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与周作人的文体观

关键词：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文白杂糅句式文体松动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学界对《源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启蒙思想以及社会性的话语事件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沈卫威的《周作人的新文学探源之路》、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王志松《周作人的文学史观与夏目漱石文艺理论》等。如果从语体文的视角考察《源流》可以发现，周作人1932年9月成书的《源流》是以其在辅仁大学做的八次“讲演”为基础，整理校阅而成的述学之文，成书过程并没有学者细致梳理。《源流》因“讲演”而成书，从注重口语表达的“讲演”到“落纸为文”的著述，必然牵扯到周作人的“文白观念”问题。笔者以《源流》为个案，梳理《源流》因讲演而成书的历史过程，从文体的角度考察周作人早期文章到《源流》的体式流变，揭示周作人的“文白观念”与新体散文观。

因“讲演”而成书的《源流》

《源流》是周作人在辅仁大学八次学术讲演的整理校阅稿。从1932年2月底，周作人受沈兼士的邀请到辅仁大学开始第一次学术讲演，到4月底完成讲演任务，再到后期邓恭三（邓广铭）整理，周作人校阅；同年9月《源流》终在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发行。

辅仁大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所以“文，理，教育”为重点的私立大学。在晚清报人英敛之等人的奔走呼号下，1925年3月辅仁大学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书。辅仁大学积极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同时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中国化的办学特色。自辅仁社创办以来，英敛之“尽瘁鞠躬”“奖掖后进”，1926年英敛之“竟以劳瘁过度，十五年一月十日逝世”。临终前英敛之将辅仁大学交付给前教务次长陈垣。陈垣紧抓教学工作，同时接受了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大力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与辅仁大学关系密切。1927年，学校董事会把“北京公教大学”改名为“北京辅仁大学”，正式向教育部“呈请立案”；是年41岁的沈兼士受聘为辅仁大学教员，并被推选为学校董事会董事。1929年9月，沈兼士任辅仁大学教授，主要讲授“文字学”和“广韵研究”。1931年8月因陈垣请假一年，沈兼士暂任代理校长一职。可见，在正式邀请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到辅仁大学讲演前，沈兼士与辅仁大学已有很深的渊源。沈兼士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1911年沈兼士从日本留学归国，次年从浙江嘉兴移居北京。约1914年进入北京大学，此后十余年，沈兼士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在此期间，沈兼士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如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通信”栏的《新文学与新字典》，与钱玄同讨论“标准字典之编法大纲”，旨在阐释文学之文和“俗语”（方言）的关系，即“国语文学”如何从口语中汲取营养。

此后，沈兼士与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等人，在北京大学多次讨论编纂字典与新文学发展的问题。1920年12月，沈兼士与周作人、钱玄同联合组织歌谣研究会，其主要事项如下：“（一）整理歌谣汇编的稿本：审音，定字，分类排比。（二）编刊汇编以外的一地方的歌谣专集。”歌谣是民间“口唱及合乐的歌”，口语化程度很高，“歌谣里有许多俗语都是有音无字，……要用汉字记录俗歌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勉强写出也不能正确，容易误解”。许多耳熟能详的口语在汉字中并没有唯一的书写形态，只有熟悉当地方言才能“听音解义”。不唯诗歌，散文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鲁迅的散文《无常》中，白无常自述履历时说：“看的是什么郎中？下方桥的陈念义儿子。”“我道nga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刻。”鲁迅解释说：“la者‘的’也；‘儿’读若‘倪’，倒是古音罢；nga者，‘我的’或‘我们的’之意也。”周作人在《谈酒》中提到：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语体文词汇不够用，“国语文学”需要国语文学家从方言中汲取词汇进行补给。作为国语“文学家”的周作人和作为“国语家”的沈兼士、钱玄同的合作，旨在解决“口语入诗”牵扯到的口语审音、定字问题，以此助推“国语文学”的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沈兼士在邀请周作人到辅仁大学讲演以前，已是辅仁大学的校长，沈兼士和周作人在“国语文学”的旗帜下有频繁的学术互动。1932年，沈兼士邀请周作人到辅仁大学做学术讲演，他“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周作人在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三时应兼士之约，往辅仁大学讲演，五时了，即返。”查看周作人日记可知，是年周作人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北京大学教师，除了完成正常的授课任务外，周作人还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俞平伯、梁宗岱、废名、任访秋等人，通过书信或走访形式频繁互动，尤其是废名经常去家里访问周作人。

关于在辅仁大学另外的七次讲演，周作人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次讲演的时间。3月3日，周作人日记记载：“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五时回。”10日，其日记云：“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三次，五时返。”17日，其日记云：“三时往辅仁讲演第四次。”31日，其日记云：“下午三时往辅仁大学第五次讲演。”在4月6日的日记中，周作人简单提及邓恭三来访，关于《源流》讲稿的记录、整理情况，日记并没有详细记载。邓恭三1930年来到北平，进入北大以前他对北大心向往之，因为那里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且20年代中期，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化名将都还在北大任教。经过两次报考，1932年夏邓恭三进入北大历史系，与傅斯年、钱穆、胡适等人接触颇多；后来在追忆师友的文章中，邓恭三对以上三位学者及陈寅恪、翦伯赞都有深情回忆。在进入北京大学以前，邓恭三有辅仁大学英文系的学习经历，在此期间“适逢周作人应代理校长沈兼士之邀，到校作6周的学术讲演，我逐讲为之做了详细记录”。14日，周氏日记云：“下午往辅仁第六次讲演。”20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听章太炎讲所著《广论语骈枝》”。晚上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章太炎、钱玄同等人吃饭。21日，其日记云：“下午三时往辅仁讲演第七次。”次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继续听章太炎讲课。4月28日，上午任访秋来访，从周作人处借书一册，下午周作人“往辅仁大学讲演第八次。”至此，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的讲演彻底结束。

讲演是一种现场感很强的文化形式，讲演者和聆听者是一种“发声”和“聆听”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媒介是“声音”。声音转瞬即逝，无法长久保存，因此“重文辞而轻声音”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周作人的讲演结束后，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邓恭三开始整理周作人的讲演内容。如何把具有思想性、学术性的声音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需要处理好“口语入文”的问题。

讲演“随口而出”“不畏详繁”，但“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宜求简要”“可以从容润色”。周作人的讲演难免存在“支离破碎、随感而发的缺憾”。讲演结束后，邓恭三在北京图书馆对讲稿引文进行校对，并把校对后的稿本交给了周作人。周作人明白“作文”（文章）与“讲演”（声音）有很大的差异，讲演要面对观众，而“写书与文章的人有如无线电广播，看不见观众的面，”可以“自说自话的胡写”，是个体沉静思考的有序表达。作文和讲演的差异要求：把讲演内容“落纸为文”就必须注意文章体式问题。周作人看过邓恭三的整理稿后，对其整理的稿本表示满意：“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6月17日，周作人校阅稿本，其日记云：“下午为邓恭三君校阅辅仁讲演，即为送交静农转交。”邓恭三拿到台静农转交的校阅稿后，对稿本内容再次检查核对，并于7月17日访问周作人时把稿本留了下来；当日周作人日记记载：“上午邓恭三君来访，留下讲演稿一册。”周作人对讲稿内容再次修订，7月24日其日记云：“重校讲稿了。”

不唯周作人，讲演的“口语”成为书写的“文章”（著作）时，学者都很谨慎。鲁迅在一则《通信》中写道：“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按照废名的说法，周作人“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对《源流》进行两次校阅，于周作人而言是“文责自负”的警惕；同时，校阅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讲演整理稿的“润色”和“提升”，有利于语体文的书面化。25日，周作人把“讲稿送交慧修”。至此，《源流》稿本的校阅工作正式结束。交稿后第二天（26日），周作人在自己的住所写下了《源流》的“小引”，旨在说明这部讲稿成书的原因。

关于《源流》的出版，据邓恭三回忆：周作人“特意关照署名为‘周作人演讲，邓恭三记录整理’，并把全部稿费给了我”。《源流》出版后，尤炳圻给周作人寄来2册，13日又送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30册”。

1932年2月底，在文字学家沈兼士的邀请下，周作人前往辅仁大学做了八次讲演。以周作人现场学术讲演的“声音”为基础，邓恭三对讲演内容进行记录整理，形成初稿；后经周作人与邓恭三接洽、校阅，1932年9月10日《源流》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发行，署名“周作人讲校”，封面上沈兼士题签“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源流》正式以纸面文字的形式开始在社会流通。

《源流》及周作人的“文白”观念

从《源流》的逻辑结构和内容看，该书首先对文学的定义、范围、研究对象、起源和作用进行介绍；其次，梳理了中国文学变迁的历史和文学发展潮流，及明末文学流派；再次，对清代文学之八股文、桐城派古文进行了梳理；最后，谈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涉及清末政治、梁启超的新文体、白话文运动、《新青年》杂志、文学革命和明末文学之关系及新文学采用白话的理由。《源流》视野宏大，“把二三百年来文学变迁的大势包罗无遗”，给读者带来了“有系统”的知识体验。如果从语体文的角度审视《源流》，可以发现“文白杂糅”是周作人秉持的书写观念。“文白之争”是晚清以来文学与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论点，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的接力和合力共同推进了白话文学的发展。晚清白话文运动、梁启超的新文体，“五四”文学革命、国语运动都在讨论和实践这个问题。到了《源流》成书的1932年，“文白之争”已大致有了定论，即文言和白话不可偏废一方。《源流》中周作人的语言观念几近“国语”，其“文白”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源流》认为晚清和“五四”的白话文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晚清时期的白话文是“八股翻白话”“态度则是二元的”。在周作人看来，“五四”时期是“写话”，把人们口头说的“话”写在纸面上，打破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阶层鸿沟，做到了真正的“言文合一”；晚清时期，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言是言，文是文”，读书人仍然写文言文，因“启蒙新民”的需要，晚清白话是把写好的文言文翻译成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白话文，“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周作人以“八股翻白话”论断晚清白话文的来源有失偏颇。1898年，《无锡白话报》创刊时提出了该报的三大任务：“演古”“演今”“演报”。可见，将文言书籍转述为白话文是晚清白话文来源的路径之一，但是晚清兴起的白话报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学艺术方面的报道也很多，这些信息是古文（古书）中不曾有的内容。

其实，20世纪初年《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竞业旬报》等“已经摆脱了由《无锡白话报》开创的‘文言翻白话’的套路”。1904年，《安徽俗话报》创刊，初创时期设立了论说、历史、教育、小说、诗词、实业、要紧的新闻等十三个栏目。创刊词《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申明：该报的主义“是很浅近的”，“做报的都是安徽人”，要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介绍“事体”“学问”，让本省人都看得明白。#61906年10月，《竞业旬报》在上海创刊，主要栏目有时闻、论说、学术、小说、社说、通信等。该报是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刊物，以提升民气、改良社会、改造国民性为宗旨，认为“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如何才能让语言“合而为一”？“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官话在传播“智识”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便捷之处已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印证。譬如，外国宗教进入中国，其教义译本“或为浅文、或为官话、或为京话、或为各地方言”。方言局限于地方区域，京话通行于京师之地，浅近文言对不识字的人来说还是有阅读障碍，因此推行最有力、最得体的“惟官话本乎”。官话“无方言之庞杂，入耳心通，无毫发扞格”。可见，除了周作人提及的“文言翻白话”的路径外，《安徽俗话报》的俗语书写、《竞业旬报》模拟官话的书写方式，助推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成为“口语”书写的经典案例。