母亲不识字，父亲早年读过一点书，识字也不多，大概就是现在的小学程度。家里姐弟五人，姐姐是老大，下面四个弟弟，我是最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家就父亲一人工作，有几年因身体有病，一直吃劳保，工资低得可怜。以微薄的收入，要养活五个孩子，还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生活的艰难，早年我在受教育方面也比较欠缺，比起一些书香子弟的同龄人，应该说差距很大。

1963年我上小学，到了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一直到70年代初，基本上就是在停课、复课、不断闹革命中度过的，所以没有学到什么扎实的知识，这使我们与后来一些一起读大学的年龄大些的同学有了很大的差距，他们有不少是老三届的，受过完整的初中、高中时期的教育，而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文革”，学到的东西非常贫乏，就我现在的记忆来看，古代的诗文几乎没有接触过。只是到了70年代，我读中学的时候，正逢着“批儒评法”运动，柳宗元是法家的代表，毛主席又比较喜欢柳宗元，他曾经给郭沫若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因为毛主席提到了柳宗元，提到了《封建论》，所以我们当时的中学课本油印教材便有了一个《封建论》的节选，还有一篇《捕蛇者说》，都是柳宗元写的。

那时候书荒，课外也几乎读不到什么像样的书。知道有个李白、杜甫，但是他们究竟有什么作品？没有读到过。大概在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遇，看到了郭沫若新出的一本书，叫《李白和杜甫》，感觉很新鲜。其中引了李、杜的一些诗，看后眼前一亮。记得郭氏在书中还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两句：“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郭沫若在书中十分赞扬李白，但现在看起来，那本书一味地扬李抑杜，有很多价值观和学术上的问题，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不啻是一种古典的启蒙。几年之后，我进了工厂，去合肥实习，第一次看到一个残缺的《唐诗三百首》读本。读了之后非常惊讶，感觉世间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诗。“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写得非常好！因为喜爱，就把那本书中的诗篇整个给抄了下来。由此可见，我的中学时代基本上是荒芜了。

中学的时候玩心大，心思并没有怎么放在学习上。当时还想习武防身，于是四处寻访，拜一些练家为师，学了几种拳法，而且喜欢摔跤。虽然打架不多，但在仅有的几次与人冲突中，都是占了上风的。

在读高中时，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语文老师，名叫张耀平，是兰州大学毕业的，课讲得绘声绘色，非常生动。大凡听他的课，课堂的秩序就好了很多。张老师人很平易，课后常与我们谈天，也和我们一起到农场劳动，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大概他觉得我的语文成绩还不错，就让我当语文课代表。因为受到老师信任，我自然对语文课更重视一些，所写作文也多次受到老师表扬。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学习报告会，我作为主讲者之一，由一件小事谈开去，联系历史和现实，谈了对读书的一些理解。讲了近半个小时，同学们听后纷纷叫好，老师也给予肯定。这使我受到一些激励，也一定程度地强化了学习的动力。但从整体来看，受整个大环境的制约，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乏善可陈。

不过，就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看，也还有几件事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我们家实际上是由豫迁秦的移民，祖籍是河南长垣。长垣是个小地方，现在由县改市了，称为长垣市。在开封北、新乡东，与山东隔着一条黄河，一般人不是太了解，但是它在历史上还是蛮有文化积淀的。春秋时期，长垣是卫国的所在地——《诗经》里边不是有《卫风》吗？《卫风》里唱的就是我们家乡那一带的故事。孔老夫子也到过那个地方，《论语》里有“子畏于匡”的记载，匡就是长垣。匡地，现在一般认为有两三处，而长垣西南部是其中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在那个地方打过一仗，离我们家乡不远有一个落阵屯，据说就是因子路“落阵”而得名的。

我父亲是1917年生人。到了1938年的时候，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军队南下中原，把花园口给炸了，致使黄河决堤。以前我们老家是沃野千里，结果一场大水，淹没之后就不行了。据家父回忆，洪水来时，人们都躲到房顶避灾，不少树梢都被淹没了，水过之后，原来的土地整个都被泥沙覆盖，成了盐碱地。所以从那以后，父亲就背井离乡，一人去了陕西。40年代末，他把全家接来，在陕西华阴落户，所以说我们属于移民一族。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们家就住在华阴老站附近。因为属于铁路系统，居住地较多的是河南人、山东人、东北人，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聚落，和当地人联系并不多，家人的生活习惯依然保留着中原风格，包括语言、生活习俗。我觉得我受益于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大于关中文化。

家父虽识字不多，但年轻时爱听戏文。豫剧较流行的戏文多是关于瓦岗寨、杨家将、岳家将之类的故事，父亲喜欢唱，也常给我们讲，以致耳熟能详。这些故事大多数是精忠报国的主题，说到慷慨激昂处，让人有点热血沸腾。当时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未必很多，但从小在家庭中受到这种口头文化的影响，倒使自己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浸染，这点对我以后的成长应是很重要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也常给我们讲一些民间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记得最深的，是“丁郎刻母”。说的是丁郎不知孝敬，对他母亲态度恶劣，常常拳脚相加。一次在田地劳作，抬头看到小乌鸦将觅来的食物一口口喂养老乌鸦，受到感动，觉得禽兽尚有反哺之举，作为人，怎能对母亲如此不孝？他心里就想，我这次对母亲一定要好一点。待母亲送饭时，他连手里的赶牛鞭子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赶紧跑去迎接，准备向母亲承认错误。结果他母亲一看，以为儿子这次变本加厉，要拿鞭子来打自己，一气之下，一头撞到树上，死了。丁郎非常悔恨，从此就为母亲刻了一个木像，每天对着木像忏悔，以致到了后来，木像的眼里都流出了泪珠。小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故事非常感动，记忆也很深刻。我们家虽是工人家庭，但是家风甚好，我们姐弟几个人对父母都非常孝敬，这一点可能就和小时受到的教育有关。

华阴老火车站是一座大屋顶、琉璃瓦、飞檐斗拱式建筑，古色古香，我小时候常在那里玩耍。后来车站南移到了华山脚下，这里就冷落了，据说这个建筑现在已成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居住，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能够享受到一种疏野、苍莽的自然风光。我印象深刻的有几处大的景观：一是面山靠水，南边是华山，北边就是渭水。从家里到华山大概只有十多里路，晴天的时候，出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华山东峰一块岩石上的五个巨大手指，人称“华岳仙掌”。据当地传说，这是赵匡胤和陈抟老祖在下棋、打赌时留下的，说是两人下棋预定输赢，赵匡胤说我输了之后就把华山给你，于是举起左掌向山石一击，就留下这样一个巨大的手印。这个传说当然有很多虚构的成分，是不大可信的。从文献上看，古人多认为这与上古时期的巨灵神有关。说是巨灵神来到秦、晋、豫交界处，看到黄河受阻，受什么阻呢？受到华山和首阳山的阻挡。首阳山在山西境内，就是现在的中条山，它与华山本来一脉相连，把黄河水给挡住了，于是巨灵神就站在首阳山上，用他的左掌向华山猛力一击，把两座山推开，黄河就从两山之间流过，而华山东峰就留下了巨灵的掌印。王维《华岳》诗说：“昔闻乾坤闭，造化生巨灵。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开拆，大河注东溟。”李白也写过一首《西岳云台歌》，其中有“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两句，都是写这样一件事情。华山非常雄奇，而且险峻，我小时常常去爬山，但一般是爬到五里关、回心石就打住了。印象最深的，是山脚下的玉泉院，角楼回廊，清幽雅静，院里有一石洞，洞中立一陈抟老祖石像，民间传说人身体何处有病，一摸石像同一处所就能治好，以致石像常被摸抚，头部、身上多处都黑亮光滑。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华阴，我还多次上华山，每一次攀登，都会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往事，对这座雄奇高大的山脉充满了一种亲切感。

从我们住的地方往北走不远，就是北滩，它几乎荒无人烟，完全是一种荒野的状态。北滩是怎么形成的呢？50年代末修三门峡水库，预测水库修成之后，水位要大大提高，渭北一带将被淹没，于是组织移民，随着陕西、山西境内数十万民众的迁移，那些村落也就全部荒芜了，这就形成了满目荒凉、鸟兽出没的北滩。当时小，不了解这些背景，只是常去，有了一种亲近自然的感受。记得几次到北滩捕鱼，因天热干旱，水塘的水已经不多了，大群的鱼都浮出水面。我和哥哥一起逮了一条大鲶鱼，长近一米，我们俩把它抬了回来。那段生活自由自在，现在想起来，真是回味无穷。

我家西边不远处还有一条沙河，水是从华山流下来的，河不是太宽，但非常清冽，一眼可以望到底。我们常到河里戏水，时不时会抓到一些小鱼小蟹。河两岸景色萧疏如画，河边还可以看到一些妇女在洗衣、捣衣。这样一些风物民情，为少年时代的我营造了一个自然闲雅的生活氛围。所以后来我在读中国古典文学时，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对那些描写山水田园的作品便有了一份真切的理解。现在城市中的孩子整日生活在水泥森林中，少有接触自然的机会，也少了一份与自然的亲近，从长远看，未尝不是一大损失。

1966年，随着家父工作调动，我们家从华阴搬迁到临潼，住进了一个几万人的铁路大院，整日熙熙攘攘，满目的市井烟火。从此，以前那种自然疏野的生活情态，便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了。

杨阿敏：听说您还有一段待业和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当时是如何得知高考的消息并准备考试的？为什么选择报考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尚永亮：我的中学是在临潼铁中读的。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当时上山下乡已成风潮，从1968年开始，中学生就开始大规模地向广阔天地进发了。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更成了一项既定的国策。但也有例外，就是独子或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不去上山下乡。我在家中最小，几位兄长都在外地工作，于是就没有下乡。虽然没下乡，但经受的磨炼并不比下乡的同龄人少。在那段时间里，我干了多个工种的临时工，包括翻砂、装卸、砸石子、抬枕木、造砖瓦、制糕点，这些都做过。比如在灞河挖沙子，四个人，十五分钟就要装满四吨半的罗马牌卡车。用的大铁锹，一锹下去就是二十斤，一锹接着一锹地不停挥动，要十五分钟装满一车还是很吃力的。后来，又到铁路上的工务段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收集铁道两侧的废弃枕木，从沟底沿着陡坡扛到沟上，运回后码起来。一根岔枕一二百斤，枕木上的沥青被太阳一晒，就融化了，流到脸上、皮肤上，几个月下来，眼圈都成黑的了。

这样的临时工持续了近两年。为什么要去做呢？一个原因是希望能够锻炼一下自己，另一个原因是不想待在家里吃闲饭，希望借此稍微补贴一点家用。当时干一天是一块四毛五分，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算钱，可在当时已经很满足了——记得当时一块钱能买十多个鸡蛋。当然，老干临时工也不行，总想有一个正式工作。当时招工非常困难，你想有个稍微好点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司炉，因为经常见到疾行的蒸汽机车车头里，年轻的司炉往炉里填煤，而后手把车门扶手，临风而立，姿态很潇洒。当时就想，此生能当个司炉，于愿足矣！

可是根本就没希望，你怎么可能进到机务段呢？那在当时都是很好的职业。一直等了很久，终于收到当地居委会的通知，说食品公司有一个名额，准备推荐我去。我刚开始还很高兴，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名叫食品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屠宰场，就是杀猪的。据招工者讲，现在都是半机械化屠宰了，进入公司后，还可以先派送到无锡同类公司学习几个月，然后下车间正式操作。听闻此言，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感觉与自己的期望值相差太远，就拒绝了。居委会也放出话来：这次不去，以后就没你的机会了。

后来有一家新疆的筑路公司来招工，据说能当推土机手。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但是后来再三地和家里商量，父母都觉得离家太远，不大同意。最后权衡之下，还是没去。我那时候喜欢画画，常在做临时工的间隙画些人物画和山水画，有时候一幅画，断断续续能画上十天半个月。在这期间听说有一家新成立的生物药品厂，于是便跑去打问情况。负责招工的一位厂领导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喜欢画点画。他挺感兴趣，便向我要了家中地址。在一次我外出打工的时候，他找到我们家里，看到我画了半个多月还没完成的一幅画，觉得还不错，就把画给拿走了，此后就想办法要把我招进去。后来听说他们还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因为县里招办说，以前不服从安排者这次一律不得再招，最后为了招我，不得不把另一个与县招办有关系的中年妇女招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