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命、总体性

以研究鲁迅著称的钱理群是感性而“流质”的，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研究对象鲁迅有内在的契合。竹内好曾说：“鲁迅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他既没文学论，也没文学史（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中国小说史略》，是文献考证加作品评价，并不是历史）。他的小说是诗歌式的，评论也是感性的。他在气质上，也和凭借概念来思考缘分甚远。做类推而不做演绎，有直观却无构成。”借用这段话来评价钱理群，也不能说是不恰当的。钱理群曾定位自己为“文学史家”，这样的内在气质却注定他会有一个变动不居的学术生涯。从早期的作家论及文学史研究，到中期的“人文学”研究，再到2022年以后“回归生命本源”的思考与研究，仅仅重大转向就有两次，其中细微蜕变与转折更是难以计数。这种永不停歇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克服，意味着研究主体不断以新的生命经验撞击新的研究对象，从而由“钱理群鲁迅”出发，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回顾这一历程，《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以下简称《丰富》）可以说是其中一部具有路标性质的重要著作。

一

在《丰富》问世之前，钱理群已经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漫说文化”丛书中的《世故人情》《父父子子》《说东道西》等，以及著名的鲁迅、周作人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他积郁已久的旺盛强劲的主体性与研究对象的撞击场面堪称奇观，研究成果迅速引发了学界轰动，甚至溢出到社会层面，他也迅速成为一颗热力四射、引人瞩目的学术明星。正在这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时刻，假如他趁热打铁，继续沿着周氏兄弟研究的路径前行，不难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进一步巩固、提升“周氏兄弟研究专家”的学术地位。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不合常理的“险径”，从本色当行的现代文学研究，一脚踏入了比较文学的陌生空间。

钱理群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外语水平不高和古典文学基础薄弱，是他在知识结构上的两大缺陷。但我们翻开《丰富》，就会发现它正像是一次朝向丛林秘境的探险之旅，赤手空拳的作者“冒险涉及完全不熟悉的外国文学、文化领域，横跨英、西、法、德、俄、中六个国家，从一个特定角度纵览三百四十多年的世界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且包括这么多世界级的思想与艺术的大师”。对于钱理群来说，这更像是行走于坦途之中，忽然向自我发起的知识与心灵挑战。这个过程显然是艰难的，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这显然是一件力不从心的活儿。写作时，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费劲儿，整整一年的时间，一直是战战兢兢，不敢有半点松懈与马虎，妻子已经在预言，书写完我大概要大病一场。现在，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总算奔到了终点，却毫无轻松之感，仍然为成绩好坏而惴惴不安：在我写的所有的书中，这一本是最没有把握的。”因为题材陌生，所以要格外用心准备。从《丰富》的上编来看，作者尽可能穷尽了能够搜集到的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相关的中文文献，按照历时性顺序，对丹麦王子与西班牙骑士故事的起源、成书过程，以及在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传播，进行了详尽介绍，称得上是考证完备。不仅如此，作者还深入论述了这两部作品对菲尔丁、狄更斯、萨克雷、莱辛、赫尔德、席勒、黑格尔、海涅、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的深刻影响。放在新时期以来人文学术发展的脉络中看，由于是较早涉足经典文学人物的跨文化传播，所以仅从学术的角度而言，《丰富》在题材开掘与知识生产上均有显著的推进，即使放在比较文学专业之中，也堪称是一本新意迭出、质量上乘的学术著作。它既是朝向陌生之地的探险之旅，又是沉思内省之后的自觉补课，更是跳出舒适圈、超克旧我的生命更新。

二

虽然是“跨界演出”，但《丰富》在知识的钩沉、考掘与比较上都堪称本色当行，难以挑剔。不过，它最打动读者的，仍是钱理群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问，构成一股潜流，由涓细渐至沛然，由沉静渐至热烈。他对每一位欧洲灵魂对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的接受史的勾画，都可以用他的成名作的名字来形容——“心灵的探寻”。在海涅这一章，他叙述了青少年海涅对《堂吉诃德》的迷恋，从而证实“西班牙骑士的灵魂已经融入了这位德国诗人的自我生命之中”，并重点强调了海涅体验并提出了“堂吉诃德式的忧虑”，同时还意识到其所指的真实事实与内在的深刻怀疑，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文化的命题。但海涅气质的忧郁与敏感，又注定他与哈姆雷特的天然亲近。他从哈姆雷特那里发现了熟悉的自己：“我们认识这个哈姆雷特，好像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面孔，我们经常在镜子里看到他。”他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德意志民族沉溺于抽象思维而怯于行动的国民性弱点，更看到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气质之间的某种对立统一的内在联系：

这里，集中了一系列十分深刻的矛盾：既包含着对于行动，特别是群众的非理性的暴力行动必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包括“打烂我们那些最纯洁的花朵”这样的对于精神、文明的摧毁）的不安、恐惧，以及自身应对这些后果负责的负疚感，又孕育着自身既反叛“害病的旧世界”（旧传统）为其所不容，又“属于这个害病的旧世界”（旧传统），将伴随之而毁灭的无可归宿的悲剧性命运的自省。这一切，又最终归结为“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毁灭”的命题——这正是作为现代思想者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困惑。

在这里，钱理群指出，海涅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发现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身上所体现的二元结构，即精神与物质、思想与行动的矛盾对立与相互转化。这一二元结构之所以值得分析，就在于它与德意志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即将到来的革命过程中，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一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像海涅这样“激进主义者中走得最远的人”，则既憧憬并预言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又对强调绝对平等和民粹而带来的平庸、粗鄙满怀忧虑，这种对乌托邦既向往又疑虑的矛盾性，正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本性”。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丰富》的特质：在知识生产的学术机制之外，延续了钱理群以生命体验为内在轴心和动力的思想方式，书中所洋溢的“丰富”，正是来自钱理群自身难以摆脱、如怨鬼纠缠的“痛苦”。这也使他的论述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自己在写作时，常常会偏离主题，变成没完没了地分析自己。f这就导致他早期的学术著作都带有自我心灵拷问的色彩，也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他曾坦率地承认，他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不仅如此，他还由己及人，从对自我的追问扩展到对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寻。他在书中深入分析了鲁迅、瞿秋白、废名、穆旦、何其芳、张天翼等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但其终极意图在于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相遇之后形成的精神史，反思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正如他在书中所总结的：“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威胁，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由于这种具有极强感染力的、“将自己烧在里面”的心灵史研究方式，钱理群对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发现是极为深刻和富有疼痛感的。他对知识分子群体精神气质上的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的纠缠，以及二者之间的对立、渗透、消长起伏，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总结，并将之视为人类精神的某种概括。一方面，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视为一个对立统一、相互斗争与转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对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论述显得清晰有力，并可以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简洁明了的分析，颇具说服力；另一方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结构及背后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又不免过于受辩证法的影响而显得有些刻板，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知识分子始终在哈姆雷特型与堂吉诃德型之间摆荡，不是沉溺于抽象的玄想而怯于行动，就是被狂热的理念俘获而盲目冲动。读者很自然地会产生困惑：难道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宿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倒向一方，非此即彼？事实上，《丰富》一书所可能引发的有价值的思考就是，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之外，知识分子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能否成为一种经验主义者，执两用中，兼具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优点？这一类人既比哈姆雷特型勇于实践，又不是像堂吉诃德型那样充满“启蒙者的专横”，从概念而非现实出发。这一类人具有现实感，以经验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根据效果来调整实践，既不是一味地自我膨胀、自我神圣化，也不是一味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陷入虚无主义泥沼，而是能够合理地自我反思，具备突出的纠错能力。寻中道而行，我想这一类知识分子应该是存在的。

三

由钱理群在《丰富》中所论证的“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二元精神结构，不难发现他这一代学人在思维上的整体性特征。这就令我想到了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总体性”（DasTotalität，Totality）问题。总体性这个概念，近年来频频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中，已经逐渐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词，表现出强劲的理论势能。并且衍生出总体性视野、总体性难题、重建总体性等概念，这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值得重视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走向，它的出现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今日学界讨论的“总体性”概念，与卢卡奇的“总体性”之说有密切关系。卢卡奇的总体性，从形而上的层面看，是指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事实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卢卡奇，都相信一个更高的历史本质的存在，因此他们也相信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可能性。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总体性”就是理解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偶然与必然等关系的理论范畴。坚持总体性的观点，就是坚持从总体上辩证把握世界从而认识历史本质的方法，正如卢卡奇所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卢卡奇的这一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李敬泽、贺桂梅、吴晓东、萨支山、刘大先、杨辉等学者也在不同场合提到“总体性”问题，柳青的《种谷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乃至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带灯》、陈彦《装台》等，纷纷被认为是具有“总体性”的作品。众声喧哗之中，这些学者的论述各有侧重，诉求不同，所以对于“总体性”的认识与定义也不尽相同。不过，其论述的内在一致性也很明显，即普遍表达了对现有文学创作/研究的严重不满，认为不少创作/研究过于琐碎、封闭、个人化，要求研究者具备宏观视野，能够总体性、全局性地解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历史及现实，以形成一套对近代以来中国具备阐释力与批判力的分析模式、研究范式。尽管各自的理论资源和立脚点不同，但他们对总体性的不约而同的强调，对目前研究的否定和批判，都给研究者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其根源在于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某种重申、检讨、改造和重建。

有意思的是，钱理群对青年学者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对青年学者缺少总体性视野的批评，只是他没有使用“总体性”这个概念。在谈到“70后”鲁迅研究者时，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知识与精神状态表示担忧，提出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要抓住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重大课题，面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新的研究应该追求精细与大气的结合。他强调，只有有一个“未来三、四、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大视野，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因为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急需新的理论创造。

在讨论“重建”总体性之前，不妨先看看钱理群本人的研究。钱理群的研究看起来是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的精神对话，是个体心灵之间的碰撞，但其实也有宏观的思想架构。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和陈平原、黄子平等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总体性意识。他曾指出，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曾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在我们之前，曾有过一次在‘五四’领导权问题上的大批判。我们从这次大批判中，意识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依附于政治史叙事的文学史框架’。因此，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对既定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框架的一个自觉的挑战。”可见，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并不一定缺少总体性。如果承认现代化或者现代性叙事背后隐含着某种总体性的现代化世界想象，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革命史观指导下的现代文学”的颠覆和取代，不过是一个新总体性研究架构对旧总体性研究架构的替代。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确如萨支山所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阐释和实践范式已经失效，那么应该寻找怎样的一种总体性？当前全球化受挫的现实，是否预示这种现代化的总体性想象的理论潜能已经耗尽？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总体性”思想，是否意味着要回归王瑶、陈涌那一代的以政治性为前提的现代文学研究，或者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历史决定论在更高层次的重新相遇？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总体性之外，是否还设想了其他总体性的可能性？当前学界对总体性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其实有不小的差异，而缺少共识恰恰是总体性缺失的后果。但新的问题是，在建立新的共识的过程中，个体经验的差异性是否会被抹平？如果文学研究只能由总体性视野带来意义，那么个人性或者主体性的价值何在？反过来，如果引入AI的视角，在机器人越来越接近人类时，个人或人的定义其实已经需要重新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总体性是否也应该向未来敞开其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