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若观火的心灵史

1985年冬天，我参加了《湖南文学》在长沙—张家界举办的笔会，与会者有韩少功、凌宇等一众湖南作家学者，还有来自京沪等地的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雷达、黄子平、许子东和吴亮等人。几位北京学者之前只见过黄子平，其他都是初次相遇。那次，我跟钱理群先生个别接触不多，但他的言谈謦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长沙，有一天游览岳麓山，众人一路闲聊（那时候作家、学者凑到一起喜欢聊创作灵感和学术思想）。行至爱晚亭坐下来休息，谈兴甚浓的老钱说起歌德阐述的“世界文学”。歌德其说，大家并不陌生，但老钱说的是，近世以来各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形成某些很值得关注的精神交流现象。他从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精神痛苦与使命感，以及欧洲知识界对这两个人物的诠解，说到“五四”新文学的浪漫气质与欧洲及俄苏文学的内在联系，等等。他只简单提示一些传播与接受的历史线索，便打开了辽阔而深邃的宏观视野，这让人颇为惊讶。那时我只是关注中国文学的当下趋势，对于文学移植、主体重构和互文现象都缺乏思考，更没想过一种文学形象如何能在不同的语境中持续生长。

我以为老钱会拿这个话题做一篇论文，没想到他写了一本书。这个过程比较长，大概是思考和材料梳理费时良久，直至1992年7月，他终于完成《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以下简称《丰富的痛苦》）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专著，翌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老钱学术生涯中第一个成果丰硕的收获期，之前有好几部著作接连问世，如《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我是责编。他的研究领域逐渐延展，眼界和手法亦渐次拓开。如研究曹禺，就比较侧重其剧作传播—接受过程，包括演出团体、票房乃至戏单都被作为叙事材料。毫无疑问，他的著述已有自己的书写方式，完全突破了一般作家论、人物论以及文学思潮综论的传统套路。

《丰富的痛苦》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主要讲《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人物形象的内在联系，以及17至19世纪在欧洲各国流传和被反复诠释的过程，其中包括对这两个形象的重新认识；下篇讨论丹麦王子和西班牙骑士的“东移”现象，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作家如何面对堂吉诃德命题与哈姆雷特命题，随着中国叙事展开而衍生出各种本土化的精神变体。

应该说，钱理群这本书的撰述方式很特别。他选择了比较文学的一个具体个案，核心是两个疯狂而矛盾纠结的文学形象，却将这一有趣的个案演绎成类似伏尔泰《各民族风尚与精神论》那种时空广阔的宏观叙述——从17世纪到20世纪，从西班牙/英国到法国、德国，再到俄国，最后与中国作家发生共鸣。所以，本书内容极为丰富，而揭示的“痛苦”亦极为深挚。

一

或有疑问，钱理群并非外国文学专家，为什么要拿欧洲文学说事儿？问题根源在于，惹事的正是来自欧洲的两个文学幽灵，他们早已闯入华夏大地并四处游荡，不能不给中国的智识者带来焦虑、想象和内省。其实，走出中世纪之后，亘隔于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物理和心理距离都已大大缩小，塞万提斯甚至戏谑地预言，他的堂吉诃德将受到中国皇帝的欢迎。

其实，19世纪前的欧洲经典作品没有阅读障碍，非专业学者不难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作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影响鲁迅和中国现代作家的域外文学，钱理群不但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在众多本土智识者的接受语境中发现了各种理解的途径，从舛互驳杂的立场和主义纷争中，悉心寻绎来自域外的踪迹。当然，他曾谦虚地表示，对于这个领域自己“完全不熟悉”，写这本书是一件“力不从心”的活儿（《丰富的痛苦》初版“后记”），不免流露出受制于学科规训的忐忑心情。在我看来，这番话亦是诉说写作的艰难，历经艰难的成功让他有一种意外之喜。

如今我重读此书，亦颇感意外。三十年前初读，便为他的研究视野而折服，同时觉得他很聪明地抓住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早先的阅读并没有让我领受特别重要的学术启示，固然是理解能力有欠缺，也可能自己当时的心境与书中表达的“痛苦”有所隔膜。这回重读才意识到，它真正触到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而且，它的书写方式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重要的是，他将欧洲人对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各种解读整合为文艺复兴之后一个主题学案例，开辟了极富创意的述学路径。本书所借以表达的“痛苦”，不能说只是伴随启蒙意识而来的思想阵痛，恐怕首先是文学形象本身带来的感性刺激——疯癫骑士仗义行天下，复仇王子思忖生存还是毁灭，行动或是延宕行动的背后有着耐人寻味的叙事逻辑。而且，从故事原型到文本衍变，再到深入解读甚至各种误读或是重构方案，这一课题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文字材料。可以想象，作者敢于闯入自谓“完全不熟悉”的这个领域，正是基于对原著及关联性作品连带林林总总诠释文本的海量阅读，唯其如此，他才有胆气直面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剑与矛。

海量的阅读、海量的引述，无疑是极为繁重而烦琐的工作。从这部著作的注释来看，几乎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所能见到的与论题相关的中译文本和参考书，以及众多文献作者和译者，包括人们熟悉和不熟悉的许多名字。这份名单很长，有严复、朱光潜、瞿秋白、冯乃超、耿济之、巴金、李健吾、陆蠡、丽尼、缪灵珠、戈宝权、刘思慕、卞之琳、磊然、钱锺书、杨绛、尹锡康、穆旦、满涛、王元化、张可、蒋路、徐继曾、李邦媛、王仲年（王永年）、韩世钟、刘半九（绿原）、李嘉、丁世中、朱虹、张玉书……这里实在不便逐一举述。作者不惮其烦地引述各国文献，参互国内诸家之说，主观上借以整理著述的思绪与理路，客观上揭橥了中国文学界、知识界有关这一话题所反应的集体焦虑。

钱理群在初版“后记”中专门提到黄子平的一个说法，即当代文学的许多人物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早已有之，并认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说到此类问题只能从“世界文学”的宏观角度去讨论。所以，他坦率地表示，“东移”这个概念实来自黄子平。我一直企羡老钱身边的学术群体，虽说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个人作业（集体项目多半不靠谱），但钱理群这般精骛八极的宏观视野，不会只是个人书斋里的一孔之见，往往是与学术同仁交流或神聊而得之。譬如，20世纪80年代老钱与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就是一个精彩的典例。

二

《丰富的痛苦》每一章开头都有一段纲目提要，如上篇第三章的提要是这样一段话：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英国和法国怎样走出了最初的简单模式。两个相反的接受趋向：哈姆雷特的非英雄化与堂吉诃德由反英雄向英雄的逆转。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里：菲尔丁、狄更斯、萨克雷的创造。对哈姆雷特知识分子气质的发现与关注，共同人性问题的提出。最后怎样归结为一个时代哲学命题：“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

从这些提要文字里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文论范型，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通常采用的著述方式。但钱理群这部书有其特别之处，就是直接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个人物形象入手，较多涉及审美心理和接受体验等类似现象学的文学本体论要素。

譬如，哈姆雷特如何从舞台上“发疯的复仇英雄”转化为评论者心目中具有病态特点的知识分子人格，首先是对莎剧采用“凡人语言”的认识，被认为是“粗俗”而不合“三一律”法则的莎士比亚，本身要表现的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法国作家学者，如斯达尔夫人、司汤达、雨果、丹纳等，在肯定莎剧反古典主义立场的同时，也都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莎翁的人物与情境。借助众多英法评论家的分析，钱理群在这里归拢各种审美投射与感觉，着重讨论了导致行动延宕的精神痛苦，18世纪英国批评家托马斯·汉莫提出丹麦王子的“延宕”问题，显然更切合普通人的心理弱点。柯尔律治曾精辟地概括哈姆雷特的失衡状态，在老钱笔下特别加以强调：思想/感觉，心灵/感官，内在/外在，幻想/实质……所有这一切都被扰乱了，却导入性格内涵中的“共同人性”。钱理群继而提示：这个“非英雄化”过程，无疑“带有浓重的知识分子的自省性质”。

当哈姆雷特从王室走向人间之际，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疯子”，却愈益焕发理想与正义的热忱，开始被人们视为“英雄”。跟哈姆雷特难以直面现实的忧郁不同，堂吉诃德面对的却是某种“幻想出来的痛苦”，那是另一种精神困踬，后来海涅概括为“堂吉诃德式的忧虑”，竟而成为一个世界文化的共同命题。然而，正是被勃兰兑斯称为在“浪漫主义的沉思和梦幻之中”的德国人，拥抱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同时，发现“世界文学”格局已然形成。从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到史雷格尔兄弟和黑格尔，再到海涅，德国人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人物联系到德意志文化精神的复苏。钱理群详尽梳理了这种移植过程，尤其对海涅的思考给予特别的关注。

本来，按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念与指归，各有各的情态与趣味，正是海涅理所当然地将他们归到一起。海涅在《论浪漫派》中讨论到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喻以莎翁和塞翁笔下的人物。当然，他看重的是堂吉诃德的行动热情和桑丘的肉身感受，但考虑到“思想与行动的后果”，不能不陷入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选择：思想还是行动？关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二者的精神联系，海涅的阐发似乎并不充分，但钱理群从海涅另外两部著作里找到了更多的佐证，就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关于思想自由与行动权利的辨析。他援引海涅的说法，将德国人的精神现代化归纳为一体两面，一面是哈姆雷特的自我怀疑，一面是醉心于行动的堂吉诃德精神。这也是诗人对自身“既反叛又属于旧世界”的审视。

三

在所谓“东移”的过程中，德国与俄国是中间的两个重镇。钱著上篇后边三章，讨论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进入俄国的情况，从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俄国几代知识精英接踵而至。如同接连不断的旋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在德国的接受史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复制了。这个“东移”过程同样是移入方的精神“内化”，钱理群详尽概述了这个过程，莎翁和塞翁的伟大作品如何被“内化”为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实与俄国民主主义思潮和文学现代化进程直接相关。当屠格涅夫宣称莎士比亚已经是“我们自己的血肉之一”，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们走得比德国人更远，愈益接近革命的临界点。

1860年，屠格涅夫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讲是一个重要里程碑。钱理群指出，这是第一次完整地从人类天性对立的两极中揭示这两个文学形象内在的精神联系。深具世界眼光的屠格涅夫意识到，俄罗斯需要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他从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向心力”和“离心力”，看到两种力量的对立统一，看到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性的一面”。钱著注意到，屠格涅夫早在《猎人笔记》中就痛苦地揭示了知识阶层的耽于言谈与犹豫不决（《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钱理群的“东移”命题变得复杂了，一方面出现了“多余人”，一方面衍射为民粹党人“到民间去”的启蒙运动。钱理群援引屠格涅夫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而阐明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和堂吉诃德崇拜行动的信仰主义是怎样移植到俄罗斯大地的。钱著对屠格涅夫的理论阐说和叙事话语所做的精心梳理，清晰地显示了信仰/怀疑的二元对立，亦再度印证了这种“痛苦”的一体两面。最让人钦服的是书中对罗亭、英沙诺夫、拉夫列茨基、巴扎洛夫那些复杂性格的层层剖析，从哈姆雷特式的开头到堂吉诃德式的结局，或是摇摆于虚无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莎翁和塞翁的人物在这里互相渗透和融合，成为俄罗斯版的各种“新人”。这里，特别令人警省的是提出所谓的“堂吉诃德的专制”——俄国启蒙主义的崇高目标与话语的强制性特点。钱著着意强调这一层，自是深刻透彻，远超一般左翼思想家。

屠格涅夫与海涅明显有相通之处，都是将哈姆雷特内化为自省与反思的精神动力，却更倾心于堂吉诃德挺身而出的行动哲学。但俄国版的堂吉诃德，并不都像罗亭那样醒过神来去投入战斗，钱著第七章末尾专门介绍了另一种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主人公梅思金。如果说罗亭最终成了“英雄”，那么梅思金无疑生来就是“圣徒”。这位患有癫痫症的公爵绝对天真无邪，被上流社会称为“白痴”，而他每一次发病都是那种自我意识的增强，导致精神生命的极度升华。崇高与病态相与癫狂，自由伴随痛楚沉入低吟。钱理群认为，陀翁是将塞翁的堂吉诃德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显示了其内在的“形而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