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今天的荣休仪式。

从去年开始，萧映教授和写作学教研室的同仁就多次提议，要为我举行荣休仪式。起初，我不太愿意。后来，在孟庆奇、沈瑞欣、戚慧等几位博士生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答应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写作学教研室为离休教师举办荣休仪式，这是第一次。我当然应该积极配合，开个好头，不能辜负了教研室同仁的一片心意。

我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人，是闻一多的正宗老乡。闻一多的老家在闻家铺，我的老家在陈家湾，我们两个的老家挨得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陈家和闻家也互通婚姻。我现在充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或者天意。

大家知道，整个有清一代，湖北出了三个状元，一个是黄州的刘子壮，一个是天门的蒋立镛，再一个就是浠水县巴河镇的陈沆。陈沆是我的祖先，他和魏源、龚自珍的关系非常好。201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陈沆集》，是作为“荆楚文库”甲编之一种。陈沆的《诗比兴笺》是研究《诗经》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著作。闻一多考上清华大学以后，曾专门拜访过陈沆的曾孙陈曾寿（闻一多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过）。当时，陈曾寿在北京大学教书。1930年，因陈宝琛的推荐，陈曾寿到天津做过溥仪的妻子婉容的家庭教师。

我们家姊妹4人，姐姐最大，15岁就参加了工作。我的大哥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南下开办了律师事务所。我的二哥在湖北省水利厅工作，也是刚刚退休，是一级巡视员。我和他是双胞胎，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地对学生讲，如果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位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要轻易叫陈老师，他有可能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学文科的，当年他们两个先后考上大学以后，我父亲希望我留在身边，他是巴河黄砂公司的总经理，大概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做黄砂生意。我母亲极力反对，坚决要求我读书考大学。我父亲屈服了，但他不要我读文科，要我读理科，他的理由很简单，家用电器坏了，得有人修理。可是我对理科不感兴趣，特别不喜欢物理老师，高考的成绩可想而知。后来，我改读文科，高考分数过了华中师范大学录取线，但不知道填报，结果被黄冈师范学院（当时叫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在黄冈师范学院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作为插班生，被学校保送到华中师范大学。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缘分或者天意。

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黄冈师范学院。在黄冈师范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是国家包分配的，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湖北省电力局，一是长航。我之所以同意到华中师范大学插班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系主任对我说，华中师范大学毕业时，可以重新分配，没想到被他“骗”了。

在黄冈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我一度想停薪留职、下海做生意，但有一件事情坚定了我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在黄冈师范学院工作的第三年，我带了一个班的班主任。第四年的上半年，中文系派我带毕业班的学生去外地实习，华中师范大学一个地理专业的学生到黄冈师范学院实习，我的班主任工作由他接任。由于这个实习生经验不足，搞得那个班上的学生怨声载道，非常不满。有一天，我在实习学校收到那个班上的学生联名写给我的一封信，很厚，每个学生都写了几句话，呼唤我早点回来。我读了这封信以后，很感动，心想：当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也是很光荣、很幸福的。我搬过无数次家，这封信还一直保留着。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安心、专心工作了，工作劲头也更足了。1991年、1992年、1993年，我连续三年参加黄冈师范学院举行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均获得了“教学十佳”称号。据说，到现在为止，在黄冈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的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人连续三届获过“教学十佳”称号。

有意思的是，我在黄冈师范学院最开始教的是“写作”，最后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教的也是“写作”。不知道这又是不是一种缘分或者天意。

1997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为全国高校教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位班。我的导师是易竹贤先生。在座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这个班只有17个同学，有好几个同学后来做过他们所在学校的校长、院长。去年，校庆期间，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聚会，三礼书记也应邀参加了。於可训先生说，有两个班，他的印象最深，一个是作家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学位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位班学习期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请我带了一点文学课。当时，班上有一个学生，跟人文管理学院院长的小孩是同学，这个学生和院长的小孩聊天，说我的课讲得很好。院长的小孩回家后，跟他爸爸讲了这件事。院长听了，希望把我调到武汉来。从一个学校调到另一个学校，按惯例，要试讲，但我没有。我把在黄冈师范学院参加教学比赛的录像带给他们，他们看了大约3分钟，就让我赶紧办理调动手续。1997年年底，我正式调到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教期间，我的教学任务似乎不能用“饱满”二字来衡量。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办的自考班非常多，有两周的时间，我平均每周上过35节课。虽然教学任务相当繁重，我的精力却相当旺盛。

2000年8月2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与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我和在座的胡春润老师分到了人文学院中文系，也就是现在的文学院。我是1964年8月1日出生的，到我离休为止，我在武汉大学整整工作了24年。

在武汉大学工作，没有博士学位，肯定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合并不久，我就考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师从陈国恩先生。国恩先生是易竹贤先生的学生，直到易先生去世后，他才知道我也是易先生的学生。我跟国恩先生开玩笑地说，之所以没有告诉您，一是怕您不招我，二是怕您照顾我。

今天的荣休仪式，安排我回顾所谓的学术研究。去年，《传记文学》杂志编辑约我写一篇“学术自传”（《传记文学》有一个常设栏目“学人自传”），我一直没有动笔。下面就简单地报告一下吧。

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虽然我已经是副教授了，虽然我发表学术论文的时间也比较早（第一篇论文，是我在黄冈师范学院写的毕业论文，我的指导教师，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中文系主任——今年去世了，享年90岁——是他交给黄冈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但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从读博开始的。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废名的学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老舍、苏雪林等人，除文学创作以外，还有不少学术著述。要想了解、认识某位现代作家之“全人”，仅仅阅读、研究其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看，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学术研究，其难度甚至还超过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学贯中西，学养深厚，文史哲兼通，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是难以与他们展开对话的。废名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等领域，计有上百万字。废名的文学作品以“晦涩难懂”著称，他的学术著作也是这样。抗战期间，他在湖北黄梅写了一部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这部著作不到5万字，我读了不下10遍，可能我的慧根有限，一直读不懂。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上完课，回到家，打开火锅，下了一点菜，喝了一点酒，然后坐在书桌旁，快速读了一遍《阿赖耶识论》，突然感觉通了，于是用几天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最难写的一章。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三位外审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认为“填补了废名研究的一个空白”，都给了90多分。

应该说，我在废名研究方面是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迄今为止，编订、出版的废名作品集有好几种。2023年10月，出版了10卷本《废名全集》。4卷繁体本《废名集》（主要收废名1949年以前的作品），已列入“荆楚文库”，明年出版。同时，还出版了3部废名研究专著，可能明年会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一部《废名年谱长编》。前年除夕夜，张箭飞教授给我发贺年微信，说我把废名弄成了“正典”。这当然是誉美之辞，但实事求是地讲，废名之所以有现在这种“气象”，多少与我等的大力宣传、研究是分不开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对史料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始终认为，“史料”“史料研究”“运用史料研究”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史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支撑，就无法展开研究。“史料研究”侧重于研究史料。徐志摩有一首长诗《康桥再会罢》，最初刊发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编者把一首3节110多行的长诗排成了一篇只有3个自然段的散文。为此，徐志摩给《学灯》编者写了一封信。不久，《学灯》按诗的形式又刊载了一次。重登的《康桥再会罢》虽然恢复了诗的形式，但是错排、讹字、漏字现象仍十分严重。因此，徐志摩又专门给《学灯》主编柯一岑写了一封更正函。这封更正函没有收入已经出版的各种《徐志摩全集》，我发现以后写了一篇小文章，把这封更正函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了一番梳理，并针对更正函的具体内容做了一定的阐释。我的这种研究就属于史料研究。有学者根据我发现的这封更正函，研究新诗的形式问题，这就是“运用史料研究”。我们大多数的研究，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史料研究”很费工夫，我曾对我的博士生讲，不希望他们做“史料研究”。但是，这个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因此，我现在的看法是，如果你感兴趣，做“史料研究”也未尝不可。“史料研究”，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由于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和“史料研究”日渐引起论者的重视，所以有不少人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史学化”趋向。同时，有人还指出“史料研究”存在“碎片化”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并不了解史料的特点和存在形态。史料是历史的遗存。从理论上讲，历史当然是完整的，但是作为历史遗存的史料，其本身是零碎的、散在的。只有把一些“碎片化”的史料尽量拼贴起来，才有可能还原历史、认识历史、想象历史、重构历史和书写历史。

我在史料研究方面，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已经出版了两部专书。史料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能够克服懒惰的话，我会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一本小册子，奉献给有志于从事史料研究者。但何时可以兑现，只有听天由命了。

今后，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闻一多研究上，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各种《闻一多全集》，因限于整理者、编辑者当时的条件，均存在收录不全、校勘不精等现象。我正在编一本《闻一多新诗集》，收录已经知道的闻一多的所有新诗，包括成集本《真我集》《红烛》《死水》和集外诗；同一首诗，如有不同版本（文本）且存在异文现象，则采取页下注方式一一随文出校；若改动较大，则将异本附于同一首诗后。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我的目的是想为闻一多新诗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值得信赖和放心使用的版本。

当然，学术研究恐怕不是我的退休生活的主业。我希望我的退休生活能够丰富多彩一些，过去的业余爱好，比如绘画，会从幕后走向台前。小时候，我很喜欢画画，可惜没有老师指导。如果那时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说不定我会成为一个画家，我的人生道路也许是另外一番景象。但人生没有“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能够在美丽的珞珈山遇见大家，这是一种缘分，更是我的福分！

感谢大家为我举行了这么隆重、值得永远纪念的荣休仪式！

2024年12月28日

附言：

荣休仪式结束后，不少学生问我：“陈老师，您退休后还写诗吗？会出一部诗集吗？”是否还写诗，不太好说，但为了“纪念”，肯定会出一部诗集的。

老实讲，我写诗的历史并不算短，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可惜大多没有保留下来）。那个时候，朦胧诗派正在崛起。我始终认为，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梁小斌、海子等在内的朦胧派诗人，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比较纯粹。他们的诗既是“现代”的，更是“中国”的。这一派诗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参加工作以后，虽然忙于教学和科研，但是我仍没有放弃写诗。在我看来，中文系的教师，特别是讲授文学、写作的，多少应该有一定的创作经验。否则，讲起来会隔靴搔痒，有“纸上谈兵”之嫌。我长期以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之所以保持写诗的习惯，也是不想因埋首“故纸堆”而钝化、泯灭了自己的“灵性”。

今年年初，我的一位学生、西安音乐学院教师刘晓宁博士，从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辑录了100首新诗，并让“豆包”一一赏析后，交由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让“豆包”赏析，是我的主意。在数智时代，无视Al写作，与其说是傲慢与偏见，不如说是无知的表现。出版一部“人机互动”的诗集，这是我的一个试验，诚如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教授在序文中所说的“有探路工程之意味”。

因我在荣休演讲中没有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故特补写以上几句枝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